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關燈
小
中
大
相比較，其言猶為近似。
這究竟是《史記》的偶爾疏忽，誤把頓弱記為尉缭，還是别的什麼原因呢？這個問題尚待進一步探讨。
上述理由說明，《隋志》關于“尉缭，梁惠王時人”的說法，有一定道理，較為可信。
關于《尉缭子》這部兵書的成書年代，我們隻能作一個大概的推測。
公元前三三四年（周顯王三十五年，即梁惠王後二年），“惠王數被于軍旅，卑禮厚币以招賢者”。
之後，各派人物雲集大粱，“鄒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史記魏世家》）。
尉缭很可能就在這時見到梁惠王。
《尉缭子》這部兵書很可能就是梁惠王與尉缭談話的一個記錄。
西漢前期賈誼在陳政事疏中有“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的話。
其中“主上之操也”後半句，宋代王應麟曾指出：“語出《尉缭子》”（《困學記聞》卷十諸子條）。
《尉缭子》理應是西漢以前的著作。
再者，一九七二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武帝初年的墓葬中發現有與今本《尉缭子》基本相合的殘簡，就更加有力地證明，《尉缭子》至遲在西漢前期就已經流傳于世了。
三關于尉缭子的思想内容 戰國中後期，各諸侯國之間的兼并戰争日益頻繁，規模越來越大，迫切需要富國強兵，走向封建統一，《尉缭子》正是适應于這種曆史趨勢的産物。
縱觀《尉缭子》二十四篇，可以劃分為兩個部分。
前十二篇（從《天官》第一至《戰權》第十二），主要内容是論述作者的政治觀和戰争觀；後十二篇（從《重刑令》第十三至《兵令》下第二十四），主要内容是論述軍令和軍制。
這兩個部分緊密聯系，互為補充，互相滲透，甚至還有某些重複。
在政治觀上，《尉缭子》重視“求己”。
它說：“蒼蒼之天，莫知其極；帝王之君，誰為法則？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己者也”（《治本第十一》）。
這反映出作者充滿自信、敢于面對現實的政治态度。
《尉缭子》能夠初步地透過當時軍事上所面臨的問題看到政治的重要性，認為軍事上的勝利取決于國家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措施。
隻有國家富足而安定，才能“戰勝于外”、“威制天下”。
所以它明确闡述了“兵勝于朝廷”（《兵談》第二）的道理。
作者主張從整頓刷新政治入手，健全國家制度，明确君臣職守（《原官》第十）；公正審理案件，給受株連的衆多良民，平反（《将理》第九）；安撫流離失所的老百姓，使荒蕪的土地得到開發利用（《兵談》第二）；注重耕織，把發展農業作為治國之本（《治本》第十一）。
要堅決實行農戰政策，它認為“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争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制談第三》）。
在戰争觀上，《尉缭子》主張實行“誅暴亂禁不義”的原勒宣說：“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
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武議第八）。
它認為，軍隊所到之處，應該使農民不離開自己的田地，商人不離開自己的店鋪，官吏不離開自己的官府。
它還認為軍隊每到一地，隻要不侵害老百姓的利益，不耽誤老百姓的農時，“寬其政，夷其業，救其弊，則足以施天下”（《兵教下第二十二》）。
從這些言論中不難看出，尉缭這種以仁義為本的戰，争觀，其目的是要通過大規模的戰争，“算兼廣大，以一其制度”（《兵教下第二十二》）。
實現封建統一。
從《尉缭子》中可以看到，當時老百姓躲避兵役，士兵臨陣逃亡的現象普遍存在，士兵與将吏之間的矛盾非常尖銳。
面對這種尖銳的階級對立，《尉缭子》在治軍方面主張“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後”（重刑令第十三）。
它很強調選拔和任用清廉能幹的将帥，要求将帥“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不要“心狂、目盲、耳聾”（《兵談第二》）；要以身作則，嚴格要求自己，做到“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以身同之”（《戰威第四》）；并要具有自我犧牲
這究竟是《史記》的偶爾疏忽，誤把頓弱記為尉缭，還是别的什麼原因呢？這個問題尚待進一步探讨。
上述理由說明，《隋志》關于“尉缭，梁惠王時人”的說法，有一定道理，較為可信。
關于《尉缭子》這部兵書的成書年代，我們隻能作一個大概的推測。
公元前三三四年（周顯王三十五年，即梁惠王後二年），“惠王數被于軍旅，卑禮厚币以招賢者”。
之後，各派人物雲集大粱，“鄒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史記魏世家》）。
尉缭很可能就在這時見到梁惠王。
《尉缭子》這部兵書很可能就是梁惠王與尉缭談話的一個記錄。
西漢前期賈誼在陳政事疏中有“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的話。
其中“主上之操也”後半句，宋代王應麟曾指出：“語出《尉缭子》”（《困學記聞》卷十諸子條）。
《尉缭子》理應是西漢以前的著作。
再者，一九七二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武帝初年的墓葬中發現有與今本《尉缭子》基本相合的殘簡，就更加有力地證明，《尉缭子》至遲在西漢前期就已經流傳于世了。
三關于尉缭子的思想内容 戰國中後期，各諸侯國之間的兼并戰争日益頻繁，規模越來越大，迫切需要富國強兵，走向封建統一，《尉缭子》正是适應于這種曆史趨勢的産物。
縱觀《尉缭子》二十四篇，可以劃分為兩個部分。
前十二篇（從《天官》第一至《戰權》第十二），主要内容是論述作者的政治觀和戰争觀；後十二篇（從《重刑令》第十三至《兵令》下第二十四），主要内容是論述軍令和軍制。
這兩個部分緊密聯系，互為補充，互相滲透，甚至還有某些重複。
在政治觀上，《尉缭子》重視“求己”。
它說：“蒼蒼之天，莫知其極；帝王之君，誰為法則？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己者也”（《治本第十一》）。
這反映出作者充滿自信、敢于面對現實的政治态度。
《尉缭子》能夠初步地透過當時軍事上所面臨的問題看到政治的重要性，認為軍事上的勝利取決于國家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措施。
隻有國家富足而安定，才能“戰勝于外”、“威制天下”。
所以它明确闡述了“兵勝于朝廷”（《兵談》第二）的道理。
作者主張從整頓刷新政治入手，健全國家制度，明确君臣職守（《原官》第十）；公正審理案件，給受株連的衆多良民，平反（《将理》第九）；安撫流離失所的老百姓，使荒蕪的土地得到開發利用（《兵談》第二）；注重耕織，把發展農業作為治國之本（《治本》第十一）。
要堅決實行農戰政策，它認為“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争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制談第三》）。
在戰争觀上，《尉缭子》主張實行“誅暴亂禁不義”的原勒宣說：“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
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武議第八）。
它認為，軍隊所到之處，應該使農民不離開自己的田地，商人不離開自己的店鋪，官吏不離開自己的官府。
它還認為軍隊每到一地，隻要不侵害老百姓的利益，不耽誤老百姓的農時，“寬其政，夷其業，救其弊，則足以施天下”（《兵教下第二十二》）。
從這些言論中不難看出，尉缭這種以仁義為本的戰，争觀，其目的是要通過大規模的戰争，“算兼廣大，以一其制度”（《兵教下第二十二》）。
實現封建統一。
從《尉缭子》中可以看到，當時老百姓躲避兵役，士兵臨陣逃亡的現象普遍存在，士兵與将吏之間的矛盾非常尖銳。
面對這種尖銳的階級對立，《尉缭子》在治軍方面主張“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後”（重刑令第十三）。
它很強調選拔和任用清廉能幹的将帥，要求将帥“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不要“心狂、目盲、耳聾”（《兵談第二》）；要以身作則，嚴格要求自己，做到“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以身同之”（《戰威第四》）；并要具有自我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