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 革命與立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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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會成立以後，資産階級革命派以新的姿态走上戰場，向清政府發起猛烈進攻。
清政府為了消弭革命，應付輿論，打出了“君主立憲”的幌子。
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産階級改良派和立憲派互相配合，鼓吹立憲是中國的唯一出路。
資産階級革命派則高舉民主革命的旗幟，同他們作了激烈的鬥争。
同時，發動了一次又一次武裝起義，極大地推動了革命形勢的發展。
抵制革命的假立憲 立憲的醞釀，是從資産階級改良派的鼓吹開始的。
1903年起，改良派見清政府的所謂“新政”無法遏止革命的洪流，就在他們所控制的《中外日報》和《新民叢報》等報刊上發表文章，呼籲“立憲”。
江浙一帶的士紳和資本家，如張謇、湯壽潛等人，也與清政府的地方大吏相勾結，廣泛進行立憲活動。
1905年日俄戰争後，日本戰勝俄國的結局和俄國民主革命運動的發生，都成了立憲派籲請立憲的現實鑒誡。
他們認為，日本之所以能戰勝沙俄，是因為日本實行了君主立憲，沙俄仍然是君主專制。
而這種君主專制已很難維持下去了，俄國1905年的革命運動就是俄國人民争取立憲的具體行動。
所以，他們勸誡清政府，必須趕快實行君主立憲。
在革命形勢的震撼和立憲派的策劃下，清政府的高級官吏中也有人發出了立憲的呼聲。
最早提出的是駐法公使孫寶琦，他在1904年夏的《上政務處書》中，要求清政府仿英、德和日本的制度，實行君主立憲，“先行宣布中外，于以固結民心，保全邦本”。
随後，兩江總督周馥、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廣總督岑春煊等，都要求“變更政體”，實行立憲。
直隸總督袁世凱見有機可投，也于1905年7月上奏，建議清廷派遣親貴大臣出國考察憲政，作為改革政治的張本。
這些官僚奏請立憲，為的是想使清朝的封建統治延續下去，同時也是為着鞏固和發展自己的權勢。
慈禧太後權衡得失，決定預備立憲，派鎮國公載澤、巡警部尚書徐世昌、戶部侍郎戴鴻慈、湖南巡撫端方和商部右丞紹英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
她在接見大臣時表示：“立憲一事，可使我滿洲朝基礎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黨亦可因此消滅。
候調查結局後，若果無妨害，則必決意實行。
” 消息傳出，立憲派欣喜若狂。
資産階級革命派則相反，他們認為立憲隻能是一場騙局。
正在東北從事革命活動的吳樾，特地入關趕到北京，寄居于前門外桐城會館，寫了數封遺書，揭露清政府的立憲是“假文明之名，行野蠻之實”。
五大臣出發那天，他懷揣炸彈，打扮成官府仆從模樣，從容步入正陽門外車站，登上五大臣的專車，準備炸死五大臣。
不幸機車與列車接軸發生碰撞，炸彈引起爆炸，載澤和紹英受了輕傷，吳樾本人當場犧牲。
由于這件事，五大臣出國的日期一直推延到12月11日。
因徐世昌和紹英已就他職，清政府又改派順天府丞李盛铎和山東布政使尚其亨，仍湊足五大臣之數。
出洋五大臣都不懂立憲為何物。
他們在國外周遊了半年多，讓梁啟超等人代拟了幾篇關于立憲的奏章，于1906年7至8月間先後歸國，向清廷複命。
載澤另上《奏請宣布立憲密折》，稱實行立憲有三大好處：一是“皇位永固”；二是“外患漸輕”；三是“内亂可弭”。
并且說，宣布立憲也隻不過是暫時表明一下宗旨，作為立憲的準備罷了。
至于什麼時候開始，還可以放寬一點年限。
王公大臣在8月27日、28日召開會議，就這個問題進行讨論，結果贊成立憲的占了上風。
慈禧太後也感到這樣的立憲，對封建專制統治秩序有利，于是決定采納，9月1日正式發出了“仿行憲政”的谕旨。
實際上，慈禧太後對立憲并沒有誠意，在谕旨中一面強調“大權統于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一面又以“規制未備，民智未開”為理由，把實行立憲的具體期限推延。
不僅如此，還以先行改革官制入手的名義，把一些重要的部集中到滿人皇親貴族手中。
按照清朝的成例，中央各部均設尚書二員，左右侍郎四員，滿族和漢族各占一半。
在改革以後，十一個部十三名大臣、尚書中，滿人親貴占了七員、蒙古貴族一員，漢族官僚僅有五員。
盡管清政府一再耍弄花招，立憲派總還覺得立憲有望。
他們紛紛組織團體，以促使立憲的早日實現，并擴充自己的勢力。
1906年12月，張謇、湯壽潛在兩廣總督岑春煊的支持下，聯絡部分官紳和商學界的代表，在上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
随後，湯化龍在湖北成立“憲政籌備會”，楊度、譚延闿在湖南成立“憲政公會”，松毓在吉林成立“自治會”。
他們為立憲大肆鼓吹，彼此之間相互聲援。
遠在美洲的康有為，更是喜不自禁，以保皇會總頭目的名義發布文告，令海外一百七十餘埠的保皇會一律改名為“國民憲政會”。
他編造說：慈禧太後“甚悔戊戌之舉，近與皇上相得甚歡
清政府為了消弭革命，應付輿論，打出了“君主立憲”的幌子。
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産階級改良派和立憲派互相配合，鼓吹立憲是中國的唯一出路。
資産階級革命派則高舉民主革命的旗幟，同他們作了激烈的鬥争。
同時，發動了一次又一次武裝起義，極大地推動了革命形勢的發展。
抵制革命的假立憲 立憲的醞釀，是從資産階級改良派的鼓吹開始的。
1903年起，改良派見清政府的所謂“新政”無法遏止革命的洪流，就在他們所控制的《中外日報》和《新民叢報》等報刊上發表文章，呼籲“立憲”。
江浙一帶的士紳和資本家，如張謇、湯壽潛等人，也與清政府的地方大吏相勾結，廣泛進行立憲活動。
1905年日俄戰争後，日本戰勝俄國的結局和俄國民主革命運動的發生，都成了立憲派籲請立憲的現實鑒誡。
他們認為，日本之所以能戰勝沙俄，是因為日本實行了君主立憲，沙俄仍然是君主專制。
而這種君主專制已很難維持下去了，俄國1905年的革命運動就是俄國人民争取立憲的具體行動。
所以，他們勸誡清政府，必須趕快實行君主立憲。
在革命形勢的震撼和立憲派的策劃下，清政府的高級官吏中也有人發出了立憲的呼聲。
最早提出的是駐法公使孫寶琦，他在1904年夏的《上政務處書》中，要求清政府仿英、德和日本的制度，實行君主立憲，“先行宣布中外，于以固結民心，保全邦本”。
随後，兩江總督周馥、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廣總督岑春煊等，都要求“變更政體”，實行立憲。
直隸總督袁世凱見有機可投，也于1905年7月上奏，建議清廷派遣親貴大臣出國考察憲政，作為改革政治的張本。
這些官僚奏請立憲，為的是想使清朝的封建統治延續下去，同時也是為着鞏固和發展自己的權勢。
慈禧太後權衡得失，決定預備立憲，派鎮國公載澤、巡警部尚書徐世昌、戶部侍郎戴鴻慈、湖南巡撫端方和商部右丞紹英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
她在接見大臣時表示：“立憲一事，可使我滿洲朝基礎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黨亦可因此消滅。
候調查結局後，若果無妨害，則必決意實行。
” 消息傳出，立憲派欣喜若狂。
資産階級革命派則相反，他們認為立憲隻能是一場騙局。
正在東北從事革命活動的吳樾，特地入關趕到北京，寄居于前門外桐城會館，寫了數封遺書，揭露清政府的立憲是“假文明之名，行野蠻之實”。
五大臣出發那天，他懷揣炸彈，打扮成官府仆從模樣，從容步入正陽門外車站，登上五大臣的專車，準備炸死五大臣。
不幸機車與列車接軸發生碰撞，炸彈引起爆炸，載澤和紹英受了輕傷，吳樾本人當場犧牲。
由于這件事，五大臣出國的日期一直推延到12月11日。
因徐世昌和紹英已就他職，清政府又改派順天府丞李盛铎和山東布政使尚其亨，仍湊足五大臣之數。
出洋五大臣都不懂立憲為何物。
他們在國外周遊了半年多，讓梁啟超等人代拟了幾篇關于立憲的奏章，于1906年7至8月間先後歸國，向清廷複命。
載澤另上《奏請宣布立憲密折》，稱實行立憲有三大好處：一是“皇位永固”；二是“外患漸輕”；三是“内亂可弭”。
并且說，宣布立憲也隻不過是暫時表明一下宗旨，作為立憲的準備罷了。
至于什麼時候開始，還可以放寬一點年限。
王公大臣在8月27日、28日召開會議，就這個問題進行讨論，結果贊成立憲的占了上風。
慈禧太後也感到這樣的立憲，對封建專制統治秩序有利，于是決定采納，9月1日正式發出了“仿行憲政”的谕旨。
實際上，慈禧太後對立憲并沒有誠意，在谕旨中一面強調“大權統于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一面又以“規制未備，民智未開”為理由，把實行立憲的具體期限推延。
不僅如此，還以先行改革官制入手的名義，把一些重要的部集中到滿人皇親貴族手中。
按照清朝的成例，中央各部均設尚書二員，左右侍郎四員，滿族和漢族各占一半。
在改革以後，十一個部十三名大臣、尚書中，滿人親貴占了七員、蒙古貴族一員，漢族官僚僅有五員。
盡管清政府一再耍弄花招，立憲派總還覺得立憲有望。
他們紛紛組織團體，以促使立憲的早日實現，并擴充自己的勢力。
1906年12月，張謇、湯壽潛在兩廣總督岑春煊的支持下，聯絡部分官紳和商學界的代表，在上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
随後，湯化龍在湖北成立“憲政籌備會”，楊度、譚延闿在湖南成立“憲政公會”，松毓在吉林成立“自治會”。
他們為立憲大肆鼓吹，彼此之間相互聲援。
遠在美洲的康有為，更是喜不自禁，以保皇會總頭目的名義發布文告，令海外一百七十餘埠的保皇會一律改名為“國民憲政會”。
他編造說：慈禧太後“甚悔戊戌之舉，近與皇上相得甚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