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 南北軍閥割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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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華彙業銀行行員抄存本行密件》統計：從1917年7月21日起，到1918年9月28日止，已經協議成交的借款有十五筆，共計二億二千二百萬日元，另加英鎊五十三萬六千鎊，合計約二億三四千萬日元。
此外，還有議而未成的借款，估計有十筆，約二億九千五百萬日元。
總計，成交與未成交的借款，達五億二三千萬日元之多。
十五筆借款中，标明軍事用途的，名義上隻有“軍械借款”和“參戰借款”兩筆，其實，各種名目的經濟借款以及善後借款，無非假借名義，主要還是用于政府的軍政開支。
為了取得借款，把軍火搞到手，段祺瑞肆意拍賣國家利權，諸如銀行、稅收、電台、有線電報、金礦、鐵礦、船廠、鐵路、東三省地租、國有森林等等，都被作為借款的擔保或抵押。
1918年，日本提出霸占山東各項權利的要求時，段祺瑞政府竟無恥地表示“欣然同意”。
緻使日本首相寺内正毅在下台後自誇：“借與中國之款，三倍于從前之數，實際上扶植日本在中國之權利，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條。
” 段祺瑞一面用出賣主權來換取日本的支持，一面又接受梁啟超等人的獻計，拒絕恢複張勳複辟時期已被抛棄的國會和《臨時約法》，準備另行召集由各省督軍指派的“臨時參議院”，制造一個更能為軍閥效勞的政治工具。
段祺瑞的專制獨裁和武力統一，使親英、美的西南軍閥感到威脅。
陸榮廷、唐繼堯聯合譴責北洋政府解散國會、廢棄約法的行徑，否認段内閣的合法性，宣布“暫行自主”。
于是，南北公開分裂。
1917年7月，當張勳複辟之初，孫中山就在上海寓所召集同志會商，決定通電全國，南下護法，讨伐叛逆。
7月6日，孫中山、廖仲恺、朱執信、章炳麟、何香凝等，乘海琛号軍艦由上海啟程赴廣州。
17日，孫中山在廣州黃埔公園發表演說時，尖銳地指出：民國以來，北洋軍閥“執共和國政之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專制之手段”。
“故今日變亂，非帝政與民政之争，非新舊潮流之争，非南北意見之争，實真共和與假共和之争。
”24日，更在緻陸榮廷的複電中，揭露段祺瑞“以僞共和易真複辟，其名則美，其實尤窳。
民國之号雖複，而禍亂之機方始”，敦促陸榮廷協力護法，恢複國會。
孫中山以恢複民元約法和國會為目的，舉起了護法旗幟，與北洋軍閥的假共和作鬥争。
7月21日，原海軍總長程璧光發表擁護約法、恢複國會的宣言，率領第一艦隊，由吳凇起航赴粵。
同時，原國會議員一百五十餘人（大部分為商榷系和政學系議員），在7—8月間陸續到達廣州。
西南軍閥由于想利用孫中山的威望，借“護法”之名來對抗段祺瑞的“武力統一”，因而也表示願意和孫中山“合作”。
8月，孫中山在廣州召開由南下議員組成的非常國會，議決成立軍政府。
9月，護法軍政府選舉孫中山為大元帥，陸榮廷、唐繼堯為元帥（陸、唐未宣言就職），建立了與段祺瑞對峙的南方政府。
10月6日，護法戰争在湖南開始。
孫中山随即以軍政府大元帥名義頒布讨伐令，斥責段祺瑞等陽托共和，陰行帝制，号召全國奮起讨伐。
護法戰争打響後不久，南北雙方内部都出現了矛盾和分裂。
黎元洪、段祺瑞分據府、院之時，雙方争鬥隻是以虛擊實；馮國璋、段祺瑞分據府、院之時，直皖争鬥已是各具實力。
10月，段祺瑞對西南各省用兵，派直系軍隊進入湖南，與護法軍在湘南衡山、寶慶一帶鏖戰。
陸榮廷見勢不利，派桂系軍隊援湘對抗。
段祺瑞陰謀消耗直系和桂系雙方的兵力，坐收漁人之利。
直系、桂系原以英、美帝國主義為共同後台，替段祺瑞“武力統一”當炮灰，更非直系頭目馮國璋、曹锟、吳佩孚所願。
鑒于此，馮國璋提出“和平統一”的口号，指示進入湖南的直系軍隊消極怠戰，拆皖系“武力統一”的台。
11月，直系軍隊在湖南自動退兵，發表宣言，要求停戰；直隸、江蘇、湖北、江西等省督軍，又聯合通電，主張與軍政府和平解決。
北洋軍閥中的直、皖兩系，處于尖銳對立，段祺瑞被迫在11月辭去國務總理職。
夢想依托北洋軍閥實力以改良國家的研究系閣員，如梁啟超、湯化龍、範源濂等，也都随之下台。
作為護法軍政府名義上的領袖，孫中山有“政府”而無“軍隊”。
盤踞南方的滇、桂軍閥和其餘政客，打起“護法”旗号，原隻
據《中華彙業銀行行員抄存本行密件》統計：從1917年7月21日起，到1918年9月28日止，已經協議成交的借款有十五筆，共計二億二千二百萬日元，另加英鎊五十三萬六千鎊，合計約二億三四千萬日元。
此外，還有議而未成的借款，估計有十筆，約二億九千五百萬日元。
總計，成交與未成交的借款，達五億二三千萬日元之多。
十五筆借款中，标明軍事用途的，名義上隻有“軍械借款”和“參戰借款”兩筆，其實，各種名目的經濟借款以及善後借款，無非假借名義，主要還是用于政府的軍政開支。
為了取得借款，把軍火搞到手，段祺瑞肆意拍賣國家利權，諸如銀行、稅收、電台、有線電報、金礦、鐵礦、船廠、鐵路、東三省地租、國有森林等等，都被作為借款的擔保或抵押。
1918年，日本提出霸占山東各項權利的要求時，段祺瑞政府竟無恥地表示“欣然同意”。
緻使日本首相寺内正毅在下台後自誇：“借與中國之款，三倍于從前之數，實際上扶植日本在中國之權利，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條。
” 段祺瑞一面用出賣主權來換取日本的支持，一面又接受梁啟超等人的獻計，拒絕恢複張勳複辟時期已被抛棄的國會和《臨時約法》，準備另行召集由各省督軍指派的“臨時參議院”，制造一個更能為軍閥效勞的政治工具。
段祺瑞的專制獨裁和武力統一，使親英、美的西南軍閥感到威脅。
陸榮廷、唐繼堯聯合譴責北洋政府解散國會、廢棄約法的行徑，否認段内閣的合法性，宣布“暫行自主”。
于是，南北公開分裂。
1917年7月，當張勳複辟之初，孫中山就在上海寓所召集同志會商，決定通電全國，南下護法，讨伐叛逆。
7月6日，孫中山、廖仲恺、朱執信、章炳麟、何香凝等，乘海琛号軍艦由上海啟程赴廣州。
17日，孫中山在廣州黃埔公園發表演說時，尖銳地指出：民國以來，北洋軍閥“執共和國政之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專制之手段”。
“故今日變亂，非帝政與民政之争，非新舊潮流之争，非南北意見之争，實真共和與假共和之争。
”24日，更在緻陸榮廷的複電中，揭露段祺瑞“以僞共和易真複辟，其名則美，其實尤窳。
民國之号雖複，而禍亂之機方始”，敦促陸榮廷協力護法，恢複國會。
孫中山以恢複民元約法和國會為目的，舉起了護法旗幟，與北洋軍閥的假共和作鬥争。
7月21日，原海軍總長程璧光發表擁護約法、恢複國會的宣言，率領第一艦隊，由吳凇起航赴粵。
同時，原國會議員一百五十餘人（大部分為商榷系和政學系議員），在7—8月間陸續到達廣州。
西南軍閥由于想利用孫中山的威望，借“護法”之名來對抗段祺瑞的“武力統一”，因而也表示願意和孫中山“合作”。
8月，孫中山在廣州召開由南下議員組成的非常國會，議決成立軍政府。
9月，護法軍政府選舉孫中山為大元帥，陸榮廷、唐繼堯為元帥（陸、唐未宣言就職），建立了與段祺瑞對峙的南方政府。
10月6日，護法戰争在湖南開始。
孫中山随即以軍政府大元帥名義頒布讨伐令，斥責段祺瑞等陽托共和，陰行帝制，号召全國奮起讨伐。
護法戰争打響後不久，南北雙方内部都出現了矛盾和分裂。
黎元洪、段祺瑞分據府、院之時，雙方争鬥隻是以虛擊實；馮國璋、段祺瑞分據府、院之時，直皖争鬥已是各具實力。
10月，段祺瑞對西南各省用兵，派直系軍隊進入湖南，與護法軍在湘南衡山、寶慶一帶鏖戰。
陸榮廷見勢不利，派桂系軍隊援湘對抗。
段祺瑞陰謀消耗直系和桂系雙方的兵力，坐收漁人之利。
直系、桂系原以英、美帝國主義為共同後台，替段祺瑞“武力統一”當炮灰，更非直系頭目馮國璋、曹锟、吳佩孚所願。
鑒于此，馮國璋提出“和平統一”的口号，指示進入湖南的直系軍隊消極怠戰，拆皖系“武力統一”的台。
11月，直系軍隊在湖南自動退兵，發表宣言，要求停戰；直隸、江蘇、湖北、江西等省督軍，又聯合通電，主張與軍政府和平解決。
北洋軍閥中的直、皖兩系，處于尖銳對立，段祺瑞被迫在11月辭去國務總理職。
夢想依托北洋軍閥實力以改良國家的研究系閣員，如梁啟超、湯化龍、範源濂等，也都随之下台。
作為護法軍政府名義上的領袖，孫中山有“政府”而無“軍隊”。
盤踞南方的滇、桂軍閥和其餘政客，打起“護法”旗号，原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