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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缭子》是我國古代軍事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影響的一部兵書。
由于年長日久，輾轉流傳，人們對這部兵書的著錄、作者、成書年代和思想内容等，說法不一。
正面就這些問題談談我們的看法。
一關于尉缭子的著錄 《尉缭子》的著錄，最早見于《漢書藝文志》。
《漢志》在雜家類著錄“《尉缭》二十九篇”，并自注“六國時”；在兵形勢家類著錄“《尉缭》三十一篇”。
《漢志》把雜家類書籍的内容概括為“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
及蕩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漢志》又把兵形勢家類書籍的内容概括為：“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從今本《尉缭子》的内容分析，它當屬于漢志中雜家類，而不是兵形勢家尉缭。
在《隋書》和《舊唐書》的《經籍志》以及《新唐書》的《藝文志》中，就隻見雜家類有《尉缭子》的著錄，不見兵家類有《尉缭子》的著錄。
而《隋書》的主編魏征，在他另編的《群書治要》中收錄《尉缭子》的《天官》、《兵談》、《制談》、《兵令》四篇，與今本《尉缭子》中的四篇大體相同，隻是個别文字略有出入。
這就有力地征明，魏征在《隋書經籍志》中所說的雜家《尉缭子》，實際上就是流傳到今天的這部兵書《尉缭子》。
到了北宋元豐年間，當時政府把《尉缭子》和《孫子》、《吳子》、《六韬》、《司馬法》、《黃石公三略》、《李衛公問對》合在一起編為“武經七書”，成為當時研究軍事的必讀之物。
從此以後，人們一般隻知道尉缭子是部兵書，而對《漢志》、《隋志》曾将它列入雜家類的情況就不太清楚了。
因而明、清有的學者誤認為，雜家《尉缭子》已佚失，唯兵家《尉缭子》獨傳。
事實上，不管把《尉缭子》列入雜家還是兵家，都不影響它是一部古代兵書。
就連《漢志》也注明，雜家類著作都是“入兵法”的。
二關于尉缭子的作者和成書年代 關于尉缭子的作者，盡管說法很多，但主要不外乎兩種意見。
一種意見是根據《尉缭子》開頭就有“梁惠王問尉缭子曰”的話，認為該書的作者尉缭是梁惠王時人。
另一種意見是根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述，公元前二三七年（秦始皇十年），有一“大梁（今河南開封）人尉缭”來秦遊說，為秦謀劃統一，被秦始皇封為“國尉”（最高軍事長官），因而認為該書的作者尉缭是秦始皇時人。
我們認為，從梁惠王到秦始皇，其間相距百年左右，就是梁惠王末年到奏始皇十年，也有八十二年的時間，很難說這兩個年代的尉缭是同一個人。
從《尉缭子》這部兵書本身和有關史料來看，它的作者應是梁惠王時的尉缭，而不是秦始皇時的尉缭。
其理由是：（一）《尉缭子》開篇便有“梁惠王問尉缭子曰……尉缭子對曰……”的對話，全書前後語氣一貫，表明君臣身份的語句有十處之多，始終以問對形式出現，在沒有确實可靠的根據說它是“僞托”之前，就應該把它的作者尉缭看作是梁惠王時人。
（二）尉缭在陳述政見和兵法中，反複強調農戰和“修号令”、“明刑賞”、“審法制”等思想，這反映了包括魏國在内的山東六國于商鞅變法之後，力求變法圖強的政治要求。
這些政見如果獻給力挽敗局、圖謀中興的梁惠王，就比較适宜；如果獻給經過變法、日漸強盛的秦始皇，則實屬無的放矢。
而勸秦始皇“毋愛财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史記秦始皇本紀》）的那個尉缭的政治主張，在《尉缭子》又不見提及，說明他與該書無關。
（三）尉缭子兩次提到“吳起與秦戰”（《武議》第八），稱贊吳起“舍不平隴畝”。
從避嫌的角度講，該書的作者有可能是梁惠王時的尉缭，而不可能是秦始皇時的尉缭。
（四）《史記》所引用的史料好多從《戰國策》而來，而戰國策秦策中記載有一個名叫頓弱的人給秦始皇獻策，與《史記》中尉缭給秦始皇獻策
由于年長日久，輾轉流傳，人們對這部兵書的著錄、作者、成書年代和思想内容等，說法不一。
正面就這些問題談談我們的看法。
一關于尉缭子的著錄 《尉缭子》的著錄，最早見于《漢書藝文志》。
《漢志》在雜家類著錄“《尉缭》二十九篇”，并自注“六國時”；在兵形勢家類著錄“《尉缭》三十一篇”。
《漢志》把雜家類書籍的内容概括為“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
及蕩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漢志》又把兵形勢家類書籍的内容概括為：“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從今本《尉缭子》的内容分析，它當屬于漢志中雜家類，而不是兵形勢家尉缭。
在《隋書》和《舊唐書》的《經籍志》以及《新唐書》的《藝文志》中，就隻見雜家類有《尉缭子》的著錄，不見兵家類有《尉缭子》的著錄。
而《隋書》的主編魏征，在他另編的《群書治要》中收錄《尉缭子》的《天官》、《兵談》、《制談》、《兵令》四篇，與今本《尉缭子》中的四篇大體相同，隻是個别文字略有出入。
這就有力地征明，魏征在《隋書經籍志》中所說的雜家《尉缭子》，實際上就是流傳到今天的這部兵書《尉缭子》。
到了北宋元豐年間，當時政府把《尉缭子》和《孫子》、《吳子》、《六韬》、《司馬法》、《黃石公三略》、《李衛公問對》合在一起編為“武經七書”，成為當時研究軍事的必讀之物。
從此以後，人們一般隻知道尉缭子是部兵書，而對《漢志》、《隋志》曾将它列入雜家類的情況就不太清楚了。
因而明、清有的學者誤認為，雜家《尉缭子》已佚失，唯兵家《尉缭子》獨傳。
事實上，不管把《尉缭子》列入雜家還是兵家，都不影響它是一部古代兵書。
就連《漢志》也注明，雜家類著作都是“入兵法”的。
二關于尉缭子的作者和成書年代 關于尉缭子的作者，盡管說法很多，但主要不外乎兩種意見。
一種意見是根據《尉缭子》開頭就有“梁惠王問尉缭子曰”的話，認為該書的作者尉缭是梁惠王時人。
另一種意見是根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述，公元前二三七年（秦始皇十年），有一“大梁（今河南開封）人尉缭”來秦遊說，為秦謀劃統一，被秦始皇封為“國尉”（最高軍事長官），因而認為該書的作者尉缭是秦始皇時人。
我們認為，從梁惠王到秦始皇，其間相距百年左右，就是梁惠王末年到奏始皇十年，也有八十二年的時間，很難說這兩個年代的尉缭是同一個人。
從《尉缭子》這部兵書本身和有關史料來看，它的作者應是梁惠王時的尉缭，而不是秦始皇時的尉缭。
其理由是：（一）《尉缭子》開篇便有“梁惠王問尉缭子曰……尉缭子對曰……”的對話，全書前後語氣一貫，表明君臣身份的語句有十處之多，始終以問對形式出現，在沒有确實可靠的根據說它是“僞托”之前，就應該把它的作者尉缭看作是梁惠王時人。
（二）尉缭在陳述政見和兵法中，反複強調農戰和“修号令”、“明刑賞”、“審法制”等思想，這反映了包括魏國在内的山東六國于商鞅變法之後，力求變法圖強的政治要求。
這些政見如果獻給力挽敗局、圖謀中興的梁惠王，就比較适宜；如果獻給經過變法、日漸強盛的秦始皇，則實屬無的放矢。
而勸秦始皇“毋愛财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史記秦始皇本紀》）的那個尉缭的政治主張，在《尉缭子》又不見提及，說明他與該書無關。
（三）尉缭子兩次提到“吳起與秦戰”（《武議》第八），稱贊吳起“舍不平隴畝”。
從避嫌的角度講，該書的作者有可能是梁惠王時的尉缭，而不可能是秦始皇時的尉缭。
（四）《史記》所引用的史料好多從《戰國策》而來，而戰國策秦策中記載有一個名叫頓弱的人給秦始皇獻策，與《史記》中尉缭給秦始皇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