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令詞在五代北宋間的發展
關燈
小
中
大
長短句歌詞中的短調,一般叫作小令或令曲、令詞。
這“令”字的由來,大概是出于宴席間的酒令。
唐、宋時,一般宴會,都有歌伎唱曲勸酒,尤其是在官場中,更為盛行。
白居易就有“醉翻衫袖抛小令”(《就花枝》詩)的詩句。
北宋劉攽在他的《中山詩話》中寫:“唐人飲酒,以令為罰……令人以絲管歌讴為令者,即白傅所謂。
”又範摅《雲溪友議》記載裴和溫岐(庭筠)的故事,說:“二人又為《新添聲楊柳枝》詞,飲筵競唱其詞而打令。
”(詳見《詞學季刊》三卷二号夏承焘《令詞出于酒令考》)因為歌伎們所唱的小曲,是當時社會上普遍流行的調子,一般文人都聽得爛熟,一時高興,就随口照着它的節拍,另作新詞,交給歌伎演唱,從而促進了這種新形式的發展。
宋末陳元靓《事林廣記》癸集卷十二還記錄了這“打令”的方式,并附令詞四首。
例如《蔔算子令》: 先取一枝花,然後行令,口唱其詞,逐句指點,舉動稍誤,即行罰酒。
後詞準此。
我有一枝花(指自身,複指花),斟我些兒酒(指自,令斟酒)。
唯願花心似我心(指花,指自心頭),幾歲長相守(放下花枝,叉手)。
滿滿泛金杯(指酒盞),重把花來嗅(把花以鼻嗅)。
不願花枝在我旁(把花向下座人),付與他人手(把花付下座人接去)。
又《浪淘沙令》: 今日玳筵中(指席上),酒侶相逢(指同飲人)。
大家滿滿泛金鐘(指衆賓,指酒盞)。
自起自斟還自飲(自起,自斟酒,舉盞),一笑春風(止可一笑)。
傳語主人翁(執盞向主人),你且饒侬(指主人,指自身)。
侬今沉醉眼朦胧(指自身,複拭目)。
此酒可憐無伴飲(指酒),付與諸公(指酒,付鄰座)。
這類玩意兒,自是文士們的拿手好戲。
越玩得多,就越純熟,久而久之,造成了風氣,于是抒情、寫景、講故事,凡是五、七言體所能表現的東西,都可以改用這種新形式來寫了。
因為它篇幅小,容易湊合,把寫慣了七言絕句的手法,變變花樣,就成了。
但是,要寫得好,就得用最經濟的筆墨,才能表達出豐富的内容。
所以宋末詞人張炎就說: 詞之難于令曲,如詩之難于絕句,一句一字閑不得。
末句最當留意,有有餘不盡之意始佳。
《詞源》卷下 這也說明了令詞最易為詩人們所接受的原因。
但一般講詞的人都“以長調為慢,短調為令”(江順诒《詞學集成》),卻是錯的。
就音樂上講,曲調隻有急、慢之分,所以《唐書》和《宋史》的《樂志》中,都常說“急、慢諸曲”,把急曲子和慢曲子對舉,并不以歌詞的篇幅長短來決定。
這長期的誤解,是由于後世填詞家不懂音樂,也不肯用心去研究所造成的。
這種短小的民間小曲,一經為文人們所采用,便在群衆創作的基礎上,給以聲詞配合上的加工,而使每一支小曲的歌詞形式逐漸成為定型,就是不懂音樂節拍的人,也可以依樣畫葫蘆,搞他們的創作。
由于唐末、五代之亂,北方許多商業都市和政治中心如長安、洛陽等地都殘破不堪,人民救死不暇,哪還有閑情來欣賞這些文藝作品!在這長期戰亂中,隻有西蜀、南唐兩個王朝,保持着比較安定的局面,社會經濟有了一些發展,出現了若幹都市的繁榮。
這兩個王朝的統治者,各自割據一方,剝削人民來度着他們的豪奢生活。
我們看了近年四川發掘出來的前蜀主王建墓,在他的棺材石座上,還有許多伎樂的浮雕,手裡拿着各式各樣的樂器,正在歌舞作樂。
那時西蜀王朝的統治者是怎樣的寄情歌酒,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時避亂入蜀的文人,把溫庭筠的歌詞種子帶到了成都,恰巧迎合了這些貴族的享樂心理。
花間派詞人尹鹗在他所寫的《金浮圖》詞中,就這樣描寫着: 繁華地,王孫富貴。
玳瑁筵開,下朝無事。
壓紅茵,鳳舞黃金翅。
玉立纖腰,一片揭天歌吹,滿目绮羅珠翠。
和風淡蕩,偷散沉檀氣。
堪判醉,韶光正媚。
折盡牡丹,豔迷人意。
金張許史應難比。
貪戀歡娛,不覺金烏墜。
還惜會難别易,金船更勸,勒住花骢辔。
《尊前集》 《花間集》中的作者,大多數是借溫庭筠的種子,在這種绮靡生活中孕育出來的。
在趙崇祚編輯的《花間集》中,收集了溫庭筠、皇甫松、韋莊、薛昭蘊、牛峤、張泌、毛文錫、牛希濟、歐陽炯、和凝、顧夐、孫光憲、魏承班、鹿虔扆、閻選、尹鹗、毛熙震、李珣等十八人的作品。
除溫庭筠、皇甫松屬晚唐,張
這“令”字的由來,大概是出于宴席間的酒令。
唐、宋時,一般宴會,都有歌伎唱曲勸酒,尤其是在官場中,更為盛行。
白居易就有“醉翻衫袖抛小令”(《就花枝》詩)的詩句。
北宋劉攽在他的《中山詩話》中寫:“唐人飲酒,以令為罰……令人以絲管歌讴為令者,即白傅所謂。
”又範摅《雲溪友議》記載裴和溫岐(庭筠)的故事,說:“二人又為《新添聲楊柳枝》詞,飲筵競唱其詞而打令。
”(詳見《詞學季刊》三卷二号夏承焘《令詞出于酒令考》)因為歌伎們所唱的小曲,是當時社會上普遍流行的調子,一般文人都聽得爛熟,一時高興,就随口照着它的節拍,另作新詞,交給歌伎演唱,從而促進了這種新形式的發展。
宋末陳元靓《事林廣記》癸集卷十二還記錄了這“打令”的方式,并附令詞四首。
例如《蔔算子令》: 先取一枝花,然後行令,口唱其詞,逐句指點,舉動稍誤,即行罰酒。
後詞準此。
我有一枝花(指自身,複指花),斟我些兒酒(指自,令斟酒)。
唯願花心似我心(指花,指自心頭),幾歲長相守(放下花枝,叉手)。
滿滿泛金杯(指酒盞),重把花來嗅(把花以鼻嗅)。
不願花枝在我旁(把花向下座人),付與他人手(把花付下座人接去)。
又《浪淘沙令》: 今日玳筵中(指席上),酒侶相逢(指同飲人)。
大家滿滿泛金鐘(指衆賓,指酒盞)。
自起自斟還自飲(自起,自斟酒,舉盞),一笑春風(止可一笑)。
傳語主人翁(執盞向主人),你且饒侬(指主人,指自身)。
侬今沉醉眼朦胧(指自身,複拭目)。
此酒可憐無伴飲(指酒),付與諸公(指酒,付鄰座)。
這類玩意兒,自是文士們的拿手好戲。
越玩得多,就越純熟,久而久之,造成了風氣,于是抒情、寫景、講故事,凡是五、七言體所能表現的東西,都可以改用這種新形式來寫了。
因為它篇幅小,容易湊合,把寫慣了七言絕句的手法,變變花樣,就成了。
但是,要寫得好,就得用最經濟的筆墨,才能表達出豐富的内容。
所以宋末詞人張炎就說: 詞之難于令曲,如詩之難于絕句,一句一字閑不得。
末句最當留意,有有餘不盡之意始佳。
《詞源》卷下 這也說明了令詞最易為詩人們所接受的原因。
但一般講詞的人都“以長調為慢,短調為令”(江順诒《詞學集成》),卻是錯的。
就音樂上講,曲調隻有急、慢之分,所以《唐書》和《宋史》的《樂志》中,都常說“急、慢諸曲”,把急曲子和慢曲子對舉,并不以歌詞的篇幅長短來決定。
這長期的誤解,是由于後世填詞家不懂音樂,也不肯用心去研究所造成的。
這種短小的民間小曲,一經為文人們所采用,便在群衆創作的基礎上,給以聲詞配合上的加工,而使每一支小曲的歌詞形式逐漸成為定型,就是不懂音樂節拍的人,也可以依樣畫葫蘆,搞他們的創作。
由于唐末、五代之亂,北方許多商業都市和政治中心如長安、洛陽等地都殘破不堪,人民救死不暇,哪還有閑情來欣賞這些文藝作品!在這長期戰亂中,隻有西蜀、南唐兩個王朝,保持着比較安定的局面,社會經濟有了一些發展,出現了若幹都市的繁榮。
這兩個王朝的統治者,各自割據一方,剝削人民來度着他們的豪奢生活。
我們看了近年四川發掘出來的前蜀主王建墓,在他的棺材石座上,還有許多伎樂的浮雕,手裡拿着各式各樣的樂器,正在歌舞作樂。
那時西蜀王朝的統治者是怎樣的寄情歌酒,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時避亂入蜀的文人,把溫庭筠的歌詞種子帶到了成都,恰巧迎合了這些貴族的享樂心理。
花間派詞人尹鹗在他所寫的《金浮圖》詞中,就這樣描寫着: 繁華地,王孫富貴。
玳瑁筵開,下朝無事。
壓紅茵,鳳舞黃金翅。
玉立纖腰,一片揭天歌吹,滿目绮羅珠翠。
和風淡蕩,偷散沉檀氣。
堪判醉,韶光正媚。
折盡牡丹,豔迷人意。
金張許史應難比。
貪戀歡娛,不覺金烏墜。
還惜會難别易,金船更勸,勒住花骢辔。
《尊前集》 《花間集》中的作者,大多數是借溫庭筠的種子,在這種绮靡生活中孕育出來的。
在趙崇祚編輯的《花間集》中,收集了溫庭筠、皇甫松、韋莊、薛昭蘊、牛峤、張泌、毛文錫、牛希濟、歐陽炯、和凝、顧夐、孫光憲、魏承班、鹿虔扆、閻選、尹鹗、毛熙震、李珣等十八人的作品。
除溫庭筠、皇甫松屬晚唐,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