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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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并不在這些文學史家沒有天才和努力，實因中國文學史的時期太長、作者太多、作品太繁，遂使編著中國文學史成為一件極困難的工作。
淺學如我，自然更不敢冒昧來擔負這樣重大的責任。
但因自己六年前曾經寫過一部《中國文學概論》（其上卷已由上海啟智書局出版），内容過于簡陋，自己時常想改作；去年夏天又重受書局之托，囑我編寫一部給大學和高中學生參考的文學史，乃決計着手編著。
中間曾因事停頓數次。
現因預備用為學校教本，遂将全書在短期中寫定付印。
我自知這本書必有許多偏枯的地方，但我也自信我的編輯方法、取材見解，是比較進步的。
為求讀者的深切了解，還有幾點淺薄的意思，似乎必要向讀者加以說明： 第一，文學向有廣狹二義，廣義的文學即如章炳麟所說“著于竹帛之謂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即是說一切著作皆文學。
這樣廣泛無際的文學界說，乃是古人對學術文化分類不清時的說法，已不能适用于現代。
至狹義的文學乃是專指訴之于情緒而能引起美感的作品，這才是現代的、進化的、正确的文學觀念。
本此文學觀念為準則，則我們不但說經學、史學、諸子哲學、理學等，壓根兒不是文學；即《左傳》《史記》《資治通鑒》中的文章，都不能說是文學；甚至于韓、柳、歐、蘇、方、姚一派的所謂“載道”的古文，也不是純粹的文學（在本書裡之所以有講到古文的地方，乃是借此以說明各時代文學的思潮及主張）。
我們認定隻有詩歌、辭賦、詞曲、小說及一部美的散文和遊記等，才是純粹的文學。
第二，文學史的分期向無公認一緻的說法。
因為要把脈絡一緻的文學史硬劃斷為幾個時期來叙述，本是很勉強的事。
有許多人很反對用政治史上的分期來講文學。
他們所持最大的理由，就是說文學的變遷往往不依政治的變遷而變遷。
此說固未嘗全無理由，但我覺得中國文學與政治實有至密切而不可分離的關系。
各種文體因得到政治的後援而發達，那是很明顯的，如漢賦、唐詩、宋詞、元曲皆然。
我們又看，每一個比較長期的時代，其文學都形成一條與政治相呼應的“初、盛、變、衰”的起伏線。
又每一個時代的初期的文學，都不免仍襲前代的舊作風（至秦、隋、五代等短促的時代，則完全浸沒在前代的作風裡）；每一個時代的中期，都能确立一種新的文學作風；每一個時代的末期，則都不免形成文派分歧的變格，或向後開倒車。
各種文學盛衰變遷的關系，都可以從政治的時代背景去求解釋。
處處都可以看出文學受各不同的政治時代的推移而進化的痕迹。
所以，我認定中國文學史的分期，最好還是以依據政治時代的分期較為妥當。
此外，實更無較完善的分期法。
第三，過去的文學史多偏重于死闆闆的靜物叙述，隻知記述作家的身世，批評其作品。
至于各個時代的文學思潮的起伏、各種文體的淵源流變，及關于各種文學的背景及原因的分析，皆非其所熟知。
如胡懷琛的《中國文學史略》，竟是一部名詞目錄，真是可笑。
其他的文學史亦頗多散漫瑣碎，無法統率一緻者。
我在這本文學史上最注意的就是糾正這方面的錯誤。
我要把各時代散漫的材料設法統率起來；在可能的範圍内，要把各種文體、各種文派、作家及作品，尋出它們相互間的聯絡的線索，作為叙述的間架；同時，我注意各個時代文學思潮的形态及其優點與缺點，注意各種文體的發展及各種文派的流變。
總之，我盡力地使我的文學史能夠成為一部活的脈絡一緻的文學史，雖然這也許是我一個力不勝任的妄想。
這上面所說的三點，是我對于編著文學史幾個重要的信念。
這本十餘萬字的文學史就是根據這幾個信念寫成的。
此外，普通所認定對于文學史的叙述，應抱持謹慎、客觀、求信的态度，對于文學史上所下的批評，應求其正确，恰合于現代的文學賞鑒觀念。
關于這些，我也不曾忽略。
不過像這樣一部複雜廣大的文學史，寫定的時間還不到半年，其中疏漏錯誤之處，自所不免。
那都請高明之士加以指正吧。
胡雲翼 二十，八，四（1931年8月4日）上海
淺學如我，自然更不敢冒昧來擔負這樣重大的責任。
但因自己六年前曾經寫過一部《中國文學概論》（其上卷已由上海啟智書局出版），内容過于簡陋，自己時常想改作；去年夏天又重受書局之托，囑我編寫一部給大學和高中學生參考的文學史，乃決計着手編著。
中間曾因事停頓數次。
現因預備用為學校教本，遂将全書在短期中寫定付印。
我自知這本書必有許多偏枯的地方，但我也自信我的編輯方法、取材見解，是比較進步的。
為求讀者的深切了解，還有幾點淺薄的意思，似乎必要向讀者加以說明： 第一，文學向有廣狹二義，廣義的文學即如章炳麟所說“著于竹帛之謂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即是說一切著作皆文學。
這樣廣泛無際的文學界說，乃是古人對學術文化分類不清時的說法，已不能适用于現代。
至狹義的文學乃是專指訴之于情緒而能引起美感的作品，這才是現代的、進化的、正确的文學觀念。
本此文學觀念為準則，則我們不但說經學、史學、諸子哲學、理學等，壓根兒不是文學；即《左傳》《史記》《資治通鑒》中的文章，都不能說是文學；甚至于韓、柳、歐、蘇、方、姚一派的所謂“載道”的古文，也不是純粹的文學（在本書裡之所以有講到古文的地方，乃是借此以說明各時代文學的思潮及主張）。
我們認定隻有詩歌、辭賦、詞曲、小說及一部美的散文和遊記等，才是純粹的文學。
第二，文學史的分期向無公認一緻的說法。
因為要把脈絡一緻的文學史硬劃斷為幾個時期來叙述，本是很勉強的事。
有許多人很反對用政治史上的分期來講文學。
他們所持最大的理由，就是說文學的變遷往往不依政治的變遷而變遷。
此說固未嘗全無理由，但我覺得中國文學與政治實有至密切而不可分離的關系。
各種文體因得到政治的後援而發達，那是很明顯的，如漢賦、唐詩、宋詞、元曲皆然。
我們又看，每一個比較長期的時代，其文學都形成一條與政治相呼應的“初、盛、變、衰”的起伏線。
又每一個時代的初期的文學，都不免仍襲前代的舊作風（至秦、隋、五代等短促的時代，則完全浸沒在前代的作風裡）；每一個時代的中期，都能确立一種新的文學作風；每一個時代的末期，則都不免形成文派分歧的變格，或向後開倒車。
各種文學盛衰變遷的關系，都可以從政治的時代背景去求解釋。
處處都可以看出文學受各不同的政治時代的推移而進化的痕迹。
所以，我認定中國文學史的分期，最好還是以依據政治時代的分期較為妥當。
此外，實更無較完善的分期法。
第三，過去的文學史多偏重于死闆闆的靜物叙述，隻知記述作家的身世，批評其作品。
至于各個時代的文學思潮的起伏、各種文體的淵源流變，及關于各種文學的背景及原因的分析，皆非其所熟知。
如胡懷琛的《中國文學史略》，竟是一部名詞目錄，真是可笑。
其他的文學史亦頗多散漫瑣碎，無法統率一緻者。
我在這本文學史上最注意的就是糾正這方面的錯誤。
我要把各時代散漫的材料設法統率起來；在可能的範圍内，要把各種文體、各種文派、作家及作品，尋出它們相互間的聯絡的線索，作為叙述的間架；同時，我注意各個時代文學思潮的形态及其優點與缺點，注意各種文體的發展及各種文派的流變。
總之，我盡力地使我的文學史能夠成為一部活的脈絡一緻的文學史，雖然這也許是我一個力不勝任的妄想。
這上面所說的三點，是我對于編著文學史幾個重要的信念。
這本十餘萬字的文學史就是根據這幾個信念寫成的。
此外，普通所認定對于文學史的叙述，應抱持謹慎、客觀、求信的态度，對于文學史上所下的批評，應求其正确，恰合于現代的文學賞鑒觀念。
關于這些，我也不曾忽略。
不過像這樣一部複雜廣大的文學史，寫定的時間還不到半年，其中疏漏錯誤之處，自所不免。
那都請高明之士加以指正吧。
胡雲翼 二十，八，四（1931年8月4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