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令詞在五代北宋間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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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的沉痛心情的。

    他也有接近民歌風格的作品,例如《長命女》: 春日宴,綠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陳三願:一願郎君千歲,二願妾身常健,三願如同梁上燕,歲歲長相見。

     像這樣樸素的語言和清新的風格,是《花間集》中所沒有的。

    還有些刻畫細緻的作品,能利用曲調的緊湊節拍,描寫青年女子的心理變化。

    例如《谒金門》: 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

    閑引鴛鴦香徑裡,手挼紅杏蕊。

      鬥鴨闌幹獨倚,碧玉搔頭斜墜。

    終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鵲喜。

     這種曲折細緻的描寫,隻有湯顯祖《牡丹亭還魂記》中的《遊園》《驚夢》兩折,有些相像。

    手法是每句押韻,層層轉折,而又借眼前景物,把微妙心理烘托出來。

    馮氏《陽春集》中,有很多和《花間集》及《六一詞》相混的作品,這可看到它們确有相似的地方;但把馮延巳也歸入花間一派,卻是不大适當的。

    北宋詞在張先、柳永未興之前,一般文士,也隻愛寫些小令。

    他們都是承接南唐的系統,從而發展起來的。

    趙匡胤奪取後周的皇位,建都汴梁(今河南開封),把各割據王朝的樂藝伎人都集中到這首都所在地。

    據《宋史》卷一百四十二《樂志十七》:“宋初置教坊,得江南樂,已汰其坐部不用。

    自後因舊曲創新聲,轉加流麗。

    ”從這幾句話中,可以看出北宋初期的音樂是接受南唐系統;而江南樂又多是隋、唐以來燕樂雜曲的遺制,唐坐伎部盛行琵琶曲。

    南唐後主之周後也是一位琵琶能手。

    她曾用琵琶按譜,整理《霓裳羽衣曲》,加以創造性的改編。

    馬令《南唐書》卷六《女憲傳第一》說到她所整編的曲調,“繁手新音,清越可聽”。

    這曲譜當然也會随着李煜被俘而轉到汴梁,為北宋教坊樂打下基礎。

    《宋史》所雲“汰其坐部不用”,我疑心在江南樂中原已雜入江南絲竹,不是全用琵琶;這些樂工一到汴梁,便采用它那有新的成分的一部分,而去掉純用唐燕樂的琵琶曲。

    所謂“因舊曲創新聲,轉加流麗”,恰為柳永《樂章集》中許多長調慢詞的創作準備條件,而把宋詞的發展,推向另一高峰。

    在士大夫間,習慣了南唐以來所常用的小令曲調;加之一時作者如晏殊、歐陽修等都是江西人,而江西為南唐舊屬,在文藝風氣上,自然容易受到它的影響。

    所以劉攽說過:“晏元獻(殊)尤喜江南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

    ”(《貢父詩話》)大政治家王安石也曾勸黃庭堅看李後主詞(見《苕溪漁隐叢話》前集卷五十九引《雪浪齋日記》)。

    這都可以看到,在北宋初期,南唐詞風的影響是如何的巨大! 北宋令詞作家,一般推重晏殊、晏幾道父子和歐陽修。

    雖然他們的作風都不免脫離現實,而隻是為了少數人的娛賓遣興,缺乏真實的内容;但一般的表現手法,卻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晏幾道是晏殊的小兒子。

    他生長在大官僚的家庭,卻看不起那些官場中人物,不把他父親門下的達官貴人放在眼裡,甯願和兩個不很知名的朋友陳君龍、沈廉叔過着喝喝酒、填填詞的生活。

    我們看了黃庭堅寫的《小山詞序》,可以想見晏幾道這個人頗富叛逆性,與大觀園裡的賈寶玉是有幾分相像的。

    他看不慣那些達官貴人的炎涼世故和種種醜态,而又限于階級出身,不能夠深入下層,接近民衆,寫出反映廣大人民生活和願望的作品;他隻憑自己一副硬骨頭,寫他的“狂篇醉句”(《小山詞》自序),用來“析酲解愠”。

    他對人情的刻畫,是入木三分的。

    例如《阮郎歸》: 舊香殘粉似當初,人情恨不如。

    一春猶有數行書,秋來書更疏。

      衾鳳冷,枕鴛孤,愁腸待酒舒。

    夢魂縱有也成虛,那堪和夢無! 又如《生查子》: 墜雨已辭雲,流水難歸浦。

    遺恨幾時休?心抵秋蓮苦。

    忍淚不能歌,試托哀弦語。

    弦語願相逢,知有相逢否? 《思遠人》: 紅葉黃花秋意晚,千裡念行客。

    飛雲過盡,歸鴻無信,何處寄書得?  淚彈不盡臨窗滴,就硯旋研墨。

    漸寫到别來,此情深處,紅箋為無色! 這對封建社會中婦女們的苦痛,描寫得十分真切。

    在《小山詞》的整個集子中,他對婦女都是表示同情和尊重的,與花間派的作者完全是兩種态度。

    這就是《小山詞》所以特别值得重視的地方。

     小令發展到了小晏,就沒有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專家了。

    由此以後的作者,都兼寫長調慢曲,風格視各人的思想環境而有所不同,隻好留待下面論蘇、辛詞派和周、姜詞派各章中再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