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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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而明之也。
”上面的兩答，好像是平列的；下面的兩問兩答卻偏承着“生人（民）果有初乎？”那一問說下去，将“天地果無初乎？”一問撇開了。
按舊來的看法，這一問原是所謂陪筆，這樣撇開正是很經濟的。
可是我們覺得“無初”一問既然在篇首和“有初”一問平列的提出，總該交代一筆，才好撇開去。
照現在這樣，不免使人遺憾。
篇中又說，“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
接着卻隻說“德又大者”，更不提“有兵”一層。
論到世襲制，也隻說“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2]。
柳宗元不提“有兵”的用意，我們是可以看出的，上文已見。
他這兒自然也是所謂省筆；可是邏輯的看，他是并沒有自圓其說的。
——前一例是邏輯的不謹嚴，廣義的說，不謹嚴也是沒有自圓其說的一目。
又，篇中說：“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
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
勢之來，其生人（民）之初乎？”[1]後面卻又說，“殷（湯）周（武）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13]。
這“不得已”雖也是“勢”，卻跟那“生人（民）之初”的“勢”大不相同。
這就未免自相矛盾了。
篇中又說，“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12]。
這是回答那第二難。
但魏晉隻是郡縣、封建兩制兼用，而郡縣更見側重。
用這兩代來證明“秦郡邑而促”，似乎還比用來反證“夏商周封建而延”合适些。
那麼，這也是自相矛盾了。
韓愈給柳宗元作墓志，說他“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
五百家注柳集說：“韓退之文章過子厚而議論不及；子厚作《封建論》，退之所無。
”長于議論的人，精于議論的文，還不免如上所述的毛病，足見真正嚴密的議論文還得有充分的邏輯的訓練才成。
本篇全文是辯論，是非難。
開端一節提出“封建非聖人意”，已是一“非”；所以後面提出第一難時說“餘‘又’非之”[7]。
這兩大段大體上是“反複”的。
反複可以加強那要辯明的主旨，并且可以使文字的組織更顯得緊密些。
這兩段裡還用了遞進的結構。
論封建的起源時，連說“又有大者”、“又大者”，一層層升上去，直到“天下會于一”。
接着從裡胥起又一層層升上去，直到天子。
論漢代政制時說：“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民），戚之而已。
……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達矣。
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于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
”[10]也是一層層升上去，不過最高一層又分兩面罷了。
遞進跟反複是一樣的作用，可以說是“異曲同工”。
本篇的組織偏重整齊，反複和遞進各是整齊的一目。
篇中還用了許多偶句，從開端便是的，總計不下三十處，七十多語。
又用了許多排語，如“周有天下”[3]，“秦有天下”[4]，“漢有天下”[5]；“周之事迹斷可見矣”[8]，“秦之事迹斷可見矣”[9]；“周事然也”[8]，“秦事然也”[9]，“漢事然也”[10]；“有叛人（民）而無叛吏”[4]，“有叛國而無叛郡”[5]，“有叛将而無叛州”[6]；“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6]，“失在于制，不在于政”[8]，“失在于政，不在于制”[9]等等。
偶句和排語也都可以增強組織的。
柳宗元在朝中時，作文還沒有脫掉六朝骈俪的規矩；本篇偏重整齊，多半也是六朝的影響。
本篇是辯論文，而且重在“破”，重在非難。
凡關鍵的非難的句子，總是毫不猶疑，斬釘截鐵。
如開端的“封建非聖人意也”[1][2]，結尾的“非聖人意也”[14]，論秦亡說“非郡邑之制失也”[4]；回答第二難說“尤非所謂知理（治）者也”[12]；回答第三難說“是大不然”[13]，都是斬截的否定的口氣。
這些是柳宗元的信念。
他要說服别人，讓他自己的信念取别人的不同的或者相反的信念而代之，就得用這樣剛強的口氣。
要不然，遲遲疑疑的，自己不能堅信，自己還信不過自己，又怎能使别人信服呢？若是短小精悍的文字，有時不妨竟用這種口氣一貫到底。
但像本篇這樣長文，若處處都用這種口氣，便太緊張了，使讀者有受威脅之感。
再則許多細節，作者本人也未必都能确信不疑，說得太死，讓人挑着了眼兒，反倒減弱全文的力量。
這兒便得斟酌着摻進些不十分确定的、商榷或诘難的口氣，可不是猶疑的口氣。
這就給讀者留了地步，也給自己留了地步，而且會增加全文的情韻或姿态。
在本篇裡，如“勢之來，其生人（民）之初乎？”[1]“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欤？”“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
”[3]“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
”[4]“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民）乎？”[10]便都是商榷的口氣。
如“何系于諸侯哉？”[12]“繼世而理（治）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豈聖人之制使至于是乎？”[14]便都是诘難的口氣。
本篇征引周秦漢唐四代的事迹，而能使人不覺得有糾纏不清或瑣屑可厭的地方，這是因為有剪裁。
一代的事迹往往浩如煙海，征引時當然得有個選擇。
選擇得按着行文的意念。
這裡需要的是判斷，是眼光。
所取的事迹得切合那意念，或巧合那意念；前者是正鋒，後者隻是偏鋒。
這是剪裁的第一步。
所取的事迹是生料，還得融鑄一番。
或引伸一面，或概括全面，或竟加以說明；總得使熟悉那些事迹的讀者能領會到精細的去處，而不熟悉的讀者也能領會到那意念，那大旨。
這後一層是很重要的。
因為熟悉史事的讀者究竟比不熟悉的讀者少得多；一般不熟悉史事而讀書明理的讀者，作者是不得不顧到的。
大概簡單些的事迹，直陳就行了，複雜些的就得加以概括或說明。
這是剪裁的第二步。
本篇秦代的事比較少些，比較簡單些；但隻第一回征引可以算是直陳的[4]，第二回便以說明為主了[9]。
唐代的事雖不少，卻也隻概括的叙了幾句[6][11]，這緣由上文已見。
周漢兩代的事都繁多而複雜，最需要第二步的剪裁的便是這些。
篇中第一回征引周事甚詳，便不得不多用說明的語句。
如“然而降于夷王，害體傷尊，下堂而迎觐者”[3]，“下堂而迎觐者”是“害禮傷尊”，說明了對于一般讀者更方便些。
又如“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苌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
有了後二語，即使不熟悉上面的三件事，也可以知道它們的性質和征引的用意。
又如“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周之敗端”也是說明語。
這一節也參用概括的叙述，如說周初的封建，隻用“周有天下，……離為守臣、扞城”一長句。
又如“曆于宣王，挾中興複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也是的。
——末一語在不熟悉史事的讀者，可以“概括化”為“卒不能定諸侯之嗣”，意思還是明白的。
篇中征引漢事，多作概括語。
如“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5]，上面接着“漢有天下”，叙的自然是高祖了。
這裡前二語概括了數年間諸王叛變的事迹，後二語舉了兩個最利害的例子，隻要知道了這兩件事是數年間最利害的例子，一般的讀者也就算懂得了。
下面緊接着“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寥寥二語裡也概括了許多事迹。
又如“且漢知孟舒于田叔，……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一長句[10]，連舉了六
”上面的兩答，好像是平列的；下面的兩問兩答卻偏承着“生人（民）果有初乎？”那一問說下去，将“天地果無初乎？”一問撇開了。
按舊來的看法，這一問原是所謂陪筆，這樣撇開正是很經濟的。
可是我們覺得“無初”一問既然在篇首和“有初”一問平列的提出，總該交代一筆，才好撇開去。
照現在這樣，不免使人遺憾。
篇中又說，“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
接着卻隻說“德又大者”，更不提“有兵”一層。
論到世襲制，也隻說“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2]。
柳宗元不提“有兵”的用意，我們是可以看出的，上文已見。
他這兒自然也是所謂省筆；可是邏輯的看，他是并沒有自圓其說的。
——前一例是邏輯的不謹嚴，廣義的說，不謹嚴也是沒有自圓其說的一目。
又，篇中說：“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
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
勢之來，其生人（民）之初乎？”[1]後面卻又說，“殷（湯）周（武）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13]。
這“不得已”雖也是“勢”，卻跟那“生人（民）之初”的“勢”大不相同。
這就未免自相矛盾了。
篇中又說，“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12]。
這是回答那第二難。
但魏晉隻是郡縣、封建兩制兼用，而郡縣更見側重。
用這兩代來證明“秦郡邑而促”，似乎還比用來反證“夏商周封建而延”合适些。
那麼，這也是自相矛盾了。
韓愈給柳宗元作墓志，說他“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
五百家注柳集說：“韓退之文章過子厚而議論不及；子厚作《封建論》，退之所無。
”長于議論的人，精于議論的文，還不免如上所述的毛病，足見真正嚴密的議論文還得有充分的邏輯的訓練才成。
本篇全文是辯論，是非難。
開端一節提出“封建非聖人意”，已是一“非”；所以後面提出第一難時說“餘‘又’非之”[7]。
這兩大段大體上是“反複”的。
反複可以加強那要辯明的主旨，并且可以使文字的組織更顯得緊密些。
這兩段裡還用了遞進的結構。
論封建的起源時，連說“又有大者”、“又大者”，一層層升上去，直到“天下會于一”。
接着從裡胥起又一層層升上去，直到天子。
論漢代政制時說：“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民），戚之而已。
……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達矣。
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于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
”[10]也是一層層升上去，不過最高一層又分兩面罷了。
遞進跟反複是一樣的作用，可以說是“異曲同工”。
本篇的組織偏重整齊，反複和遞進各是整齊的一目。
篇中還用了許多偶句，從開端便是的，總計不下三十處，七十多語。
又用了許多排語，如“周有天下”[3]，“秦有天下”[4]，“漢有天下”[5]；“周之事迹斷可見矣”[8]，“秦之事迹斷可見矣”[9]；“周事然也”[8]，“秦事然也”[9]，“漢事然也”[10]；“有叛人（民）而無叛吏”[4]，“有叛國而無叛郡”[5]，“有叛将而無叛州”[6]；“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6]，“失在于制，不在于政”[8]，“失在于政，不在于制”[9]等等。
偶句和排語也都可以增強組織的。
柳宗元在朝中時，作文還沒有脫掉六朝骈俪的規矩；本篇偏重整齊，多半也是六朝的影響。
本篇是辯論文，而且重在“破”，重在非難。
凡關鍵的非難的句子，總是毫不猶疑，斬釘截鐵。
如開端的“封建非聖人意也”[1][2]，結尾的“非聖人意也”[14]，論秦亡說“非郡邑之制失也”[4]；回答第二難說“尤非所謂知理（治）者也”[12]；回答第三難說“是大不然”[13]，都是斬截的否定的口氣。
這些是柳宗元的信念。
他要說服别人，讓他自己的信念取别人的不同的或者相反的信念而代之，就得用這樣剛強的口氣。
要不然，遲遲疑疑的，自己不能堅信，自己還信不過自己，又怎能使别人信服呢？若是短小精悍的文字，有時不妨竟用這種口氣一貫到底。
但像本篇這樣長文，若處處都用這種口氣，便太緊張了，使讀者有受威脅之感。
再則許多細節，作者本人也未必都能确信不疑，說得太死，讓人挑着了眼兒，反倒減弱全文的力量。
這兒便得斟酌着摻進些不十分确定的、商榷或诘難的口氣，可不是猶疑的口氣。
這就給讀者留了地步，也給自己留了地步，而且會增加全文的情韻或姿态。
在本篇裡，如“勢之來，其生人（民）之初乎？”[1]“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欤？”“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
”[3]“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
”[4]“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民）乎？”[10]便都是商榷的口氣。
如“何系于諸侯哉？”[12]“繼世而理（治）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豈聖人之制使至于是乎？”[14]便都是诘難的口氣。
本篇征引周秦漢唐四代的事迹，而能使人不覺得有糾纏不清或瑣屑可厭的地方，這是因為有剪裁。
一代的事迹往往浩如煙海，征引時當然得有個選擇。
選擇得按着行文的意念。
這裡需要的是判斷，是眼光。
所取的事迹得切合那意念，或巧合那意念；前者是正鋒，後者隻是偏鋒。
這是剪裁的第一步。
所取的事迹是生料，還得融鑄一番。
或引伸一面，或概括全面，或竟加以說明；總得使熟悉那些事迹的讀者能領會到精細的去處，而不熟悉的讀者也能領會到那意念，那大旨。
這後一層是很重要的。
因為熟悉史事的讀者究竟比不熟悉的讀者少得多；一般不熟悉史事而讀書明理的讀者，作者是不得不顧到的。
大概簡單些的事迹，直陳就行了，複雜些的就得加以概括或說明。
這是剪裁的第二步。
本篇秦代的事比較少些，比較簡單些；但隻第一回征引可以算是直陳的[4]，第二回便以說明為主了[9]。
唐代的事雖不少，卻也隻概括的叙了幾句[6][11]，這緣由上文已見。
周漢兩代的事都繁多而複雜，最需要第二步的剪裁的便是這些。
篇中第一回征引周事甚詳，便不得不多用說明的語句。
如“然而降于夷王，害體傷尊，下堂而迎觐者”[3]，“下堂而迎觐者”是“害禮傷尊”，說明了對于一般讀者更方便些。
又如“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苌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
有了後二語，即使不熟悉上面的三件事，也可以知道它們的性質和征引的用意。
又如“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周之敗端”也是說明語。
這一節也參用概括的叙述，如說周初的封建，隻用“周有天下，……離為守臣、扞城”一長句。
又如“曆于宣王，挾中興複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也是的。
——末一語在不熟悉史事的讀者，可以“概括化”為“卒不能定諸侯之嗣”，意思還是明白的。
篇中征引漢事，多作概括語。
如“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5]，上面接着“漢有天下”，叙的自然是高祖了。
這裡前二語概括了數年間諸王叛變的事迹，後二語舉了兩個最利害的例子，隻要知道了這兩件事是數年間最利害的例子，一般的讀者也就算懂得了。
下面緊接着“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寥寥二語裡也概括了許多事迹。
又如“且漢知孟舒于田叔，……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一長句[10]，連舉了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