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 民族工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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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從它呱呱落地之日起，就是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雙重壓迫的夾縫中，畸形而又艱難地擠出生路的。
發生在1914年至1918年間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卻為它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會。
這一時期，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特别是中國工人階級隊伍的壯大和鬥争的高漲，為中國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階段的轉變，準備了必要的階級基礎。
民族工業的“黃金時代” 辛亥革命後，民族資産階級社會政治地位的提高，南京臨時政府獎勵發展實業的法令，群衆性的抵制日貨運動，使中國内部出現了一個興辦資本主義工業的熱潮。
民國剛成立，資産階級興高采烈，陶醉于“統一”“秩序”“廢除惡稅”“發展實業”的熱烈氣氛中。
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後，積極倡導興修鐵路、開發礦業，身兼中華銀行總董、鐵路協會名譽會長、永年保險公司董事長等職。
一般民族資本家，對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的願望更加強烈，他們認為清政府已被推翻，革命已經成功，過去由于“專制之毒未除，障害我工業之發展”，“今茲共和政體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運會，建設我新社會，以競勝争存，而所謂産業革命者，今也其時矣。
”1915年，中國人民為反對“二十一條”而在全國範圍掀起的抵制日貨運動，對促進民族工業的發展，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1914年，日貨輸華總額為二億一千萬日元；1915年，在歐洲帝國主義國家對華輸出減少的情況下，日貨輸華總額反而降為一億八千萬日元。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歐洲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的經濟壓迫暫時放松，在客觀上又為中國民族工業主要是紡織業和面粉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有利的間隙。
這就是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所謂“黃金時代”。
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的商品傾銷，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巨大障礙。
大戰爆發後，歐、美列強忙于戰争，其對華商品輸出一時大幅度下降。
占全國外貿比重最大的上海，1913年進口洋貨二億四千四百多萬關兩，1915年降為一億九千八百多萬關兩，1916年也隻有二億另七百萬關兩。
與此同時，交戰各國對某些戰略物資（如面粉、蛋粉、鐵、銻、鎢等）的需要急增，刺激了中國的出口銷售，如以1913年為指數一百，後四年每年都增加百分之十四點八到百分之二十點五。
進口下降了，出口增長了，而國内市場的需要卻并未減少。
1912—1919年，中國新建的近代工業廠礦，多達四百七十餘個，投資近九千五百萬元，加上原有企業的擴建，八年間新增的資本，至少達一億三四千萬元，超過辛亥革命前五十年投資的總和。
1903—1908年，平均每年注冊的新工廠約二十一家；而大戰開始時的1913—1915年，平均每年注冊的新工廠增為四十一家，1916—1919年，平均每年增達一百二十四家。
中國工廠使用的蒸汽動力，1913年為四萬三千馬力，1918年增加了近一倍，達到八萬二千馬力。
從各個部門的發展來看，以紡織業和面粉業為主的輕工業，增長最快。
1890年，中國開辦第一家棉紡織廠（上海機器織布局），至1913年，民族資本紗錠總數才隻四十八萬多枚；而到1922年，紗錠總數已增為一百五十萬六千多枚。
面粉廠則由1913年的五十餘家，增加到1919年的一百二十餘家，每晝夜生産能力，由四萬三千袋增為十八萬八千餘袋，産品遠銷歐美、日本及東南亞各地。
其他如針織、火柴、卷煙、碾米、榨油、絲織、缫絲、毛紡織
發生在1914年至1918年間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卻為它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會。
這一時期，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特别是中國工人階級隊伍的壯大和鬥争的高漲，為中國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階段的轉變，準備了必要的階級基礎。
民族工業的“黃金時代” 辛亥革命後，民族資産階級社會政治地位的提高，南京臨時政府獎勵發展實業的法令，群衆性的抵制日貨運動，使中國内部出現了一個興辦資本主義工業的熱潮。
民國剛成立，資産階級興高采烈，陶醉于“統一”“秩序”“廢除惡稅”“發展實業”的熱烈氣氛中。
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後，積極倡導興修鐵路、開發礦業，身兼中華銀行總董、鐵路協會名譽會長、永年保險公司董事長等職。
一般民族資本家，對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的願望更加強烈，他們認為清政府已被推翻，革命已經成功，過去由于“專制之毒未除，障害我工業之發展”，“今茲共和政體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運會，建設我新社會，以競勝争存，而所謂産業革命者，今也其時矣。
”1915年，中國人民為反對“二十一條”而在全國範圍掀起的抵制日貨運動，對促進民族工業的發展，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1914年，日貨輸華總額為二億一千萬日元；1915年，在歐洲帝國主義國家對華輸出減少的情況下，日貨輸華總額反而降為一億八千萬日元。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歐洲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的經濟壓迫暫時放松，在客觀上又為中國民族工業主要是紡織業和面粉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有利的間隙。
這就是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所謂“黃金時代”。
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的商品傾銷，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巨大障礙。
大戰爆發後，歐、美列強忙于戰争，其對華商品輸出一時大幅度下降。
占全國外貿比重最大的上海，1913年進口洋貨二億四千四百多萬關兩，1915年降為一億九千八百多萬關兩，1916年也隻有二億另七百萬關兩。
與此同時，交戰各國對某些戰略物資（如面粉、蛋粉、鐵、銻、鎢等）的需要急增，刺激了中國的出口銷售，如以1913年為指數一百，後四年每年都增加百分之十四點八到百分之二十點五。
進口下降了，出口增長了，而國内市場的需要卻并未減少。
1912—1919年，中國新建的近代工業廠礦，多達四百七十餘個，投資近九千五百萬元，加上原有企業的擴建，八年間新增的資本，至少達一億三四千萬元，超過辛亥革命前五十年投資的總和。
1903—1908年，平均每年注冊的新工廠約二十一家；而大戰開始時的1913—1915年，平均每年注冊的新工廠增為四十一家，1916—1919年，平均每年增達一百二十四家。
中國工廠使用的蒸汽動力，1913年為四萬三千馬力，1918年增加了近一倍，達到八萬二千馬力。
從各個部門的發展來看，以紡織業和面粉業為主的輕工業，增長最快。
1890年，中國開辦第一家棉紡織廠（上海機器織布局），至1913年，民族資本紗錠總數才隻四十八萬多枚；而到1922年，紗錠總數已增為一百五十萬六千多枚。
面粉廠則由1913年的五十餘家，增加到1919年的一百二十餘家，每晝夜生産能力，由四萬三千袋增為十八萬八千餘袋，産品遠銷歐美、日本及東南亞各地。
其他如針織、火柴、卷煙、碾米、榨油、絲織、缫絲、毛紡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