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國文與外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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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之位，此在他國或與主位稍異，而英文則無所别，與吾國同。
）不甯惟是，“患不知人”之人，稱賢人也。
與“過也人皆見之”之人稱常人者有别，更以修辭學言之，人不限于第三人稱。
如《檀弓》“哲人其萎乎”，哲人，孔子自謂也，即歐美文所謂第一人稱也。
《論語》“斯人也而有斯疾”，斯人則孔子對伯牛稱之也，此即歐美文之第二人稱也。
又歐美文形容字所表彰之品量，國文雖不加形式，亦可于句中以意會之。
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即泛言賢而非比較也，歐美文謂之尋常形容字。
《孟子》“吾子與子路孰賢”、“吾子與管仲孰賢”，兩賢字，即歐美字所謂較勝形容字，以其為二者相較也。
“宰我曰夫子賢于堯舜遠矣”之賢字，即歐美文所謂尤勝形容字，以夫子一人與堯舜二人相較也。
若是者無不可因文見意，固不必如歐美文變化其賢之字尾以示别異也。
他如動字之時、氣、情等，皆可于文中觇之。
蓋精神蘊于内，無需形式示于外也。
是以其文章而為傳疑者欤？則以乎、耶諸字煞句尾，抑不然而傳信者欤？則以也、矣、焉諸字煞句尾，或為感歎之詞，則冠句首或煞句尾以嗚呼、噫籲嘻諸字，凡此之類皆足以傳神阿堵，令讀者自會于言外，無取形式之标識焉。
數千年來，中國無如歐美之文法書，而歐美文法學說，則日新月異，豈非以形式可說，而精神不可說乎？夫形式之為用暫，惟精神可以常存，此西人所恒言也。
是以中國文章，數千年來雖屢有變遷，然其精神尚能保持一緻，故唐虞三代之文，傳遣至今者，尚無不可解。
若泰西則數百年前之著錄，能解之者便少，此不惟因其文字為标音，以古今音訛而字形有變，亦以文章不賴精神傳之，專恃形式。
形式一變，則效用全失，固勢有必然者也。
然歐美文章家，亦有厭其束縛，不遵成例著錄者，英人莎士比亞即其人也。
今觀莎氏文集，其造句遣詞，多不循常軌，且時有與文法極相背謬者。
莎氏乃于其文集外，别制一字典以自解釋，然竟能為一代文豪，而為後世所誦法，亦正以其文趨重精神，不為形式所拘，有合乎人心之同然也。
一時流風所被，著錄漸破其常格，英國文學有趨于精神而脫離形式之勢，然卒以積習難除，不久仍規複舊觀。
嗣後文法條例愈嚴，遂永保其形式文章，以為發展矣。
試返之我國則何如？六朝之際，文尚格律，詩嚴聲病，似亦漸趨于形式；然昌黎複古，舉國風從，此為國人崇尚精神之證。
故時至今日，仍能保持數千年舊有之文學，繼繼繩繩，勿使放墜，此為歐美諸國所最不可及者也。
桐城姚鼐曰：“古人文章之體非一類，其瑰玮奇麗之振發，亦不可謂其盡出于無意也。
然要是才力氣勢驅使之所必至，非勉力而為之也。
文章之境，莫佳于平淡，措語遣意有若自然生成者。
”陽湖恽敬論文，以為能審勢，故無定形。
古之作者，言無同聲，章無同格，是也。
而湘鄉曾國藩則曰：“古之文初無所謂法也，《易》、《書》、《詩》、《儀禮》、《春秋》諸經，其體勢聲色，曾無一字相襲。
即周秦諸子，亦各自成體。
持此衡彼，畫然若金玉與卉木之同類，是烏有所謂法者。
後人本不能文，強取古人所造而摹拟之，于是有合有離，而法不法名焉。
若其不俟摹拟，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約有二端：曰理，曰情。
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筆諸書，而傳諸世，稱吾愛惡悲愉之情，而綴辭以達之，若剖肺肝而陳簡策。
斯皆自然之文。
性情敦厚者，類能為之，而淺深工拙，則相去十百千萬而未始有極。
自群經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勝。
以理勝者，多闡幽造極之語，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勝者，多悱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豐缛寡實。
自東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寡行，辭多俪語，即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間以婀娜之聲；曆唐代不改，雖韓柳銳志複古，而不能革舉世骈俪之風，此皆習于情韻者類也。
宋興既久，歐陽、曾、王之徒，崇奉韓公以為不遷之宗，适會其時，大儒疊起，相與上探鄒魯，研讨微言，群士慕效，類皆法韓氏之氣體以闡明性道。
自元明至我清康雍之間，風會略同，非是，不足與于文斯之末，此皆習于義理者類也。
夫曰勢曰理曰情，要皆出之自然，故曰文無定法，惟其是耳。
”是者，自然之謂也。
自然二字，實為我國文章之神髓焉。
然我國文章非無法也，姚鼐述歙程吏部曆城周編修語曰：“為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
”而桐城劉大櫆則以為文章到極妙處，便一字不可移易，所謂無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也。
故曰：“文成法立。
”特所謂法，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而用法者貴能得法外意耳。
俟下章詳論之。
）不甯惟是，“患不知人”之人，稱賢人也。
與“過也人皆見之”之人稱常人者有别，更以修辭學言之，人不限于第三人稱。
如《檀弓》“哲人其萎乎”，哲人，孔子自謂也，即歐美文所謂第一人稱也。
《論語》“斯人也而有斯疾”，斯人則孔子對伯牛稱之也，此即歐美文之第二人稱也。
又歐美文形容字所表彰之品量，國文雖不加形式，亦可于句中以意會之。
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即泛言賢而非比較也，歐美文謂之尋常形容字。
《孟子》“吾子與子路孰賢”、“吾子與管仲孰賢”，兩賢字，即歐美字所謂較勝形容字，以其為二者相較也。
“宰我曰夫子賢于堯舜遠矣”之賢字，即歐美文所謂尤勝形容字，以夫子一人與堯舜二人相較也。
若是者無不可因文見意，固不必如歐美文變化其賢之字尾以示别異也。
他如動字之時、氣、情等，皆可于文中觇之。
蓋精神蘊于内，無需形式示于外也。
是以其文章而為傳疑者欤？則以乎、耶諸字煞句尾，抑不然而傳信者欤？則以也、矣、焉諸字煞句尾，或為感歎之詞，則冠句首或煞句尾以嗚呼、噫籲嘻諸字，凡此之類皆足以傳神阿堵，令讀者自會于言外，無取形式之标識焉。
數千年來，中國無如歐美之文法書，而歐美文法學說，則日新月異，豈非以形式可說，而精神不可說乎？夫形式之為用暫，惟精神可以常存，此西人所恒言也。
是以中國文章，數千年來雖屢有變遷，然其精神尚能保持一緻，故唐虞三代之文，傳遣至今者，尚無不可解。
若泰西則數百年前之著錄，能解之者便少，此不惟因其文字為标音，以古今音訛而字形有變，亦以文章不賴精神傳之，專恃形式。
形式一變，則效用全失，固勢有必然者也。
然歐美文章家，亦有厭其束縛，不遵成例著錄者，英人莎士比亞即其人也。
今觀莎氏文集，其造句遣詞，多不循常軌，且時有與文法極相背謬者。
莎氏乃于其文集外，别制一字典以自解釋，然竟能為一代文豪，而為後世所誦法，亦正以其文趨重精神，不為形式所拘，有合乎人心之同然也。
一時流風所被，著錄漸破其常格，英國文學有趨于精神而脫離形式之勢，然卒以積習難除，不久仍規複舊觀。
嗣後文法條例愈嚴，遂永保其形式文章，以為發展矣。
試返之我國則何如？六朝之際，文尚格律，詩嚴聲病，似亦漸趨于形式；然昌黎複古，舉國風從，此為國人崇尚精神之證。
故時至今日，仍能保持數千年舊有之文學，繼繼繩繩，勿使放墜，此為歐美諸國所最不可及者也。
桐城姚鼐曰：“古人文章之體非一類，其瑰玮奇麗之振發，亦不可謂其盡出于無意也。
然要是才力氣勢驅使之所必至，非勉力而為之也。
文章之境，莫佳于平淡，措語遣意有若自然生成者。
”陽湖恽敬論文，以為能審勢，故無定形。
古之作者，言無同聲，章無同格，是也。
而湘鄉曾國藩則曰：“古之文初無所謂法也，《易》、《書》、《詩》、《儀禮》、《春秋》諸經，其體勢聲色，曾無一字相襲。
即周秦諸子，亦各自成體。
持此衡彼，畫然若金玉與卉木之同類，是烏有所謂法者。
後人本不能文，強取古人所造而摹拟之，于是有合有離，而法不法名焉。
若其不俟摹拟，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約有二端：曰理，曰情。
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筆諸書，而傳諸世，稱吾愛惡悲愉之情，而綴辭以達之，若剖肺肝而陳簡策。
斯皆自然之文。
性情敦厚者，類能為之，而淺深工拙，則相去十百千萬而未始有極。
自群經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勝。
以理勝者，多闡幽造極之語，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勝者，多悱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豐缛寡實。
自東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寡行，辭多俪語，即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間以婀娜之聲；曆唐代不改，雖韓柳銳志複古，而不能革舉世骈俪之風，此皆習于情韻者類也。
宋興既久，歐陽、曾、王之徒，崇奉韓公以為不遷之宗，适會其時，大儒疊起，相與上探鄒魯，研讨微言，群士慕效，類皆法韓氏之氣體以闡明性道。
自元明至我清康雍之間，風會略同，非是，不足與于文斯之末，此皆習于義理者類也。
夫曰勢曰理曰情，要皆出之自然，故曰文無定法，惟其是耳。
”是者，自然之謂也。
自然二字，實為我國文章之神髓焉。
然我國文章非無法也，姚鼐述歙程吏部曆城周編修語曰：“為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
”而桐城劉大櫆則以為文章到極妙處，便一字不可移易，所謂無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也。
故曰：“文成法立。
”特所謂法，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而用法者貴能得法外意耳。
俟下章詳論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