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語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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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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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t
k‘iam
k‘in
k‘ian
k‘i
古代念［k‘］的開齊撮字，為什麼在廣州大多數變為［h］呢？我們知道，［k‘］是一種吐氣的輔音；如果氣吐得厲害些，就等于［kh］。
因此，我們想象廣州的［k‘］變［h］，大約是經過下列的許多階段： k‘＞kh＞kh＞h。
先是氣吐得很厲害（k＞kh），後來［h］占優勢，［k］變了附屬品（kh＞kh）。
最後，就索性擺脫了［k］，變為簡單的［h］了。
古代念［k‘］的合口字，為什麼在廣州大多數變為［f］呢？我們應該假定：［k‘］在未變［f］以前，先經過變［h］的許多階段。
等到變了［h］之後，才漸漸地受合口呼的影響而變為［f］音。
合口呼的字，其韻頭或韻腹是［u］，這［u］是所謂“圓唇的元音”，發音時，嘴唇發生作用。
［f］是所謂“唇音”，也是靠嘴唇作用的；［h］為圓唇元音所同化，就變為唇音［f］了。
“空”“恐”（hung）“哭”“曲”（huk）等字也屬合口呼，卻又為什麼不變為fung、fuk呢？這因為它們的［u］念得不夠圓唇的緣故。
撮口字（例如“勸”）的韻頭［y］也是所謂圓唇元音，為什麼它們的聲母［h］不變為［f］呢？這也因為它們的［y］念得不夠圓唇。
廣州有些字更有趣：它們本屬合口呼，聲母由［h］變了［f］，後來它們再變為開口呼，卻仍舊保存着那個［f］。
例如“科”“課”“快”三個字，我們可以推測它們的演變程序如下： 科課 k‘ua?＞k‘uo＞khuo＞khuo＞huo＞fuo＞fo。
快 k‘uai＞khuai＞khuai＞huai＞fuai＞fai。
一切語音演變的現象，大緻都可用這種方式去解釋。
在語音學上，有所謂“語音的定律”，在許多語音規律當中，又有最重要的兩種方式：（一）同化作用，（二）異化作用。
同化作用如上面所述，［h］受［u］的同化而變為［f］。
異化作用如廣州的“凡”“法”二字，其演變情形略如下表： 凡 pji?w?m＞fji?w?m＞f?m＞fam＞fan。
法 pji?w?p＞fji?w?p＞f?p＞fap＞fat。
依廣州音的通例，“凡”字本該念［fam］，“法”字本該念［fap］（因為它們在古代是以［-m］或［-p］為韻尾的，這種韻尾都被廣州保存着，隻有“凡”“法”一類字是例外），為什麼變了fan與fat呢？因為它們的聲母［f-］是唇音，韻尾［-m］或［-p］也是唇音，念起來不十分順口，所以把韻尾的唇音變為齒音［-n］或［-t］，就順口多了。
但也隻是可能的，不是必然的，在客家話裡，“凡”字仍舊念fam，“法”字仍舊念fap，并不曾發生異化作用。
此外，有兩種情形是不能拿語音規律來解釋的。
第一，是别處方音的影響。
例如依北京的通例，“貞”該念［t???］（音同“征”），不該念［t??n］（音同“珍”），因為它在古代是以［-?］為韻尾的，這種韻尾直到現代還由北京保存着。
它之所以由［-?］變［-n］，大約是受了南方官話的影響。
又如依客家話的通例，“開”字的聲母該是［k‘］，因為如上所述，古代的［k‘］都由客家話保存着；但現在廣西南部客家話的“開”字念［hoi］，這顯然是受了粵語的影響。
尤其是官話，它在數百年來，憑借着政治的力量，擴張它的勢力；大家以此為“正音”，不知不覺地受其影響。
首先受影響者當然是知識分子，故吳語、閩語裡一字往往有兩種音：一種是知識分子口裡的“讀書音”（或稱“文言音”），也就是受官話影響以後的音；另一種是一般人口裡的白話音，也就是未受官話影響的音。
例如吳語“問”字的白話音是［m?n］，讀書音是［v?n］。
第二，是借用外語的詞彙，這與上面第一種情形不同：第一種情形是甲地方言中本有此字，不過字音受乙地方言所影響罷了；第二種情形是甲地方言本無此字，有時用得着乙地的字，就索性連帶着用乙地的音。
例如“他”字在吳語裡念t‘a，不念t‘o，因為吳語白話裡用不着“他”字，偶然在書報上看見，就索性用官話念它。
又如“咖啡”的“咖”字，依北京語的原則，該念t?ia，不該念ka，然而因為它們是英語coffee或法語café的譯音，所以北京人漸傾向于把“咖”字念成ka。
從漢語史上看來，各地漢語方音同出一源，似乎無所謂正音，更無所謂進步的方言和落後的方言。
但是，斯大林指出： 當然，除了語言之外還有方言、土語，但是部落或部族統一的和共同的語言是占着統治地位，并使這些方言、土語服從自己。
③ 又說： 某些地方方言在民族形成過程中可以成為民族語言底基礎并發展為獨立的民族語言。
”④ 斯大林并且引馬克思的話來說明： 方言集中為統一的民族語言是由經濟和政治的集中來決定的。
⑤ 由此看來，各地方言的地位是不同的。
北京長期成為政治、文化、經濟的中心，北京方言已成為民族語言的基礎。
為了進一步增強民族語言的統一性，就有促進語言規範化的必要。
規範化的工作，主要是标準音的工作。
漢語規範化運動正在展開，這一工作如果做得好，各地方音的距離将會愈來愈小的。
①“初租”一類的字，客家話不能分别，自有其語音史上的理由。
因為語涉專門，此處隻好不談。
②舊劇界的人把“京”類字叫作團字，“精”類字叫作尖字。
有些人把“知”類與“資”類也叫作尖團。
③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10頁。
④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43—44頁。
⑤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12頁。
因此，我們想象廣州的［k‘］變［h］，大約是經過下列的許多階段： k‘＞kh＞kh＞h。
先是氣吐得很厲害（k＞kh），後來［h］占優勢，［k］變了附屬品（kh＞kh）。
最後，就索性擺脫了［k］，變為簡單的［h］了。
古代念［k‘］的合口字，為什麼在廣州大多數變為［f］呢？我們應該假定：［k‘］在未變［f］以前，先經過變［h］的許多階段。
等到變了［h］之後，才漸漸地受合口呼的影響而變為［f］音。
合口呼的字，其韻頭或韻腹是［u］，這［u］是所謂“圓唇的元音”，發音時，嘴唇發生作用。
［f］是所謂“唇音”，也是靠嘴唇作用的；［h］為圓唇元音所同化，就變為唇音［f］了。
“空”“恐”（hung）“哭”“曲”（huk）等字也屬合口呼，卻又為什麼不變為fung、fuk呢？這因為它們的［u］念得不夠圓唇的緣故。
撮口字（例如“勸”）的韻頭［y］也是所謂圓唇元音，為什麼它們的聲母［h］不變為［f］呢？這也因為它們的［y］念得不夠圓唇。
廣州有些字更有趣：它們本屬合口呼，聲母由［h］變了［f］，後來它們再變為開口呼，卻仍舊保存着那個［f］。
例如“科”“課”“快”三個字，我們可以推測它們的演變程序如下： 科課 k‘ua?＞k‘uo＞khuo＞khuo＞huo＞fuo＞fo。
快 k‘uai＞khuai＞khuai＞huai＞fuai＞fai。
一切語音演變的現象，大緻都可用這種方式去解釋。
在語音學上，有所謂“語音的定律”，在許多語音規律當中，又有最重要的兩種方式：（一）同化作用，（二）異化作用。
同化作用如上面所述，［h］受［u］的同化而變為［f］。
異化作用如廣州的“凡”“法”二字，其演變情形略如下表： 凡 pji?w?m＞fji?w?m＞f?m＞fam＞fan。
法 pji?w?p＞fji?w?p＞f?p＞fap＞fat。
依廣州音的通例，“凡”字本該念［fam］，“法”字本該念［fap］（因為它們在古代是以［-m］或［-p］為韻尾的，這種韻尾都被廣州保存着，隻有“凡”“法”一類字是例外），為什麼變了fan與fat呢？因為它們的聲母［f-］是唇音，韻尾［-m］或［-p］也是唇音，念起來不十分順口，所以把韻尾的唇音變為齒音［-n］或［-t］，就順口多了。
但也隻是可能的，不是必然的，在客家話裡，“凡”字仍舊念fam，“法”字仍舊念fap，并不曾發生異化作用。
此外，有兩種情形是不能拿語音規律來解釋的。
第一，是别處方音的影響。
例如依北京的通例，“貞”該念［t???］（音同“征”），不該念［t??n］（音同“珍”），因為它在古代是以［-?］為韻尾的，這種韻尾直到現代還由北京保存着。
它之所以由［-?］變［-n］，大約是受了南方官話的影響。
又如依客家話的通例，“開”字的聲母該是［k‘］，因為如上所述，古代的［k‘］都由客家話保存着；但現在廣西南部客家話的“開”字念［hoi］，這顯然是受了粵語的影響。
尤其是官話，它在數百年來，憑借着政治的力量，擴張它的勢力；大家以此為“正音”，不知不覺地受其影響。
首先受影響者當然是知識分子，故吳語、閩語裡一字往往有兩種音：一種是知識分子口裡的“讀書音”（或稱“文言音”），也就是受官話影響以後的音；另一種是一般人口裡的白話音，也就是未受官話影響的音。
例如吳語“問”字的白話音是［m?n］，讀書音是［v?n］。
第二，是借用外語的詞彙，這與上面第一種情形不同：第一種情形是甲地方言中本有此字，不過字音受乙地方言所影響罷了；第二種情形是甲地方言本無此字，有時用得着乙地的字，就索性連帶着用乙地的音。
例如“他”字在吳語裡念t‘a，不念t‘o，因為吳語白話裡用不着“他”字，偶然在書報上看見，就索性用官話念它。
又如“咖啡”的“咖”字，依北京語的原則，該念t?ia，不該念ka，然而因為它們是英語coffee或法語café的譯音，所以北京人漸傾向于把“咖”字念成ka。
從漢語史上看來，各地漢語方音同出一源，似乎無所謂正音，更無所謂進步的方言和落後的方言。
但是，斯大林指出： 當然，除了語言之外還有方言、土語，但是部落或部族統一的和共同的語言是占着統治地位，并使這些方言、土語服從自己。
③ 又說： 某些地方方言在民族形成過程中可以成為民族語言底基礎并發展為獨立的民族語言。
”④ 斯大林并且引馬克思的話來說明： 方言集中為統一的民族語言是由經濟和政治的集中來決定的。
⑤ 由此看來，各地方言的地位是不同的。
北京長期成為政治、文化、經濟的中心，北京方言已成為民族語言的基礎。
為了進一步增強民族語言的統一性，就有促進語言規範化的必要。
規範化的工作，主要是标準音的工作。
漢語規範化運動正在展開，這一工作如果做得好，各地方音的距離将會愈來愈小的。
①“初租”一類的字，客家話不能分别，自有其語音史上的理由。
因為語涉專門，此處隻好不談。
②舊劇界的人把“京”類字叫作團字，“精”類字叫作尖字。
有些人把“知”類與“資”類也叫作尖團。
③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10頁。
④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43—44頁。
⑤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