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 武昌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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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黨人的不斷起義，風起雲湧的群衆鬥争，如火如荼的保路運動，使資本主義列強的走狗清王朝四面楚歌，再也招架不住了。
就在清政府手忙腳亂地應付四川保路運動時，武漢三鎮成了辛亥革命的突破口，爆發了埋葬清王朝的武昌起義。
共進會和文學社 武昌起義的爆發，是革命黨人在湖北新軍中長期踏實工作的結果，具體組織和發動這次起義的是共進會和文學社。
共進會是長江中上遊各省籍的一些同盟會會員于1907年8月在日本成立的。
首任會長為四川會黨首領張伯祥，繼任者先後有江西鄧文輝、湖北劉公。
焦達峰和孫武等人分别負責各部的具體工作。
他們不滿意孫中山和黃興隻在華南幾省發動起義，主張把革命活動的重心放在長江流域。
這些主要發起人，大都與會黨關系密切，反清革命态度堅決，但不完全贊成同盟會的革命綱領和組織形式。
他們發表的宣言和制訂的章程，把具有民主革命精神的“平均地權”，改為含義模糊的“平均人權”。
采用會黨的開堂、燒香、結盟、入夥的方法組織會員，規定以十八星旗為軍旗，并推定了幾省的大都督，作為革命的首領。
共進會雖仍擁護孫中山為總理，并沒有宣布與同盟會脫離關系，但實際上已形成了與同盟會并立的兩個組織。
1908年，孫武、彭漢遺、焦達峰陸續回國。
1909年4月在漢口法租界設立共進會鄂部總會，設分機關于武昌，聯絡長江中下遊的會黨，組織“中華山”，籌集款項，準備發動起義。
8月，在長沙也設共進會機關。
但是，會黨群衆組織散漫，幾次發動均遭失敗。
孫武等人吸取這個教訓，把工作的重點轉向新軍。
此後，會務的發展非常迅速，到1911年，湖北新軍中的共進會員已有二千餘人。
文學社是由湖北的幾個革命小團體發展而來的。
自1906年日知會被清政府查封以後，任重遠、黃申芗和在漢陽獄中的李亞東等，于1908年初倡議組織軍隊同盟會，得到原日知會會員和同情者四百餘人的支持。
黃申芗、楊玉鵬和章裕昆等對軍隊同盟會進行改組，成立群治學社。
最初僅在軍隊中開展活動，後也聯絡會黨，組織頗為嚴密，活動也較慎重。
1910年，湖南發生搶米風潮，因傳言長沙被革命軍占領，黃申芗準備起義響應，後知消息不确，立即按兵不動。
然而風聲已經外露，黃申芗逃到上海，全社實力沒有遭到重大損失。
9月，楊玉鵬、李抱良、章裕昆等又在群治學社的基礎上組織振武學社，很短時間内社員就增加到近千人。
後因振武學社的活動被四十一标左隊隊官施化龍偵知上報，楊玉鵬和李抱良被開除軍籍，暫時走避，社務交由蔣翊武主持。
蔣翊武吸取了成立革命組織屢次失敗的教訓，打算尋求一種妥善保全之策，于是便以研究文學為名，改名為文學社。
文學社于1911年初正式成立，由蔣翊武擔任社長，王憲章擔任副社長。
他們擁護孫中山的革命主張，繼續在新軍中積極活動，發展社員，也在學界進行聯絡，并以詹大悲主編的《大江報》為喉舌，廣泛進行革命宣傳。
到7月間，文學社在湖北新軍中的社員就已增至三千餘人，成為與共進會并駕齊驅的又一革命組織。
共進會和文學社的鬥争目标相同，都以湖北新軍為主要活動基地，開始時彼此并沒有什麼大的矛盾。
但由于文學社的主要負責人大多是家境貧寒的新軍士兵，共進會的主要負責人則多數是富紳子弟和日本留學生。
這種出身和經曆的不同，也使雙方思想上不完全一緻。
特别是在黃花崗起義失敗以後，他們都希望在長江流域開辟新的戰線，急切想在湖北新軍中發展力量時，雙方不時有所摩擦。
為了适應形勢的需要，有利于革命的發動，他們都感到有統一起來聯合行動的必要。
1911年5月11日，兩個革命組織的代表第一次在一起開會，讨論聯合的問題。
經議定，兩團體的各标營代表，都要極力避免摩擦，不可互分畛域，争奪黨員。
但在聯合以後的領導人選問題上，雙方仍然各不相下。
正當共進會和文學社為聯合問題進行協商時，宋教仁、譚人鳳、陳其美等人7月31日在上海成立“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簡稱“中部同盟會”）。
他們因華南各省起義屢遭失敗，就根據宋教仁的建議，決定積蓄力量，準備在長江流域發動起義，并把武昌作為發難的地點。
武昌是湖北的省會，長江的重鎮，位居全國的中央，交通便利。
然而，武昌東有大江，敵人的軍艦容易駛入，北有漢口租界，對外交涉十分繁難，京漢鐵路又是南北交通孔道，清軍可以朝發夕至，難于防守。
因此，他們又決定，武昌一旦發動，四方立即響應，使清軍措手不及。
中部同盟會為了做好各方面的準備工作，積極進行聯絡。
如派曾傑去湖南，與焦達峰組織湖南分會；範鴻仙、鄭贊丞去安慶，籌建安徽分會。
作為重點區域的湖北，譚人鳳親自前往，由居正促使共進會和文學社迅速聯合，成立湖北分會。
除了在長江中下遊進行部署以外，又讓從東京同盟會本部歸來的吳玉章和張懋龍回四川，建立四川分會，與長江中下遊遙相呼應；井勿幕正在陝西運動軍隊，并已取得顯著成績，也要他與南方諸省采取一緻行動。
這樣就使長江一帶形成首尾一貫的形勢。
中部同盟會制訂了整套在長江流域發動起義的計劃，也為此做了一些具體部署，既對後來的武昌起義發生了較大影響，也直接促進了共進會和文學社的聯合。
9月14日，共進會和文學社在武昌雄楚樓十号召開聯席會議，雙方的主要負責人全部參加。
會後，居正、楊玉如赴上海，邀請黃興、宋教仁和譚人
就在清政府手忙腳亂地應付四川保路運動時，武漢三鎮成了辛亥革命的突破口，爆發了埋葬清王朝的武昌起義。
共進會和文學社 武昌起義的爆發，是革命黨人在湖北新軍中長期踏實工作的結果，具體組織和發動這次起義的是共進會和文學社。
共進會是長江中上遊各省籍的一些同盟會會員于1907年8月在日本成立的。
首任會長為四川會黨首領張伯祥，繼任者先後有江西鄧文輝、湖北劉公。
焦達峰和孫武等人分别負責各部的具體工作。
他們不滿意孫中山和黃興隻在華南幾省發動起義，主張把革命活動的重心放在長江流域。
這些主要發起人，大都與會黨關系密切，反清革命态度堅決，但不完全贊成同盟會的革命綱領和組織形式。
他們發表的宣言和制訂的章程，把具有民主革命精神的“平均地權”，改為含義模糊的“平均人權”。
采用會黨的開堂、燒香、結盟、入夥的方法組織會員，規定以十八星旗為軍旗，并推定了幾省的大都督，作為革命的首領。
共進會雖仍擁護孫中山為總理，并沒有宣布與同盟會脫離關系，但實際上已形成了與同盟會并立的兩個組織。
1908年，孫武、彭漢遺、焦達峰陸續回國。
1909年4月在漢口法租界設立共進會鄂部總會，設分機關于武昌，聯絡長江中下遊的會黨，組織“中華山”，籌集款項，準備發動起義。
8月，在長沙也設共進會機關。
但是，會黨群衆組織散漫，幾次發動均遭失敗。
孫武等人吸取這個教訓，把工作的重點轉向新軍。
此後，會務的發展非常迅速，到1911年，湖北新軍中的共進會員已有二千餘人。
文學社是由湖北的幾個革命小團體發展而來的。
自1906年日知會被清政府查封以後，任重遠、黃申芗和在漢陽獄中的李亞東等，于1908年初倡議組織軍隊同盟會，得到原日知會會員和同情者四百餘人的支持。
黃申芗、楊玉鵬和章裕昆等對軍隊同盟會進行改組，成立群治學社。
最初僅在軍隊中開展活動，後也聯絡會黨，組織頗為嚴密，活動也較慎重。
1910年，湖南發生搶米風潮，因傳言長沙被革命軍占領，黃申芗準備起義響應，後知消息不确，立即按兵不動。
然而風聲已經外露，黃申芗逃到上海，全社實力沒有遭到重大損失。
9月，楊玉鵬、李抱良、章裕昆等又在群治學社的基礎上組織振武學社，很短時間内社員就增加到近千人。
後因振武學社的活動被四十一标左隊隊官施化龍偵知上報，楊玉鵬和李抱良被開除軍籍，暫時走避，社務交由蔣翊武主持。
蔣翊武吸取了成立革命組織屢次失敗的教訓，打算尋求一種妥善保全之策，于是便以研究文學為名，改名為文學社。
文學社于1911年初正式成立，由蔣翊武擔任社長，王憲章擔任副社長。
他們擁護孫中山的革命主張，繼續在新軍中積極活動，發展社員，也在學界進行聯絡，并以詹大悲主編的《大江報》為喉舌，廣泛進行革命宣傳。
到7月間，文學社在湖北新軍中的社員就已增至三千餘人，成為與共進會并駕齊驅的又一革命組織。
共進會和文學社的鬥争目标相同，都以湖北新軍為主要活動基地，開始時彼此并沒有什麼大的矛盾。
但由于文學社的主要負責人大多是家境貧寒的新軍士兵，共進會的主要負責人則多數是富紳子弟和日本留學生。
這種出身和經曆的不同，也使雙方思想上不完全一緻。
特别是在黃花崗起義失敗以後，他們都希望在長江流域開辟新的戰線，急切想在湖北新軍中發展力量時，雙方不時有所摩擦。
為了适應形勢的需要，有利于革命的發動，他們都感到有統一起來聯合行動的必要。
1911年5月11日，兩個革命組織的代表第一次在一起開會，讨論聯合的問題。
經議定，兩團體的各标營代表，都要極力避免摩擦，不可互分畛域，争奪黨員。
但在聯合以後的領導人選問題上，雙方仍然各不相下。
正當共進會和文學社為聯合問題進行協商時，宋教仁、譚人鳳、陳其美等人7月31日在上海成立“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簡稱“中部同盟會”）。
他們因華南各省起義屢遭失敗，就根據宋教仁的建議，決定積蓄力量，準備在長江流域發動起義，并把武昌作為發難的地點。
武昌是湖北的省會，長江的重鎮，位居全國的中央，交通便利。
然而，武昌東有大江，敵人的軍艦容易駛入，北有漢口租界，對外交涉十分繁難，京漢鐵路又是南北交通孔道，清軍可以朝發夕至，難于防守。
因此，他們又決定，武昌一旦發動，四方立即響應，使清軍措手不及。
中部同盟會為了做好各方面的準備工作，積極進行聯絡。
如派曾傑去湖南，與焦達峰組織湖南分會；範鴻仙、鄭贊丞去安慶，籌建安徽分會。
作為重點區域的湖北，譚人鳳親自前往，由居正促使共進會和文學社迅速聯合，成立湖北分會。
除了在長江中下遊進行部署以外，又讓從東京同盟會本部歸來的吳玉章和張懋龍回四川，建立四川分會，與長江中下遊遙相呼應；井勿幕正在陝西運動軍隊，并已取得顯著成績，也要他與南方諸省采取一緻行動。
這樣就使長江一帶形成首尾一貫的形勢。
中部同盟會制訂了整套在長江流域發動起義的計劃，也為此做了一些具體部署，既對後來的武昌起義發生了較大影響，也直接促進了共進會和文學社的聯合。
9月14日，共進會和文學社在武昌雄楚樓十号召開聯席會議，雙方的主要負責人全部參加。
會後，居正、楊玉如赴上海，邀請黃興、宋教仁和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