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詞 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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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引申的意義。
例如“媚”字，《說文》隻注一種意義“說也”；《辭源》裡卻注它有兩種意義： 1.谄也。
2.愛也，親順也。
其實“媚”的本義隻是“說也”，“說”同“悅”，等于現代白話所謂“讨好”。
從壞的方面說，讨好就是谄；從好的方面說，讨好就是愛或親順了。
又如“悉”字，依《辭源》所載，它有三種意義： 1.知也。
如審悉，熟悉。
2.詳盡也。
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
（《漢書》） 3.皆也。
悉引兵渡河。
（《漢書》） 其實“悉”的本義隻是“詳盡”（第二義），是一個形容詞。
引申為副詞，就是“盡”的意思（第三義）；引申為動詞，就是“知道得詳盡”的意思。
本義是占優勢的，但它不一定能永遠占優勢。
一旦失勢，引申之義起而奪取其優越之地位，原有的本義倒反湮沒無聞。
例如“檢”字，依《說文》是“書署也”，本是書的标簽的意思，引申為“檢查”的“檢”。
但自漢代以後，“檢查”的意義已占優勢，“标簽”的意義倒反湮沒無聞。
輪着“檢查”為本義，而“檢讨”的“檢”，卻又是“檢查”的引申義了。
本義隻能有一個。
如果一個詞包含着兩個勢均力敵的意義，我們隻好把它們當作兩個詞看待。
例如上述“信用”的“信”與“書信”的“信”，兩種意義勢均力敵，這與同音詞并沒有什麼分别。
（三）末了，說到一義多詞。
所謂“同義詞”，隻是一個一般的說法；實際上，沒有兩個詞的用途是完全相同的。
例如上文所述“初”字與“始”字同義，“嘉”字與“善”字同義，這隻是說在某一些情形之下，它們可以相通。
“初入學校”可以換為“始入學校”，“嘉言”可以換為“善言”，這是可以通用的。
但是，在大多數情形之下，它們卻各有不同的用途，如“八月初一”，不能寫成“八月始一”，“嘉納”不能寫成“善納”，“其志可嘉”也不能寫成“其志可善”。
至于“首”“元”等字之與“始”，“令”“淑”等字之與“善” （見上文所引《爾雅》），更不能謂為同義，隻能說它們在千百種用途當中，偶然有幾種用途相仿佛罷了。
第三節 各地詞彙的異同 中國各地的漢族人民，互相聽不懂話，并非因為語法的不同（上章說過，各地語法的差别是很微的），而是因為語音或詞彙的差别。
再拿語音與詞彙比較，我們覺得詞彙上的差别更足以障礙雙方的了解。
這有兩種原因：第一，語音是可以類推的，詞彙是不可以類推的。
我們知道了一個字音，便可用類推法去猜知許多字音。
但我們知道了某地的一個詞之後，并不能用類推法去猜知許多詞。
第二，各地語音雖說不同，畢竟有些仿佛。
例如“見”字，北京音是t?ian，蘇州音是t?ie，客家音是kian。
北京與蘇州的聲母相同；客家與北京的韻母相同。
蘇州人聽客家的“見”字，自然難懂些，然而到底大家都是齊齒呼，仍有相同之點。
況且蘇州音與客家音，并不是每個字都像“見”字這樣差得很遠；例如“黑”字，蘇州音與客家音就很相近（蘇州念h??，客家念het或h?t）。
可惜蘇州人說的“黑葛（的）衣裳”，在客家人口裡卻變為“烏介（的）衣裳”！這隻能怪詞彙上的差别了。
各地詞彙的異同，可分為（甲）同詞同義；（乙）同詞異義；（丙）同義異詞三方面來讨論。
（甲）所謂同詞同義，就是兩地的語詞與意義完全相同，隻在語音上有分别。
假如把這些語詞寫下來，兩地都是一樣的寫法。
例如“東方紅，太陽升”這一句話，是全中國可以通用的。
甲地的人聽乙地的人說這句話，很容易聽得懂。
即使聽不懂，也隻能怪語音上的差别，與詞彙毫無關系。
（乙）至于同詞異義，乃是甲乙兩地都有這個詞，乍聽起來是一樣的，實際上它們的含義各有不同。
例如蘇州的“那麼”（讀如蘇州音的“難末”），乍聽起來很像北京的“那麼”，其實蘇州的“那麼”略等于文言的“于是”，北京的“那麼”略等于文言的“然則”。
蘇州另有一個“格末”，略等于文言的“然則”，才與北京的“那麼”大緻相當。
又如嘉興的“阿爹”是父親，蘇州的“阿爹”是祖父，廣西博白的“阿爹”是外祖母。
蘇州的“娘娘”是姑母，常州的“娘娘”是母親。
粵語和客家話的“兄弟”等于文言的“兄弟”，官話和吳語的“兄弟”隻等于文言的一個“弟”字⑦，另以“弟兄”去替代文言的“兄弟”。
廣州的“交關”略等于北京的“厲害”，上海的“交關”略等于北京的“很”。
蘇州的“北瓜”等于常州的“南瓜”，蘇州的“南瓜”等于常州的“北瓜”。
東北的“地瓜”是北京所謂“白薯”，廣州所謂“番薯”，上海所謂“山芋”；四川的“地瓜”是廣州所謂“沙葛”，湖南所謂“涼茹”。
北京的“走”等于文言的“行”，廣州的“走”等于文言的“走”。
這種同詞異義的例子，可以舉得很多。
我們聽外地的人說話，對于這一類的語詞，最容易上當。
同詞同義，自然不生問題；同義異詞，完全聽不懂，也就索性不去管它；唯有同詞異義，聽起來似懂不懂，就最容易發生誤會了。
另有一種情形，是介乎同詞同義與同詞異義之間的：在某一些用途上，同此一詞，甲乙兩地都可通用；在另一些用途上，甲乙兩地所用的詞卻不相同了。
例如“高”字，在官話、吳語、閩語、粵語、客家話的詞彙裡都有它。
乍看起來，它在這五系方言裡的用途，似乎是一樣的。
不錯，譬如你說“這棵樹很高”，在此情形之下，全國人大約都用“高”字。
但是，廣州人說的“佢生得好高”，譯成蘇州話卻是“俚長得蠻長”，譯成北京話卻是“他長得個子很大”。
可見廣州的“高”與蘇州、北京的“高”，隻在某一些用途上是同義的；在另一些用途上，廣州用“高”（客家同），蘇州、北京卻在一般習慣上不用“高”，⑧這就顯出用途廣狹的差别來了。
又如： 廣州的：“講
例如“媚”字，《說文》隻注一種意義“說也”；《辭源》裡卻注它有兩種意義： 1.谄也。
2.愛也，親順也。
其實“媚”的本義隻是“說也”，“說”同“悅”，等于現代白話所謂“讨好”。
從壞的方面說，讨好就是谄；從好的方面說，讨好就是愛或親順了。
又如“悉”字，依《辭源》所載，它有三種意義： 1.知也。
如審悉，熟悉。
2.詳盡也。
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
（《漢書》） 3.皆也。
悉引兵渡河。
（《漢書》） 其實“悉”的本義隻是“詳盡”（第二義），是一個形容詞。
引申為副詞，就是“盡”的意思（第三義）；引申為動詞，就是“知道得詳盡”的意思。
本義是占優勢的，但它不一定能永遠占優勢。
一旦失勢，引申之義起而奪取其優越之地位，原有的本義倒反湮沒無聞。
例如“檢”字，依《說文》是“書署也”，本是書的标簽的意思，引申為“檢查”的“檢”。
但自漢代以後，“檢查”的意義已占優勢，“标簽”的意義倒反湮沒無聞。
輪着“檢查”為本義，而“檢讨”的“檢”，卻又是“檢查”的引申義了。
本義隻能有一個。
如果一個詞包含着兩個勢均力敵的意義，我們隻好把它們當作兩個詞看待。
例如上述“信用”的“信”與“書信”的“信”，兩種意義勢均力敵，這與同音詞并沒有什麼分别。
（三）末了，說到一義多詞。
所謂“同義詞”，隻是一個一般的說法；實際上，沒有兩個詞的用途是完全相同的。
例如上文所述“初”字與“始”字同義，“嘉”字與“善”字同義，這隻是說在某一些情形之下，它們可以相通。
“初入學校”可以換為“始入學校”，“嘉言”可以換為“善言”，這是可以通用的。
但是，在大多數情形之下，它們卻各有不同的用途，如“八月初一”，不能寫成“八月始一”，“嘉納”不能寫成“善納”，“其志可嘉”也不能寫成“其志可善”。
至于“首”“元”等字之與“始”，“令”“淑”等字之與“善” （見上文所引《爾雅》），更不能謂為同義，隻能說它們在千百種用途當中，偶然有幾種用途相仿佛罷了。
第三節 各地詞彙的異同 中國各地的漢族人民，互相聽不懂話，并非因為語法的不同（上章說過，各地語法的差别是很微的），而是因為語音或詞彙的差别。
再拿語音與詞彙比較，我們覺得詞彙上的差别更足以障礙雙方的了解。
這有兩種原因：第一，語音是可以類推的，詞彙是不可以類推的。
我們知道了一個字音，便可用類推法去猜知許多字音。
但我們知道了某地的一個詞之後，并不能用類推法去猜知許多詞。
第二，各地語音雖說不同，畢竟有些仿佛。
例如“見”字，北京音是t?ian，蘇州音是t?ie，客家音是kian。
北京與蘇州的聲母相同；客家與北京的韻母相同。
蘇州人聽客家的“見”字，自然難懂些，然而到底大家都是齊齒呼，仍有相同之點。
況且蘇州音與客家音，并不是每個字都像“見”字這樣差得很遠；例如“黑”字，蘇州音與客家音就很相近（蘇州念h??，客家念het或h?t）。
可惜蘇州人說的“黑葛（的）衣裳”，在客家人口裡卻變為“烏介（的）衣裳”！這隻能怪詞彙上的差别了。
各地詞彙的異同，可分為（甲）同詞同義；（乙）同詞異義；（丙）同義異詞三方面來讨論。
（甲）所謂同詞同義，就是兩地的語詞與意義完全相同，隻在語音上有分别。
假如把這些語詞寫下來，兩地都是一樣的寫法。
例如“東方紅，太陽升”這一句話，是全中國可以通用的。
甲地的人聽乙地的人說這句話，很容易聽得懂。
即使聽不懂，也隻能怪語音上的差别，與詞彙毫無關系。
（乙）至于同詞異義，乃是甲乙兩地都有這個詞，乍聽起來是一樣的，實際上它們的含義各有不同。
例如蘇州的“那麼”（讀如蘇州音的“難末”），乍聽起來很像北京的“那麼”，其實蘇州的“那麼”略等于文言的“于是”，北京的“那麼”略等于文言的“然則”。
蘇州另有一個“格末”，略等于文言的“然則”，才與北京的“那麼”大緻相當。
又如嘉興的“阿爹”是父親，蘇州的“阿爹”是祖父，廣西博白的“阿爹”是外祖母。
蘇州的“娘娘”是姑母，常州的“娘娘”是母親。
粵語和客家話的“兄弟”等于文言的“兄弟”，官話和吳語的“兄弟”隻等于文言的一個“弟”字⑦，另以“弟兄”去替代文言的“兄弟”。
廣州的“交關”略等于北京的“厲害”，上海的“交關”略等于北京的“很”。
蘇州的“北瓜”等于常州的“南瓜”，蘇州的“南瓜”等于常州的“北瓜”。
東北的“地瓜”是北京所謂“白薯”，廣州所謂“番薯”，上海所謂“山芋”；四川的“地瓜”是廣州所謂“沙葛”，湖南所謂“涼茹”。
北京的“走”等于文言的“行”，廣州的“走”等于文言的“走”。
這種同詞異義的例子，可以舉得很多。
我們聽外地的人說話，對于這一類的語詞，最容易上當。
同詞同義，自然不生問題；同義異詞，完全聽不懂，也就索性不去管它；唯有同詞異義，聽起來似懂不懂，就最容易發生誤會了。
另有一種情形，是介乎同詞同義與同詞異義之間的：在某一些用途上，同此一詞，甲乙兩地都可通用；在另一些用途上，甲乙兩地所用的詞卻不相同了。
例如“高”字，在官話、吳語、閩語、粵語、客家話的詞彙裡都有它。
乍看起來，它在這五系方言裡的用途，似乎是一樣的。
不錯，譬如你說“這棵樹很高”，在此情形之下，全國人大約都用“高”字。
但是，廣州人說的“佢生得好高”，譯成蘇州話卻是“俚長得蠻長”，譯成北京話卻是“他長得個子很大”。
可見廣州的“高”與蘇州、北京的“高”，隻在某一些用途上是同義的；在另一些用途上，廣州用“高”（客家同），蘇州、北京卻在一般習慣上不用“高”，⑧這就顯出用途廣狹的差别來了。
又如： 廣州的：“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