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 中國往何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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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定其得失從違；如果是經不起科學法則檢驗的“诳人之事”，那麼，即令它是“祖宗之所遺留，聖賢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會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陳獨秀還形象地把民主與科學比作一輛車子的兩隻輪子，号召青年們“以科學與人權并重”，“利刃斷鐵，快刀理麻”，“戰勝惡社會，而不可為惡社會所征服”。
當民主與科學的思想在《新青年》雜志最初提出時，它還屬于資産階級急進民主主義的範疇。
那時，陳獨秀、李大钊等急進民主主義者，用民主與科學作為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向封建主義的文化思想陣地勇猛進擊。
他們以徹底的不妥協的姿态，對封建的舊禮教、舊倫理、舊政治、舊制度、舊文學、舊藝術，對神聖不可侵犯的孔家店，對種種迷信和偏見，一概無情地加以揭露和鞭撻。
他們以大無畏的氣概宣告：“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
”“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李大钊号召人們“沖決過去曆史之網羅，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強調：“吾人執筆以臨社會，其當拳拳服膺、嚴矢勿失者，一在查事之精，一在推論之正。
”“而二者之中，尤以據乎事實為要。
”他們毫不含糊地申明：“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傳的虛榮、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應該破壞！” 針對猖獗一時的尊孔複古思潮，《新青年》的作者們，将攻擊的鋒芒，集中指向孔夫子這尊偶像。
這是因為孔學是封建專制制度的精神支柱。
當時，袁世凱稱帝，張勳複辟，康有為反對共和，以及其他封建餘孽的倒行逆施，都是打着尊孔旗号蠱惑人心的。
新文化運動不反封建則罷，要反封建，就一定要把鬥争的矛頭指向維護封建專制制度的孔學，指向封建文化的頑固堡壘孔家店。
從1916年1月開始，陳獨秀就向封建倫理道德的核心“三綱”說，發動猛烈進攻。
他指出：“儒者三綱之說，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
君為臣綱，則臣于君為附屬品，而無獨立之人格矣；父為子綱，則子于父為附屬品，而無獨立之人格矣；夫為妻綱，則妻于夫為附屬品，而無獨立之人格矣。
率天下之男女，為臣，為子，為妻，而不見有一獨立自主之人者，三綱之說為之也。
”要打破“奴隸道德”，要“恢複獨立自主之人格”，就一定要反對“三綱之說”。
陳獨秀還指出：“三綱之根本義，階級制度是也。
所謂名教，所謂禮教，皆以擁護此别尊卑、明貴賤之制度者也。
”抓住了封建道德為封建統治服務的本質，陳獨秀進一步強調：共和立憲制“以獨立平等自由為原則，與綱常階級制為絕對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
”不僅如此，他更從政治上揭露了尊孔思潮與帝制複辟的内在聯系，一針見血地點破：“主張尊孔，勢必立君，主張立君，勢必複辟”；“孔教與共和乃絕對兩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
” 在“打倒孔家店”的鬥争中，吳虞以激烈的反孔言論而名噪一時。
吳虞（1871—1949），四川新繁人。
從留日回國後，在成都中學任教，1917年起投稿《新青年》。
吳虞把封建宗法制度、家族制度和封建專制制度，當作三位一體加以抨擊，他着重指出：“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兩者“膠固而不可以分析”；封建統治者用來聯結專制政治與家族制度的倫理道德觀念，則是“孝弟”，所以“孝弟”二字，其流毒“不減于洪水猛獸。
” 針對當時憲法草案中關于“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的規定，李大钊在1917年1月，發表《孔子與憲法》，激烈反對尊孔：“孔子者，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也”，如将
當民主與科學的思想在《新青年》雜志最初提出時，它還屬于資産階級急進民主主義的範疇。
那時，陳獨秀、李大钊等急進民主主義者，用民主與科學作為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向封建主義的文化思想陣地勇猛進擊。
他們以徹底的不妥協的姿态，對封建的舊禮教、舊倫理、舊政治、舊制度、舊文學、舊藝術，對神聖不可侵犯的孔家店，對種種迷信和偏見，一概無情地加以揭露和鞭撻。
他們以大無畏的氣概宣告：“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
”“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李大钊号召人們“沖決過去曆史之網羅，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強調：“吾人執筆以臨社會，其當拳拳服膺、嚴矢勿失者，一在查事之精，一在推論之正。
”“而二者之中，尤以據乎事實為要。
”他們毫不含糊地申明：“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傳的虛榮、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應該破壞！” 針對猖獗一時的尊孔複古思潮，《新青年》的作者們，将攻擊的鋒芒，集中指向孔夫子這尊偶像。
這是因為孔學是封建專制制度的精神支柱。
當時，袁世凱稱帝，張勳複辟，康有為反對共和，以及其他封建餘孽的倒行逆施，都是打着尊孔旗号蠱惑人心的。
新文化運動不反封建則罷，要反封建，就一定要把鬥争的矛頭指向維護封建專制制度的孔學，指向封建文化的頑固堡壘孔家店。
從1916年1月開始，陳獨秀就向封建倫理道德的核心“三綱”說，發動猛烈進攻。
他指出：“儒者三綱之說，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
君為臣綱，則臣于君為附屬品，而無獨立之人格矣；父為子綱，則子于父為附屬品，而無獨立之人格矣；夫為妻綱，則妻于夫為附屬品，而無獨立之人格矣。
率天下之男女，為臣，為子，為妻，而不見有一獨立自主之人者，三綱之說為之也。
”要打破“奴隸道德”，要“恢複獨立自主之人格”，就一定要反對“三綱之說”。
陳獨秀還指出：“三綱之根本義，階級制度是也。
所謂名教，所謂禮教，皆以擁護此别尊卑、明貴賤之制度者也。
”抓住了封建道德為封建統治服務的本質，陳獨秀進一步強調：共和立憲制“以獨立平等自由為原則，與綱常階級制為絕對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
”不僅如此，他更從政治上揭露了尊孔思潮與帝制複辟的内在聯系，一針見血地點破：“主張尊孔，勢必立君，主張立君，勢必複辟”；“孔教與共和乃絕對兩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
” 在“打倒孔家店”的鬥争中，吳虞以激烈的反孔言論而名噪一時。
吳虞（1871—1949），四川新繁人。
從留日回國後，在成都中學任教，1917年起投稿《新青年》。
吳虞把封建宗法制度、家族制度和封建專制制度，當作三位一體加以抨擊，他着重指出：“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兩者“膠固而不可以分析”；封建統治者用來聯結專制政治與家族制度的倫理道德觀念，則是“孝弟”，所以“孝弟”二字，其流毒“不減于洪水猛獸。
” 針對當時憲法草案中關于“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的規定，李大钊在1917年1月，發表《孔子與憲法》，激烈反對尊孔：“孔子者，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也”，如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