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論諸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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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宮調是宋、金間廣大人民所喜聞樂見的說唱文學。

    它是在變文和教坊大曲、雜曲的基礎上,錯綜變化,從而發展起來的。

     變文是從說唱佛教故事開始,運用韻文和散文交錯組成。

    印度梵文經典,有偈頌,有長行,也就是韻文和散文更疊使用。

    後漢時,佛教傳入中國;至魏曹植,創作一種特殊聲調,所謂“以微妙音歌歎佛德”(《高僧傳》卷十三),魏、晉以來一直普遍流行,叫作“梵呗”。

    晉代廬山釋慧遠,又創為“唱導”,借以“宣唱法理,開導衆心”(同上)。

    這就為唐代變文開辟了道路。

    這種普及性的宗教宣傳,唐代叫作“俗講”。

    由于它得迎合聽衆的心理,引起他們的興趣,就把“或雜序因緣,或旁引譬喻”(同上),作為“唱導”或“俗講”的一種手法。

    從“旁引譬喻”,把世俗間故事七扯八拉地講給聽衆,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唐代有一位文溆和尚,就是慣于“公為聚衆談說,假托經論,所言無非淫穢鄙亵之事”(趙璘《因話錄》卷四),借以博得市民們的歡迎。

    當然這種邊說邊唱的藝術形式,最初應該也是勞動人民創作出來的。

    不過它和佛教的宣傳方式,大概也有其交互影響,那是可以斷言的。

     從唱導演為變文,再由變文分作兩條道路發展:諸宮調以唱為主;話本則說的成分為多。

    在諸宮調未興之前,教坊大曲和民間不斷創作的雜曲,作為歌舞娛樂的主要形式。

    但大曲段數過多,每段如果隻配上同一形式的歌詞,唱來唱去,都是這一套,就不免叫聽衆發生厭倦。

    雜曲隻适宜于單獨抒情,不能夠用來演唱一樁有頭有尾的故事,也就難以滿足廣大聽者的要求。

    諸宮調的作者為了彌補這些缺憾,于是把幾支不同的曲牌組成一套,再由若幹套合成一個故事的整本,恰好一套描述一段情節,換一個宮調就換一部韻腳。

    這比大曲的變化要多得多,而又不像元、明以來的散套和雜劇,整個的曲牌都得屬于同一宮調,整套或整本都得用同部韻腳。

    它有它自己的規律,又有它的充分自由,确是一種很為特殊的文學形式,對後來的曲藝有着非常重大的影響。

     用諸宮調說唱故事,一般說是孔三傳所創。

    他生于北宋盛時,生活在繁華熱鬧的汴京,專力為瓦肆中人編撰傳奇靈怪,入曲說唱(參考耐得翁《都城紀勝》和吳自牧《夢粱錄》卷二十)。

    王灼也曾說:“澤州(今山西晉城)孔三傳者,首創諸宮調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

    ”(《碧雞漫志》卷二)後來流傳到杭州,為婦女們所愛唱。

    可惜他的作品,到現在隻字無存了! 現存的諸宮調,隻有《董解元西廂記》還是一個完整的本子。

    他一開卷就列舉了當時民間流行的一些諸宮調。

    其間所提到的一些故事,也有見于元人石君寶的《諸宮調風月紫雲亭》雜劇中的: 〔醉中天〕我唱到那雙漸臨川令,他便腦袋不嫌聽。

    搔起那馮員外,便望空裡助采聲,把個蘇媽媽便是上古賢人般敬。

    我正唱到不肯上販茶船的小卿,向那岸邊相刁蹬。

    俺這虔婆道,兀得不好拷末娘七代先靈。

     〔賞花時〕也難奈何俺那六臂哪吒般狠柳青,我唱的那七國裡龐涓也沒這短命,則是個八怪洞裡愛錢精。

    我若還更九番家厮并,他比的十惡罪尚猶輕。

     這些話都出自以唱諸宮調為職業的女子韓楚芝之口,而且提到《三國志》和《五代史》,可見宋、元間的民間藝人,對諸宮調的編寫和說唱,必然是盛極一時的。

     宮調的名稱,是從琵琶來的。

    宮乘十二律叫作宮,商、角、羽乘十二律叫作調。

    沈括說:“琵琶共有八十四調。

    蓋十二律各七均,乃成八十四調。

    ”他又引唐開元時琵琶名手賀懷智的《琵琶譜》序:“琵琶八十四調,内黃鐘、太簇、林鐘宮聲弦中彈不出,須管色定弦。

    其餘八十一調,皆以此三調為準,更不用管色定弦。

    ”(《夢溪筆談》卷六《樂律二》)元稹《琵琶歌》也有“琵琶宮調八十一,旋宮三調彈不出”(《元氏長慶集》卷廿六)的說法。

    至宋教坊所用,隻正宮調、中呂宮、道宮調、南呂宮、仙呂宮、黃鐘宮、越調、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林鐘商、中呂調、南呂調、仙呂調、黃鐘羽、般涉調、正平調等十八宮調。

    其後歇指調并入雙調,就隻剩下十七宮調。

    元周德清說:“大凡聲音,各應于律呂,分于六宮、十一調,共計十七宮調。

    ”它的名稱和宋教坊所用小有出入。

    周氏又分别說明各個宮調的不同情調: 仙呂調清新綿邈南呂宮感歎傷悲 中呂宮高下閃賺黃鐘宮富貴纏綿 正宮惆怅雄壯道宮飄逸清幽 大石風流醞藉小石旖旎妩媚 高平條暢滉漾般涉拾掇坑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