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 南北軍閥割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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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挂羊頭賣狗肉；于今則和直系軍閥互相勾結，共同排斥堅持革命立場的孫中山。
1918年1月20日，西南軍閥陸榮廷、唐繼堯，夥同非常國會中的政學系頭目、舊官僚岑春煊等人，圖謀在廣州成立所謂“西南自主各省護法聯合會”，與孫中山領導的護法軍政府對抗。
4月下旬，唐繼堯密電西南各省，逼孫中山去職。
5月20日，西南軍閥與反動政客操縱非常國會，悍然改組軍政府，廢大元帥首領制為總裁合議制，推唐繼堯、孫中山、陸榮廷、岑春煊等七人為總裁；後又以岑春煊為主席總裁，而由陸榮廷把持實權。
孫中山洞悉其奸，5月4日向非常國會辭大元帥職。
21日，孫中山孑然一身，憤而離粵轉滬。
護法軍政府成立還不到一年，已變成滇、桂軍閥與政學系共同組成的親英、美政權，與直系軍閥同流合污。
護法運動僅有的一點進步性，至此也喪失殆盡。
段祺瑞雖然被迫辭去國務總理職，但仍以“參戰督辦”名義，指揮皖系軍閥搞“武力統一”。
1917年12月，段祺瑞唆使皖系督軍在天津開會，張作霖也來參加，叫嚷對南方繼續用兵。
為阻止直系軍閥與西南各省合作，段祺瑞及其親信徐樹铮，勾結奉軍進駐直隸，既壯自己的聲勢，又用以威脅馮國璋。
1918年3月，馮國璋隻得再任段祺瑞為國務總理。
段祺瑞重新上台後，“武力統一”的氣焰更嚣張，4月，派曹锟、吳佩孚進兵湖南，連克嶽州、長沙、衡山、衡陽。
但是，攻城略地的吳佩孚，除了後來被授予“孚威将軍”空名外，什麼好處也沒撈到；湖南督軍的優缺，被皖系軍閥張敬堯占據。
于是，曹锟、吳佩孚按兵不動。
8月21日，吳佩孚幹脆發布通電，請罷内戰。
“武力統一”的如意算盤打不成了；直、皖兩系的争鬥，卻愈演愈烈。
為排擠直系，段祺瑞撥出巨款，派徐樹铮收買大批政客，組成“安福系”，操縱新國會選舉。
選舉結果，安福系在新國會中占最大多數（稱安福國會），研究系慘敗被棄。
1918年9月4日，安福國會另選前清老官僚徐世昌為大總統，把直系頭目馮國璋逐出中央。
此後，直、皖兩系之間，以及直、奉之間，粵、桂之間，軍閥混戰不息。
“南與北如一丘之貉” 護法運動失敗後，孫中山心情十分沉痛。
為了維護民主共和，反對軍閥統治，孫中山曾經發動“二次革命”，領導護法運動，但每次都歸于失敗。
在護法軍政府中，孫中山艱難支撐一年之久，結果“孑然無助，徒為親厚所痛，仇雠所快，終至于解職以去”。
錯誤和挫折使孫中山認識到：“吾國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
南與北如一丘之貉。
”不管是西南軍閥或者北洋軍閥，都是國家的大禍害，“雖号稱護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法律及民意之下”。
孫中山把民國元年确立的《臨時約法》和國會，看成是民主共和國的象征。
但是，列甯早就指出：“如果沒有政權，無論什麼法律，無論什麼選出的機關都等于零。
”幾年來，孫中山百折不撓，在堅持民主共和，反對帝制複辟的鬥争中，敗而不餒，踣而複起。
但是，中國的民族資産階級，已經提不出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綱領，組織不起既能團結群衆又能進行戰鬥的革命政黨，手裡更沒有自己的革命軍隊。
護法運動對廣大人民群衆并沒有什麼号召力，因為約法也好，國會也好，沒有給他們帶來任何實際利益，以緻民衆“聞有毀法者不加怒，聞有護法者亦不加喜”。
而且孫中山把護法的希望寄托于西南軍閥身上，敗局則是必然的。
護法運動的失敗，表明中國資産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已走入絕境。
吳玉章深沉地在回憶錄中寫道：“在當時，軍隊是統治者私人的财産和工具，軍隊的活動完全聽命于他們的統帥，不知道有國家民族，我們也沒有可能去根本改造舊軍隊，使它成為革命的工具，而隻是看到個人的作用，力圖争取有實力的統帥。
從辛亥革命起，我們為了推翻清朝而遷就袁世凱，後來為了反對北洋軍閥而利用西南軍閥，再後來為了抵制西南軍閥而培植陳炯明，最後陳炯明又叛變了。
這樣看來，從前的一套革命老辦法非改變不可，我們要從頭做起。
但是我們應該依靠什麼力量呢？究竟怎樣才能挽救國家的危亡呢？”中國迫切需要一個資産階級的民主革命，但曆史的行程已經表明，領導這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的重擔，隻能由無産階級及其政黨來肩負。
1918年1月20日，西南軍閥陸榮廷、唐繼堯，夥同非常國會中的政學系頭目、舊官僚岑春煊等人，圖謀在廣州成立所謂“西南自主各省護法聯合會”，與孫中山領導的護法軍政府對抗。
4月下旬，唐繼堯密電西南各省，逼孫中山去職。
5月20日，西南軍閥與反動政客操縱非常國會，悍然改組軍政府，廢大元帥首領制為總裁合議制，推唐繼堯、孫中山、陸榮廷、岑春煊等七人為總裁；後又以岑春煊為主席總裁，而由陸榮廷把持實權。
孫中山洞悉其奸，5月4日向非常國會辭大元帥職。
21日，孫中山孑然一身，憤而離粵轉滬。
護法軍政府成立還不到一年，已變成滇、桂軍閥與政學系共同組成的親英、美政權，與直系軍閥同流合污。
護法運動僅有的一點進步性，至此也喪失殆盡。
段祺瑞雖然被迫辭去國務總理職，但仍以“參戰督辦”名義，指揮皖系軍閥搞“武力統一”。
1917年12月，段祺瑞唆使皖系督軍在天津開會，張作霖也來參加，叫嚷對南方繼續用兵。
為阻止直系軍閥與西南各省合作，段祺瑞及其親信徐樹铮，勾結奉軍進駐直隸，既壯自己的聲勢，又用以威脅馮國璋。
1918年3月，馮國璋隻得再任段祺瑞為國務總理。
段祺瑞重新上台後，“武力統一”的氣焰更嚣張，4月，派曹锟、吳佩孚進兵湖南，連克嶽州、長沙、衡山、衡陽。
但是，攻城略地的吳佩孚，除了後來被授予“孚威将軍”空名外，什麼好處也沒撈到；湖南督軍的優缺，被皖系軍閥張敬堯占據。
于是，曹锟、吳佩孚按兵不動。
8月21日，吳佩孚幹脆發布通電，請罷内戰。
“武力統一”的如意算盤打不成了；直、皖兩系的争鬥，卻愈演愈烈。
為排擠直系，段祺瑞撥出巨款，派徐樹铮收買大批政客，組成“安福系”，操縱新國會選舉。
選舉結果，安福系在新國會中占最大多數（稱安福國會），研究系慘敗被棄。
1918年9月4日，安福國會另選前清老官僚徐世昌為大總統，把直系頭目馮國璋逐出中央。
此後，直、皖兩系之間，以及直、奉之間，粵、桂之間，軍閥混戰不息。
“南與北如一丘之貉” 護法運動失敗後，孫中山心情十分沉痛。
為了維護民主共和，反對軍閥統治，孫中山曾經發動“二次革命”，領導護法運動，但每次都歸于失敗。
在護法軍政府中，孫中山艱難支撐一年之久，結果“孑然無助，徒為親厚所痛，仇雠所快，終至于解職以去”。
錯誤和挫折使孫中山認識到：“吾國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
南與北如一丘之貉。
”不管是西南軍閥或者北洋軍閥，都是國家的大禍害，“雖号稱護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法律及民意之下”。
孫中山把民國元年确立的《臨時約法》和國會，看成是民主共和國的象征。
但是，列甯早就指出：“如果沒有政權，無論什麼法律，無論什麼選出的機關都等于零。
”幾年來，孫中山百折不撓，在堅持民主共和，反對帝制複辟的鬥争中，敗而不餒，踣而複起。
但是，中國的民族資産階級，已經提不出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綱領，組織不起既能團結群衆又能進行戰鬥的革命政黨，手裡更沒有自己的革命軍隊。
護法運動對廣大人民群衆并沒有什麼号召力，因為約法也好，國會也好，沒有給他們帶來任何實際利益，以緻民衆“聞有毀法者不加怒，聞有護法者亦不加喜”。
而且孫中山把護法的希望寄托于西南軍閥身上，敗局則是必然的。
護法運動的失敗，表明中國資産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已走入絕境。
吳玉章深沉地在回憶錄中寫道：“在當時，軍隊是統治者私人的财産和工具，軍隊的活動完全聽命于他們的統帥，不知道有國家民族，我們也沒有可能去根本改造舊軍隊，使它成為革命的工具，而隻是看到個人的作用，力圖争取有實力的統帥。
從辛亥革命起，我們為了推翻清朝而遷就袁世凱，後來為了反對北洋軍閥而利用西南軍閥，再後來為了抵制西南軍閥而培植陳炯明，最後陳炯明又叛變了。
這樣看來，從前的一套革命老辦法非改變不可，我們要從頭做起。
但是我們應該依靠什麼力量呢？究竟怎樣才能挽救國家的危亡呢？”中國迫切需要一個資産階級的民主革命，但曆史的行程已經表明，領導這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的重擔，隻能由無産階級及其政黨來肩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