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 保路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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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産階級革命派積極開展與改良派的論戰，組織頻繁武裝起義的同時，廣大人民群衆以抗捐抗稅和搶米等形式進行的自發反抗鬥争，遍及大江南北、大河上下，形成了強大的聲勢。
有各階層人民參加的收回鐵路、礦山利權的愛國運動也蓬勃興起，并發展為大規模的保路運動。
這些群衆自發性的反抗鬥争和愛國運動，使清朝的封建統治處于四面楚歌之中，加速了它的覆亡。
群衆自發鬥争的高漲 随着封建剝削與壓迫的日益加重和帝國主義侵略的步步深入，人民群衆自發的反帝反封建鬥争猶如燎原之火。
這種反抗鬥争，更多地表現為抗捐抗稅和搶米風潮。
帝國主義在《辛醜條約》中，雖然給清政府規定了嚴厲鎮壓反洋教鬥争的條款，但人民群衆的反洋教鬥争，仍然連綿不斷。
1904年至1908年，見于《東方雜志》上記載的“鬧教”案件，就有三十五起（實際上遠不止此數字）。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的反洋教鬥争，或者公開提出“掃清滅洋”的口号，或者是被清朝統治者所稱為“仇教戕官”的活動，表明群衆已經從義和團運動中吸取了經驗教訓，開始自發地把反帝反封建兩大任務聯系起來。
抗捐抗稅鬥争，本是農民群衆反抗剝削壓迫的傳統形式，二十世紀初年，則激化為普遍的群衆運動。
生活陷于絕境的農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紛紛起來“鬧捐抗稅”，闖進大戶家“吃排家飯”，以至進城搶米事件，連續幾年不斷發生。
到1910年，僅長江中下遊各省發生的“搶米”事件，就有五十餘起，而以湖南長沙的搶米風潮規模最大，影響又廣。
1909年至1910年，湖南沿洞庭湖各州縣遭受水災，長沙以南又逢旱災，糧食供應本省已經發生很大困難。
而官僚、地主和投機商人見有利可圖，乘機搶購，囤積居奇，或把糧食偷運出境，牟取暴利。
英、美、日等外國洋行商人又賄賂湖南巡撫岑春蓂，并報經清政府外務部批準，簽訂照約，組織奸商到産米區直接收購。
他們勾結一批外地奸商，專門從事走私販運，把大批糧食運往廣東或者其他大城市高價出售，緻使湖南的米價猛漲。
1910年春，由常年每升二三十文漲到七十文。
4月上旬，長沙的糧食更為短缺，米價一日數變，因而人心惶恐，形勢緊張。
4月11日，長沙米價每升漲達八十文。
南門外挑水工人黃貴荪上一天才掙來八十文錢，他的妻子全部帶上到一家碓坊買米，因其中夾雜着數文不通行的制錢，碓坊挑剔不收。
當天傍晚，她乞得數文通行的制錢再去買米，可是米價又上漲了五文。
她非常氣憤，丢下孩子投水自盡。
黃貴荪趕來，悲憤不已，也把孩子全都扔入水中，他自己也投水而死。
這個消息傳開，震動了長沙全城。
12日上午，湖南巡撫岑春蓂被迫出示壓價，使米價一度降到每升七十文。
但下午米價仍舊回升。
南門外有一個老年婦女，拿着七十四文錢到碧湘街一家碓坊去買米，米價已漲到每升七十六文，她回家湊足再來，又漲到七十八文。
她怒斥碓坊無理，周圍的群衆也紛紛趕來打抱不平。
碓坊老闆大肆咆哮，群衆便在木匠劉永福的帶動下，搗毀了這家碓坊。
第二天，岑春蓂派巡警道賴承裕前往鎮壓。
群衆對劉永福被官府抓走十分憤怒，圍打前來鎮壓的軍警。
圍打的群衆和城廂内外饑民數萬人，擁入巡撫衙門，要求釋放劉永福，并齊呼：“撫台給我飯吃！”他們搗毀了轅門、照壁、石獅。
城廂内外的碓房和米店，也被一搶而空。
岑春蓂下令巡防營開槍，當場打死群衆多人。
14日淩晨，憤怒的群衆放火燒了巡撫衙門，形成了震動全國的搶米風潮。
在鬥争過程中，群衆深切感到，洋商盜運糧食是造成長沙米荒的重要原因，所以從4月15日晚開始，就把鬥争的目标轉向外國侵略者。
他們赤手空拳，先後焚燒和搗毀了在長沙的一些外國教堂、洋行、銀号和巡捕局等。
搶米風潮的迅速發展，使清朝封建統治者十分震驚。
岑春蓂被革職，署理巡撫楊文鼎除了調兵對群衆進行殘殺以外，還準許地主士紳任意槍殺。
即使這樣，清政府仍不放心，又從湖北調來兩營巡防隊幫同鎮壓。
英、美、日、法、德等國公使為維護其在湖南的侵略利益，也派遣軍艦闖到長沙。
在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鎮壓下，平息了長沙的群衆鬥争。
然而，湘陰、甯鄉、益陽、嶽州、澧州、浏陽、平江、湘潭、沅江等地，搶米風潮仍然不斷發生。
官肥民瘦 在長沙發生搶米風潮後不久，山東萊陽地區又爆發人民群衆的抗捐抗稅鬥争。
自從清政府宣布推行“新政”以後，各級地方官吏乘機加緊對人民搜刮。
萊陽縣令朱槐之以“辦理新政”為名，除了向人民群衆征收舊稅捐以外，又巧立名目，增加了許多新稅捐，諸如契紙稅、戶口稅、文廟捐、油房捐、染房捐、線麻黃煙捐、牲畜捐等等，吏役在征收過程中還無休止地進行敲詐勒索。
1909年發生歉收，1910年春又遭霜災，萊陽地區“缺食者十居八九”，于是，人們便紛紛提出以曆年積谷進行抵償。
萊陽曆年積谷，是原太平社社長曲老五等提議搞起來的。
1880年，萊陽地區豐收，曲老五等提議積谷備荒，得到衆人贊同。
次年冬，以交納稅銀一兩者出谷一鬥，共得積谷五千五百九十二石四鬥，歸各村社存儲。
1886年，該縣劣紳慫恿縣令傅锟把積谷變賣，從中侵吞巨款，僅以一萬三千多吊存入天福當鋪。
1903年，劣紳王圻、于贊揚等又把此款改歸自己開設的銀号存放，生息幾年，到1910年時反而隻剩下四千餘吊。
人們見積谷被吞，感到“認重稅必餓死，不認
有各階層人民參加的收回鐵路、礦山利權的愛國運動也蓬勃興起，并發展為大規模的保路運動。
這些群衆自發性的反抗鬥争和愛國運動，使清朝的封建統治處于四面楚歌之中，加速了它的覆亡。
群衆自發鬥争的高漲 随着封建剝削與壓迫的日益加重和帝國主義侵略的步步深入，人民群衆自發的反帝反封建鬥争猶如燎原之火。
這種反抗鬥争，更多地表現為抗捐抗稅和搶米風潮。
帝國主義在《辛醜條約》中，雖然給清政府規定了嚴厲鎮壓反洋教鬥争的條款，但人民群衆的反洋教鬥争，仍然連綿不斷。
1904年至1908年，見于《東方雜志》上記載的“鬧教”案件，就有三十五起（實際上遠不止此數字）。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的反洋教鬥争，或者公開提出“掃清滅洋”的口号，或者是被清朝統治者所稱為“仇教戕官”的活動，表明群衆已經從義和團運動中吸取了經驗教訓，開始自發地把反帝反封建兩大任務聯系起來。
抗捐抗稅鬥争，本是農民群衆反抗剝削壓迫的傳統形式，二十世紀初年，則激化為普遍的群衆運動。
生活陷于絕境的農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紛紛起來“鬧捐抗稅”，闖進大戶家“吃排家飯”，以至進城搶米事件，連續幾年不斷發生。
到1910年，僅長江中下遊各省發生的“搶米”事件，就有五十餘起，而以湖南長沙的搶米風潮規模最大，影響又廣。
1909年至1910年，湖南沿洞庭湖各州縣遭受水災，長沙以南又逢旱災，糧食供應本省已經發生很大困難。
而官僚、地主和投機商人見有利可圖，乘機搶購，囤積居奇，或把糧食偷運出境，牟取暴利。
英、美、日等外國洋行商人又賄賂湖南巡撫岑春蓂，并報經清政府外務部批準，簽訂照約，組織奸商到産米區直接收購。
他們勾結一批外地奸商，專門從事走私販運，把大批糧食運往廣東或者其他大城市高價出售，緻使湖南的米價猛漲。
1910年春，由常年每升二三十文漲到七十文。
4月上旬，長沙的糧食更為短缺，米價一日數變，因而人心惶恐，形勢緊張。
4月11日，長沙米價每升漲達八十文。
南門外挑水工人黃貴荪上一天才掙來八十文錢，他的妻子全部帶上到一家碓坊買米，因其中夾雜着數文不通行的制錢，碓坊挑剔不收。
當天傍晚，她乞得數文通行的制錢再去買米，可是米價又上漲了五文。
她非常氣憤，丢下孩子投水自盡。
黃貴荪趕來，悲憤不已，也把孩子全都扔入水中，他自己也投水而死。
這個消息傳開，震動了長沙全城。
12日上午，湖南巡撫岑春蓂被迫出示壓價，使米價一度降到每升七十文。
但下午米價仍舊回升。
南門外有一個老年婦女，拿着七十四文錢到碧湘街一家碓坊去買米，米價已漲到每升七十六文，她回家湊足再來，又漲到七十八文。
她怒斥碓坊無理，周圍的群衆也紛紛趕來打抱不平。
碓坊老闆大肆咆哮，群衆便在木匠劉永福的帶動下，搗毀了這家碓坊。
第二天，岑春蓂派巡警道賴承裕前往鎮壓。
群衆對劉永福被官府抓走十分憤怒，圍打前來鎮壓的軍警。
圍打的群衆和城廂内外饑民數萬人，擁入巡撫衙門，要求釋放劉永福，并齊呼：“撫台給我飯吃！”他們搗毀了轅門、照壁、石獅。
城廂内外的碓房和米店，也被一搶而空。
岑春蓂下令巡防營開槍，當場打死群衆多人。
14日淩晨，憤怒的群衆放火燒了巡撫衙門，形成了震動全國的搶米風潮。
在鬥争過程中，群衆深切感到，洋商盜運糧食是造成長沙米荒的重要原因，所以從4月15日晚開始，就把鬥争的目标轉向外國侵略者。
他們赤手空拳，先後焚燒和搗毀了在長沙的一些外國教堂、洋行、銀号和巡捕局等。
搶米風潮的迅速發展，使清朝封建統治者十分震驚。
岑春蓂被革職，署理巡撫楊文鼎除了調兵對群衆進行殘殺以外，還準許地主士紳任意槍殺。
即使這樣，清政府仍不放心，又從湖北調來兩營巡防隊幫同鎮壓。
英、美、日、法、德等國公使為維護其在湖南的侵略利益，也派遣軍艦闖到長沙。
在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鎮壓下，平息了長沙的群衆鬥争。
然而，湘陰、甯鄉、益陽、嶽州、澧州、浏陽、平江、湘潭、沅江等地，搶米風潮仍然不斷發生。
官肥民瘦 在長沙發生搶米風潮後不久，山東萊陽地區又爆發人民群衆的抗捐抗稅鬥争。
自從清政府宣布推行“新政”以後，各級地方官吏乘機加緊對人民搜刮。
萊陽縣令朱槐之以“辦理新政”為名，除了向人民群衆征收舊稅捐以外，又巧立名目，增加了許多新稅捐，諸如契紙稅、戶口稅、文廟捐、油房捐、染房捐、線麻黃煙捐、牲畜捐等等，吏役在征收過程中還無休止地進行敲詐勒索。
1909年發生歉收，1910年春又遭霜災，萊陽地區“缺食者十居八九”，于是，人們便紛紛提出以曆年積谷進行抵償。
萊陽曆年積谷，是原太平社社長曲老五等提議搞起來的。
1880年，萊陽地區豐收，曲老五等提議積谷備荒，得到衆人贊同。
次年冬，以交納稅銀一兩者出谷一鬥，共得積谷五千五百九十二石四鬥，歸各村社存儲。
1886年，該縣劣紳慫恿縣令傅锟把積谷變賣，從中侵吞巨款，僅以一萬三千多吊存入天福當鋪。
1903年，劣紳王圻、于贊揚等又把此款改歸自己開設的銀号存放，生息幾年，到1910年時反而隻剩下四千餘吊。
人們見積谷被吞，感到“認重稅必餓死，不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