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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做到“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武議第八》）。
要在士兵中樹立威嚴，它認為“故善将者愛與威而已”（攻權第五）。
還要賞罰分明，敢賞敢罰，做到“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喜者賞之”（《武議第八》）等等。
《尉缭子》很重視嚴明軍紀，嚴格練兵。
它在後十二篇中，從各級軍吏戰敗逃跑的懲處條令到基層組織的連保制度，從營區劃分到戰場上各級軍吏的懲處權限，從戰鬥編成到信号指揮，從将帥受命到各部隊任務的區分，從單兵訓練到大部隊演習，都有明确要求。
它還保留有着裝、徽章、從軍、戍邊、宿營以及車陣等各方面的一些具體規定。
所有這些，都為我們研究我國古代軍事史，提供了可供參考的資料。
在作戰指導上，《尉缭子》重視研究敵我雙方的情況，主張“權敵審将而後舉兵”（《攻權第五》）。
它認為，“凡興師必審内外之權，以計其去。
兵有備阙，糧食有餘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後興師伐亂，必能人之”（《兵教下第二十二》）。
它還說：“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戰威第四》）。
作者提出的這些觀點，與孫武“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軍事思想是一緻的。
再者，《尉缭子》還論述了國家掌握市場管理以保證軍需供應的必要性，闡述了城防攻守的戰術原理。
它認為，“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武議第八》）。
這比孫子思想有所發展，反映了戰國中後期城鎮經濟繁榮、城防地位日臻顯要的社會情況。
此外，《尉缭子》還強調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
從全書第一篇到最末一篇，作者反複論述求神求鬼不如重視“人事”的道理，反對那種“考孤虛，占鹹池，合龜兆，視吉兇，觀星辰風雲之變”（《武議第八》）的迷信做法。
這都明顯地反映了尉縧子一書的樸素唯物主義觀點。
如同其他古代軍事著作一樣，《尉缭子》也有它的階級局限性和曆史局限性。
比如它過分強調國君和将帥的作用，其曆史觀是唯心主義的。
它主張用殘酷的刑罰來保證紀律的執行，甚至鼓吹“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兵令下第二十四》），這充分暴露了剝削階級任意奴役和壓迫勞動人民的階級本性，也說明它的以“仁義”為本的戰争觀具有很大的虛僞性和欺騙性。
此外，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它談論的一些“官無事治，上無慶賞，民無獄訟，國無商賈”（《原官第十》）之類的空話，就未免太脫離現實、陷入空想了。
四關于尉缭子的整理 “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
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并蓄”（《毛澤東選集》新版橫排四卷合訂本第667-668頁）。
我們本着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的這一教導，對《尉缭子》這部古代兵書進行了整理。
首先是校對版本。
我們見到今本《尉缭子》的版本有：宋本《武經七書》本（上海中華學藝社影印）、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所收影宋本、明代李清《武經七書集注》本和清代湖北崇文書局本等八個版本。
經過比較之後，确定以宋本為底本，以崇文書局本為校本，對其中的錯字、漏字作了改補。
有的地方還參照銀雀山出土竹簡（載《文物》1977年第2、3兩期）作了訂正和說明。
同時，對每篇都劃分了段落，加了标點。
在此基礎止，作了一些簡明注釋。
每篇末後，附有譯文。
譯文盡量采取直譯，個别地方采取意譯，力求準确地表達原文的意思。
為了說明各篇中心意思，每篇前面都寫了扼要的内容說明。
在注譯過程中，盡管我們翻閱了有關資料，力求注譯。
符合原意。
但由于水平所限，不妥和錯誤之處在所難免，懇切希望讀者批評指正。
對有關單位和有關同志給予我們的幫助，在此謹緻以誠摯的謝意。
華陸綜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
要在士兵中樹立威嚴，它認為“故善将者愛與威而已”（攻權第五）。
還要賞罰分明，敢賞敢罰，做到“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喜者賞之”（《武議第八》）等等。
《尉缭子》很重視嚴明軍紀，嚴格練兵。
它在後十二篇中，從各級軍吏戰敗逃跑的懲處條令到基層組織的連保制度，從營區劃分到戰場上各級軍吏的懲處權限，從戰鬥編成到信号指揮，從将帥受命到各部隊任務的區分，從單兵訓練到大部隊演習，都有明确要求。
它還保留有着裝、徽章、從軍、戍邊、宿營以及車陣等各方面的一些具體規定。
所有這些，都為我們研究我國古代軍事史，提供了可供參考的資料。
在作戰指導上，《尉缭子》重視研究敵我雙方的情況，主張“權敵審将而後舉兵”（《攻權第五》）。
它認為，“凡興師必審内外之權，以計其去。
兵有備阙，糧食有餘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後興師伐亂，必能人之”（《兵教下第二十二》）。
它還說：“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戰威第四》）。
作者提出的這些觀點，與孫武“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軍事思想是一緻的。
再者，《尉缭子》還論述了國家掌握市場管理以保證軍需供應的必要性，闡述了城防攻守的戰術原理。
它認為，“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武議第八》）。
這比孫子思想有所發展，反映了戰國中後期城鎮經濟繁榮、城防地位日臻顯要的社會情況。
此外，《尉缭子》還強調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
從全書第一篇到最末一篇，作者反複論述求神求鬼不如重視“人事”的道理，反對那種“考孤虛，占鹹池，合龜兆，視吉兇，觀星辰風雲之變”（《武議第八》）的迷信做法。
這都明顯地反映了尉縧子一書的樸素唯物主義觀點。
如同其他古代軍事著作一樣，《尉缭子》也有它的階級局限性和曆史局限性。
比如它過分強調國君和将帥的作用，其曆史觀是唯心主義的。
它主張用殘酷的刑罰來保證紀律的執行，甚至鼓吹“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兵令下第二十四》），這充分暴露了剝削階級任意奴役和壓迫勞動人民的階級本性，也說明它的以“仁義”為本的戰争觀具有很大的虛僞性和欺騙性。
此外，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它談論的一些“官無事治，上無慶賞，民無獄訟，國無商賈”（《原官第十》）之類的空話，就未免太脫離現實、陷入空想了。
四關于尉缭子的整理 “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
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并蓄”（《毛澤東選集》新版橫排四卷合訂本第667-668頁）。
我們本着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的這一教導，對《尉缭子》這部古代兵書進行了整理。
首先是校對版本。
我們見到今本《尉缭子》的版本有：宋本《武經七書》本（上海中華學藝社影印）、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所收影宋本、明代李清《武經七書集注》本和清代湖北崇文書局本等八個版本。
經過比較之後，确定以宋本為底本，以崇文書局本為校本，對其中的錯字、漏字作了改補。
有的地方還參照銀雀山出土竹簡（載《文物》1977年第2、3兩期）作了訂正和說明。
同時，對每篇都劃分了段落，加了标點。
在此基礎止，作了一些簡明注釋。
每篇末後，附有譯文。
譯文盡量采取直譯，個别地方采取意譯，力求準确地表達原文的意思。
為了說明各篇中心意思，每篇前面都寫了扼要的内容說明。
在注譯過程中，盡管我們翻閱了有關資料，力求注譯。
符合原意。
但由于水平所限，不妥和錯誤之處在所難免，懇切希望讀者批評指正。
對有關單位和有關同志給予我們的幫助，在此謹緻以誠摯的謝意。
華陸綜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