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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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陸機所謂“官方（宜也）庸（同“用”）能”；按本篇的說法，便是“孟舒魏尚之術”可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可得而行[10]——一方面也便是聖賢有以立于天下[14]。
但本篇重在“破”而不在“立”，封建之失，指摘得很詳細，郡縣之得，隻略舉綱目罷了。
本篇論曆代政制的得失，隻舉周秦漢唐四代。
“堯舜禹湯之事遠”[3]，所以存而不論。
堯舜禹湯時代的史料留傳的太少，難以考信，存而不論是很謹慎的态度。
“及有周而甚詳”[3]，從周說起，文獻是足征的。
不但文獻足征，周更是封建制的極盛時期和衰落時期。
這裡差不多可以看見封建制的全副面目。
這是封建制的最完備最适當的代表。
而周代八百年天下，又是封建論者所豔羨的，并且是他們憑借着起人信心的實證。
秦是第一個廢封建置郡縣的朝代；這是一個革命的朝代。
可是二世而亡，留給論史家許多争辯。
封建論者很容易的指出，這短短的一代是封建制的反面的鐵證。
反封建論者像柳宗元這樣，卻得很費心思來解釋秦的亡并不在郡縣制上——郡縣固然亡，封建還是會亡的。
漢是封建和郡縣兩制并用；郡縣制有了長足的發展，封建制也經過幾番修正，漸漸達到名存實亡的地步。
年代又相當長。
這是郡縣制成功的時代，也是最宜于比較兩種制度的得失的時代。
所以本篇說，“繼漢而帝者，雖百代（世）可知也”[5]。
漢可以代表魏晉等代；篇中隻将魏晉帶了一筆，并不詳叙，便是為此。
漢其實也未嘗不可代表唐。
但柳宗元是唐人，他固然不肯忽略自己的時代；而更有關系的是安史以來的“藩鎮”的局面，那不能算封建卻又像封建的，别的朝代未嘗沒有這種情形，卻不像唐代的顯著和深烈，這是柳宗元所最關心的。
他的反封建，不但是學術的興趣，還有切膚之痛。
就這兩種制度本身看，唐代并不需要特别提出；但他卻兩回将本朝跟周秦漢相提并論，可見是怎樣的鄭重其事了。
《唐書·宗室傳贊》說杜佑、柳宗元論封建：“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複焉。
”杜佑的全文不可見；以本篇而論，這卻是一個很确切的評語。
“深探其本”指立封建起源論，“據古驗今而反複”正指兩回将唐代跟周秦漢一并引作論證。
篇中兩回引證周秦漢唐的事迹，觀點雖然不同，而“制”的得失須由“政”見，所論不免有共同的地方，評為“反複”是不錯的。
第一回引證以“制”為主，所以有“非郡邑之制失”[4]，“徇周之制”，“秦制之得”[5]，“州縣之設，固不可革”[6]等語。
這裡周制之失是“末大不掉”[3]，秦制之得是“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内”[4]；漢代兼用兩制，“有叛國而無叛郡”[5]，得失最是分明。
秦雖二世而亡，但“有叛人（民）而無叛吏”[4]，可見“非郡邑之制失”。
唐用秦制，雖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但“有叛将而無叛州”，可見“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6]。
兵原也可以息争，卻隻能用于小群小争。
群大了，争大了，便得“有德”，而且得有大德。
“藩鎮”是大群，有大争；而有兵無德，自然便亂起來了。
——這番征引是證明“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那個主旨。
第二回引證以“政”為主，所以有“侯伯不得變其政”，“失在于制，不在于政”[8]，“失在于政，不在于制”[9]，“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國”[10]等語。
周雖失“政”，但“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上下牽掣，以至于此。
所以真正的失，還“在于制，不在于政”。
“秦制”是“得”了，而郡邑無權，守宰不得人；二世而亡，“失在于政”。
“漢興，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
及夫郡邑，可謂理（治）且安矣”[10]。
篇中接着舉出孟舒、魏尚、黃霸、汲黯幾個賢明的守宰。
“政”因于“制”，由此可見。
至于唐“盡制郡邑，連置守宰”[11]，“制”是已然“得”了，隻要“善制兵，謹擇守”，便會“理（治）平”[11]，不緻失“政”。
這就是上文提到的柳宗元向當時執政者建議的簡要的原則了。
——這番征引是證明郡縣的守宰“施化易”而“能理（治）”[7]，回答那第一難。
郡縣制的朝代雖也會二世而亡，雖也會“桀猾時起，虐害方域”[9]，但這是沒有認真施行郡縣制的弊病，郡縣制本身并無弊病。
封建制本身卻就有弊病，“政”雖有一時的得失，“侵弱之辱”、“土崩之困”終久是必然的。
——篇中征引，第一回詳于周事，第二回詳于漢事。
這因為周是封建制的代表，漢是“政”因于“制”的實證的緣故。
唐是柳宗元自己的時代，他知道的事迹應該最多，可是說的最少。
一來是因為就封建、郡縣兩制而論，唐代本不占重要的地位，用不着詳其所不當詳。
二來也許是因為當代人論當代事，容易觸犯忌諱，所以還是概括一些的好。
政制的作用在求“理（治）平”[11]或“理（治）安”[10][14]，這是“天下之道”。
“理（治）安”在乎“得人”，“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治）安”[14]。
郡縣制勝于封建制的地方便在能擇守宰，能進賢退不肖，賞賢罰不肖。
“且漢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馮唐，聞黃霸之明審，睹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複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
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
”[10]這正是能擇人，能擇人才能“得人”。
但如孟舒、魏尚，本都是罷免了的，文帝聽了田叔和馮唐的話，才知道他們的賢能，重行起用，官複原職。
可見知人善任，賞罰不差，也是不容易的。
這不但得有賢明的君主，還得有賢明的輔佐。
“謹擇守”[11]隻是個簡要的原則，實施起來，得因時制宜，斟酌重輕，條目是無窮盡的。
能“謹”擇守宰，便能“得人”，天下便能“理（治）安”了。
“得人”真可算是一個不變的道理；縱貫古今，橫通四海，為政都不能外乎此，不過條目随時随地不同罷了。
柳宗元說郡縣制是“公之大者”[13]，便是為此。
封建之初，雖然是“其德在人（民）者”，死了才“求其嗣而奉之”[2]，但後來卻隻是“繼世而理（治）”。
“繼世而理（治）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14]這隻是私天下，家天下。
“賢聖生于其時，亦無以立于天下，封建者為之也”[14]。
湯武雖是“聖王”，而不能革除封建制，也不免有私心；他們是“私其力于己也，私其衛于子孫也”。
秦始皇改封建為郡縣，其實也出于另一種私心；這是“私其一己之威”，“私其盡臣畜于我”。
可是從天下後世看，郡縣制使賢不肖各居其所，使聖賢有以立于天下，确是“公之大者”。
所以說“公天下之端自秦始”[13]。
向來所謂“公天下”，原指堯舜傳賢，對禹傳子的“家天下”而言。
那是整個兒的“以天下與人”。
但堯舜之事太“遠”了，太理想了。
本篇着重實際的政制，所以存而不論。
就實際的政制看，到了柳宗元的時代，郡縣制确是“公之大者”。
他将新的意義給予“公天下”這一語，而稱“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也未嘗沒有道理。
議論文不管是常理，是創見，總該自圓其說，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最忌的是自相矛盾的毛病。
議論文的作用原在起信；不能自圓其說，甚至于自相矛盾，又怎麼能說服别人呢？本篇開端道：“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
生人（民）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
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
孰明之？由
但本篇重在“破”而不在“立”，封建之失，指摘得很詳細，郡縣之得，隻略舉綱目罷了。
本篇論曆代政制的得失，隻舉周秦漢唐四代。
“堯舜禹湯之事遠”[3]，所以存而不論。
堯舜禹湯時代的史料留傳的太少，難以考信，存而不論是很謹慎的态度。
“及有周而甚詳”[3]，從周說起，文獻是足征的。
不但文獻足征，周更是封建制的極盛時期和衰落時期。
這裡差不多可以看見封建制的全副面目。
這是封建制的最完備最适當的代表。
而周代八百年天下，又是封建論者所豔羨的，并且是他們憑借着起人信心的實證。
秦是第一個廢封建置郡縣的朝代；這是一個革命的朝代。
可是二世而亡，留給論史家許多争辯。
封建論者很容易的指出，這短短的一代是封建制的反面的鐵證。
反封建論者像柳宗元這樣，卻得很費心思來解釋秦的亡并不在郡縣制上——郡縣固然亡，封建還是會亡的。
漢是封建和郡縣兩制并用；郡縣制有了長足的發展，封建制也經過幾番修正，漸漸達到名存實亡的地步。
年代又相當長。
這是郡縣制成功的時代，也是最宜于比較兩種制度的得失的時代。
所以本篇說，“繼漢而帝者，雖百代（世）可知也”[5]。
漢可以代表魏晉等代；篇中隻将魏晉帶了一筆，并不詳叙，便是為此。
漢其實也未嘗不可代表唐。
但柳宗元是唐人，他固然不肯忽略自己的時代；而更有關系的是安史以來的“藩鎮”的局面，那不能算封建卻又像封建的，别的朝代未嘗沒有這種情形，卻不像唐代的顯著和深烈，這是柳宗元所最關心的。
他的反封建，不但是學術的興趣，還有切膚之痛。
就這兩種制度本身看，唐代并不需要特别提出；但他卻兩回将本朝跟周秦漢相提并論，可見是怎樣的鄭重其事了。
《唐書·宗室傳贊》說杜佑、柳宗元論封建：“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複焉。
”杜佑的全文不可見；以本篇而論，這卻是一個很确切的評語。
“深探其本”指立封建起源論，“據古驗今而反複”正指兩回将唐代跟周秦漢一并引作論證。
篇中兩回引證周秦漢唐的事迹，觀點雖然不同，而“制”的得失須由“政”見，所論不免有共同的地方，評為“反複”是不錯的。
第一回引證以“制”為主，所以有“非郡邑之制失”[4]，“徇周之制”，“秦制之得”[5]，“州縣之設，固不可革”[6]等語。
這裡周制之失是“末大不掉”[3]，秦制之得是“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内”[4]；漢代兼用兩制，“有叛國而無叛郡”[5]，得失最是分明。
秦雖二世而亡，但“有叛人（民）而無叛吏”[4]，可見“非郡邑之制失”。
唐用秦制，雖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但“有叛将而無叛州”，可見“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6]。
兵原也可以息争，卻隻能用于小群小争。
群大了，争大了，便得“有德”，而且得有大德。
“藩鎮”是大群，有大争；而有兵無德，自然便亂起來了。
——這番征引是證明“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那個主旨。
第二回引證以“政”為主，所以有“侯伯不得變其政”，“失在于制，不在于政”[8]，“失在于政，不在于制”[9]，“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國”[10]等語。
周雖失“政”，但“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上下牽掣，以至于此。
所以真正的失，還“在于制，不在于政”。
“秦制”是“得”了，而郡邑無權，守宰不得人；二世而亡，“失在于政”。
“漢興，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
及夫郡邑，可謂理（治）且安矣”[10]。
篇中接着舉出孟舒、魏尚、黃霸、汲黯幾個賢明的守宰。
“政”因于“制”，由此可見。
至于唐“盡制郡邑，連置守宰”[11]，“制”是已然“得”了，隻要“善制兵，謹擇守”，便會“理（治）平”[11]，不緻失“政”。
這就是上文提到的柳宗元向當時執政者建議的簡要的原則了。
——這番征引是證明郡縣的守宰“施化易”而“能理（治）”[7]，回答那第一難。
郡縣制的朝代雖也會二世而亡，雖也會“桀猾時起，虐害方域”[9]，但這是沒有認真施行郡縣制的弊病，郡縣制本身并無弊病。
封建制本身卻就有弊病，“政”雖有一時的得失，“侵弱之辱”、“土崩之困”終久是必然的。
——篇中征引，第一回詳于周事，第二回詳于漢事。
這因為周是封建制的代表，漢是“政”因于“制”的實證的緣故。
唐是柳宗元自己的時代，他知道的事迹應該最多，可是說的最少。
一來是因為就封建、郡縣兩制而論，唐代本不占重要的地位，用不着詳其所不當詳。
二來也許是因為當代人論當代事，容易觸犯忌諱，所以還是概括一些的好。
政制的作用在求“理（治）平”[11]或“理（治）安”[10][14]，這是“天下之道”。
“理（治）安”在乎“得人”，“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治）安”[14]。
郡縣制勝于封建制的地方便在能擇守宰，能進賢退不肖，賞賢罰不肖。
“且漢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馮唐，聞黃霸之明審，睹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複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
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
”[10]這正是能擇人，能擇人才能“得人”。
但如孟舒、魏尚，本都是罷免了的，文帝聽了田叔和馮唐的話，才知道他們的賢能，重行起用，官複原職。
可見知人善任，賞罰不差，也是不容易的。
這不但得有賢明的君主，還得有賢明的輔佐。
“謹擇守”[11]隻是個簡要的原則，實施起來，得因時制宜，斟酌重輕，條目是無窮盡的。
能“謹”擇守宰，便能“得人”，天下便能“理（治）安”了。
“得人”真可算是一個不變的道理；縱貫古今，橫通四海，為政都不能外乎此，不過條目随時随地不同罷了。
柳宗元說郡縣制是“公之大者”[13]，便是為此。
封建之初，雖然是“其德在人（民）者”，死了才“求其嗣而奉之”[2]，但後來卻隻是“繼世而理（治）”。
“繼世而理（治）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14]這隻是私天下，家天下。
“賢聖生于其時，亦無以立于天下，封建者為之也”[14]。
湯武雖是“聖王”，而不能革除封建制，也不免有私心；他們是“私其力于己也，私其衛于子孫也”。
秦始皇改封建為郡縣，其實也出于另一種私心；這是“私其一己之威”，“私其盡臣畜于我”。
可是從天下後世看，郡縣制使賢不肖各居其所，使聖賢有以立于天下，确是“公之大者”。
所以說“公天下之端自秦始”[13]。
向來所謂“公天下”，原指堯舜傳賢，對禹傳子的“家天下”而言。
那是整個兒的“以天下與人”。
但堯舜之事太“遠”了，太理想了。
本篇着重實際的政制，所以存而不論。
就實際的政制看，到了柳宗元的時代，郡縣制确是“公之大者”。
他将新的意義給予“公天下”這一語，而稱“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也未嘗沒有道理。
議論文不管是常理，是創見，總該自圓其說，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最忌的是自相矛盾的毛病。
議論文的作用原在起信；不能自圓其說，甚至于自相矛盾，又怎麼能說服别人呢？本篇開端道：“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
生人（民）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
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
孰明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