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 武昌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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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前來主持大計。
9月25日，居正和楊玉如向中部同盟會總機關具體彙報了湖北革命黨人的活動情況與打算。
因黃興遠在香港，一時無法趕到，宋教仁和譚人鳳便立即安排一切，準備前往。
可是，被關押在武昌獄中的胡瑛，在這時派人給宋教仁送來一封信，說湖北形勢險惡，不可發難。
宋教仁對居正和楊玉如的彙報疑信參半，遲遲不肯啟程。
這時，四川同志軍起義的聲勢卻越來越大，革命時機日漸成熟。
湖廣總督瑞澂又将一部分新軍陸續調出武漢。
湖北新軍中的革命黨人擔心革命力量分散，紛紛要求迅速發動。
孫武和劉複基等于9月24日再次召開兩團體聯席會議，商議起義動員計劃，議決在10月6日（農曆八月十五日）發動起義，推舉蔣翊武為臨時總司令，并對各标、營、隊的代表職務，也都作了具體安排。
武昌首義 革命黨人積極準備起義，清朝統治集團也在加緊進行防範，以便撲滅革命火苗。
清政府外務部以及兩廣總督張鳴岐，先後打電報給湖廣總督瑞澂，轉告英、日公使館所探得的革命黨人活動情況。
瑞澂在10月3日召開縣和管帶以上文武官員參加的防務會議，決定嚴防督署，密巡長江，實行全城戒嚴。
随後派兵搜查革命機關，還收繳了一般新軍士兵所攜帶的子彈。
面對這瞬息萬變的形勢，革命黨人不知道黃興、宋教仁和譚人鳳等何時能到武漢，無法按照原定計劃行動。
這時，一件意外的事促使了革命火把的迅速點燃。
10月9日正午，孫武等在漢口俄租界寶善裡十四号機關配制炸彈，劉公的弟弟劉同吸着煙前來觀看，不慎未熄的煙灰掉進藥盒裡，一時火星迸裂，硝煙彌漫，震動四鄰。
孫武面部被燒傷，被送到附近的同仁醫院醫治，其他人還沒有來得及将重要文件拿走，租界裡的俄國巡捕就已經趕到，将準備起義時用的旗幟、印信、文告、鈔票和黨人名冊全部拿走，并逮捕了劉同和他的親友數人，經過江漢關道交由夏口廳押至武昌收禁。
這幾個被捕者經不起嚴刑拷問，供出了知道的一些情況，瑞澂立即下令緊閉四城，速調巡防營、守衛隊和教練隊在大街小巷據供搜捕，武漢三鎮頓時充滿恐怖氣氛。
這一天上午，剛從嶽州防次回到武昌的蔣翊武，在小朝街八十五号機關與劉複基、彭楚藩和楊宏勝等人商議起義日期，未能取得一緻意見。
午後得知漢口寶善裡機關出了事，大驚失色。
劉複基奮然提出“及時舉義”，蔣翊武也感到“再無别法”，隻有立即發動，在場的其他人都一緻表示贊成。
于是，蔣翊武便以臨時總司令的名義起草命令，派人分别送到各個标、營，約定當晚十二時，以南湖炮隊的炮聲為号，城内城外一齊行動。
指揮武昌起義的秘密機關之一 可是，負責向南湖炮隊送信的鄧玉霖，未能及時把信送到，接到命令的其他标營的革命黨人，因聽不到南湖炮隊的炮聲，不敢貿然發動。
而事先得到風聲的瑞澂，卻派軍警查抄了武昌的各個革命機關，逮捕了劉複基、彭楚藩、楊宏勝等三十餘人。
瑞澂見捕獲的革命黨人如此之多，大為震驚，當即饬令軍事參議官、督練公所總辦鐵忠、武昌府知府雙壽和漢陽府知府陳樹屏在督署會議廳進行審訊。
彭楚藩、劉複基、楊宏勝三人在公堂上大義凜然，堅貞不屈，直認革命黨不諱，在10日淩晨被害，其他人仍收獄。
三烈士英勇就義以後，新軍各營都在紛傳瑞澂将派巡防營按名冊捉拿革命黨人。
革命黨人異常悲憤，他們根據9月24日聯席會議所制訂的起義計劃和10月9日下達的行動命令，自行聯絡，相互約定在10日晚上繼續發動。
當天晚上七時左右，駐在城外的第二十一混成協辎重隊首先發難。
駐在中和門内、紫陽湖旁的第八鎮工程第八營中以熊秉坤為首的革命黨人，也發動士兵，鳴槍舉義。
他們整頓隊伍，沖出營房，占領了楚望台軍械庫。
其他标營的革命士兵聽到槍聲，紛紛沖出營房，到楚望台集中。
因為發動起義的大都是正兵和副兵，一部分是正目或副目（即正副班長），職位最高的也不過是排長，缺乏指揮作戰的能力和經驗。
熊秉坤等以左隊隊官吳兆麟在本營資望較高，具有一定的軍事學識，就推他出來擔任臨時總指揮。
吳兆麟就申明紀律，分配任務，指揮攻打督署和第八鎮司令部。
湖北新軍第八鎮和第二十一混成協，共有官兵一萬八千餘人，其中一部分已由端方帶入四川，一部分則分别駐在漢口、漢陽和嶽州、襄陽等地。
留在武昌的十四營有七千餘人，約三分之一與文學社和共進會等組織有關系。
這天晚上前來參加起義的，最初隻有二千餘人，其餘的除了采取中立觀望态度的以外，瑞澂和第八鎮統制張彪還控制着一千五百人左右的兵力，他們一面命令所屬官弁制止士兵響應起義，一面增派可靠兵力保衛督署和鎮司令部。
起義軍連續發動三次猛攻，終于在布陣蛇山的炮隊協助下，把督署和鎮司令部占領。
瑞澂倉皇逃跑到停泊在江面上的楚豫号兵艦，張彪則率領殘部渡江逃到漢口。
起義軍在一夜之間占領武昌，把鮮豔的十八星旗插上武昌城頭。
江對岸的革命黨人聞風而動，也分别在11日夜和12日光複漢陽和漢口。
武昌城内的戰鬥一打響，成立革命政權的問題擺到了革命黨人的面前。
黃興和宋教仁等還沒有趕到，匿居漢口的孫武、劉公和逃出武昌的蔣翊武，又都失去了聯絡。
蔡濟民、李作棟等人認為：咨議局是個“民意機關”，所有議員都是湖北各縣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應該同他們進行合作。
于是，他們就趕到咨議局，同議長湯化龍和副議長張國溶、夏壽康以及議員劉赓藻等進行
9月25日，居正和楊玉如向中部同盟會總機關具體彙報了湖北革命黨人的活動情況與打算。
因黃興遠在香港，一時無法趕到，宋教仁和譚人鳳便立即安排一切，準備前往。
可是，被關押在武昌獄中的胡瑛，在這時派人給宋教仁送來一封信，說湖北形勢險惡，不可發難。
宋教仁對居正和楊玉如的彙報疑信參半，遲遲不肯啟程。
這時，四川同志軍起義的聲勢卻越來越大，革命時機日漸成熟。
湖廣總督瑞澂又将一部分新軍陸續調出武漢。
湖北新軍中的革命黨人擔心革命力量分散，紛紛要求迅速發動。
孫武和劉複基等于9月24日再次召開兩團體聯席會議，商議起義動員計劃，議決在10月6日（農曆八月十五日）發動起義，推舉蔣翊武為臨時總司令，并對各标、營、隊的代表職務，也都作了具體安排。
武昌首義 革命黨人積極準備起義，清朝統治集團也在加緊進行防範，以便撲滅革命火苗。
清政府外務部以及兩廣總督張鳴岐，先後打電報給湖廣總督瑞澂，轉告英、日公使館所探得的革命黨人活動情況。
瑞澂在10月3日召開縣和管帶以上文武官員參加的防務會議，決定嚴防督署，密巡長江，實行全城戒嚴。
随後派兵搜查革命機關，還收繳了一般新軍士兵所攜帶的子彈。
面對這瞬息萬變的形勢，革命黨人不知道黃興、宋教仁和譚人鳳等何時能到武漢，無法按照原定計劃行動。
這時，一件意外的事促使了革命火把的迅速點燃。
10月9日正午，孫武等在漢口俄租界寶善裡十四号機關配制炸彈，劉公的弟弟劉同吸着煙前來觀看，不慎未熄的煙灰掉進藥盒裡，一時火星迸裂，硝煙彌漫，震動四鄰。
孫武面部被燒傷，被送到附近的同仁醫院醫治，其他人還沒有來得及将重要文件拿走，租界裡的俄國巡捕就已經趕到，将準備起義時用的旗幟、印信、文告、鈔票和黨人名冊全部拿走，并逮捕了劉同和他的親友數人，經過江漢關道交由夏口廳押至武昌收禁。
這幾個被捕者經不起嚴刑拷問，供出了知道的一些情況，瑞澂立即下令緊閉四城，速調巡防營、守衛隊和教練隊在大街小巷據供搜捕，武漢三鎮頓時充滿恐怖氣氛。
這一天上午，剛從嶽州防次回到武昌的蔣翊武，在小朝街八十五号機關與劉複基、彭楚藩和楊宏勝等人商議起義日期，未能取得一緻意見。
午後得知漢口寶善裡機關出了事，大驚失色。
劉複基奮然提出“及時舉義”，蔣翊武也感到“再無别法”，隻有立即發動，在場的其他人都一緻表示贊成。
于是，蔣翊武便以臨時總司令的名義起草命令，派人分别送到各個标、營，約定當晚十二時，以南湖炮隊的炮聲為号，城内城外一齊行動。
指揮武昌起義的秘密機關之一 可是，負責向南湖炮隊送信的鄧玉霖，未能及時把信送到，接到命令的其他标營的革命黨人，因聽不到南湖炮隊的炮聲，不敢貿然發動。
而事先得到風聲的瑞澂，卻派軍警查抄了武昌的各個革命機關，逮捕了劉複基、彭楚藩、楊宏勝等三十餘人。
瑞澂見捕獲的革命黨人如此之多，大為震驚，當即饬令軍事參議官、督練公所總辦鐵忠、武昌府知府雙壽和漢陽府知府陳樹屏在督署會議廳進行審訊。
彭楚藩、劉複基、楊宏勝三人在公堂上大義凜然，堅貞不屈，直認革命黨不諱，在10日淩晨被害，其他人仍收獄。
三烈士英勇就義以後，新軍各營都在紛傳瑞澂将派巡防營按名冊捉拿革命黨人。
革命黨人異常悲憤，他們根據9月24日聯席會議所制訂的起義計劃和10月9日下達的行動命令，自行聯絡，相互約定在10日晚上繼續發動。
當天晚上七時左右，駐在城外的第二十一混成協辎重隊首先發難。
駐在中和門内、紫陽湖旁的第八鎮工程第八營中以熊秉坤為首的革命黨人，也發動士兵，鳴槍舉義。
他們整頓隊伍，沖出營房，占領了楚望台軍械庫。
其他标營的革命士兵聽到槍聲，紛紛沖出營房，到楚望台集中。
因為發動起義的大都是正兵和副兵，一部分是正目或副目（即正副班長），職位最高的也不過是排長，缺乏指揮作戰的能力和經驗。
熊秉坤等以左隊隊官吳兆麟在本營資望較高，具有一定的軍事學識，就推他出來擔任臨時總指揮。
吳兆麟就申明紀律，分配任務，指揮攻打督署和第八鎮司令部。
湖北新軍第八鎮和第二十一混成協，共有官兵一萬八千餘人，其中一部分已由端方帶入四川，一部分則分别駐在漢口、漢陽和嶽州、襄陽等地。
留在武昌的十四營有七千餘人，約三分之一與文學社和共進會等組織有關系。
這天晚上前來參加起義的，最初隻有二千餘人，其餘的除了采取中立觀望态度的以外，瑞澂和第八鎮統制張彪還控制着一千五百人左右的兵力，他們一面命令所屬官弁制止士兵響應起義，一面增派可靠兵力保衛督署和鎮司令部。
起義軍連續發動三次猛攻，終于在布陣蛇山的炮隊協助下，把督署和鎮司令部占領。
瑞澂倉皇逃跑到停泊在江面上的楚豫号兵艦，張彪則率領殘部渡江逃到漢口。
起義軍在一夜之間占領武昌，把鮮豔的十八星旗插上武昌城頭。
江對岸的革命黨人聞風而動，也分别在11日夜和12日光複漢陽和漢口。
武昌城内的戰鬥一打響，成立革命政權的問題擺到了革命黨人的面前。
黃興和宋教仁等還沒有趕到，匿居漢口的孫武、劉公和逃出武昌的蔣翊武，又都失去了聯絡。
蔡濟民、李作棟等人認為：咨議局是個“民意機關”，所有議員都是湖北各縣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應該同他們進行合作。
于是，他們就趕到咨議局，同議長湯化龍和副議長張國溶、夏壽康以及議員劉赓藻等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