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 保路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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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稅必誅死，與其坐而待死，不如鬥而決死”。
因此，在曲詩文（曲老五之子）的領導下，掀起了抗稅抗捐的鬥争。
曲詩文，又作士文，萊陽柏林莊人。
當縣令朱槐之勒逼各捐時，城北八社聯絡一氣，進行抵制，名曰“聯莊會”，曲詩文被推為會長。
1910年5月21日，他率同群衆七百餘人沖入縣衙門，要求清還積谷。
朱槐之見人多勢衆，答應在十日内算賬，缺者追賠。
兩天後，數百名僧道也擁入縣署，要求廢除廟産提成，縣令也滿口答應。
然而，朱槐之并不實踐自己的諾言，第二天卻請古現村水師營派兵四十名，逮捕數十名僧道，施加重刑；又調岔河王步青巡防營兵四十名，駐守縣城，并下令捉拿曲詩文。
激怒的群衆焚燒了幾個劣紳的家宅，抗稅抗捐的隊伍迅速擴大至數萬人。
清政府嫌朱槐之對人民群衆鎮壓不力，立即将他撤職，改任滿人奎保為縣令。
奎保心狠手毒，一上任就惡狠狠地表示：“吾官可不做，而捐稅必不可免；吾頭可斷，而曲詩文等不可不拿！”并連電山東巡撫孫寶琦派兵前來鎮壓。
6月28日，大批清軍開到萊陽，在馬連莊一帶奸淫搶掠，無惡不作，當地群衆鳴鐘集合，拿起鋤頭和棍棒與清軍接仗。
7月3日，曲詩文在南岚村聚衆起義，得到全縣人民的熱烈響應，隊伍很快就發展到十幾萬人。
6日，他率領起義隊伍圍攻萊陽縣城，橫刀躍馬，親自臨陣督戰，因武器落後，兩日未克。
登州鎮總兵李安堂狡詐成性，表面上表示願與曲詩文“和平解決”，暗地裡卻乘民軍不備，進行夜襲。
曲詩文率隊與清軍激戰不利，逃離縣境，起義失敗。
群衆的自發鬥争，雖然與資産階級革命派發動與領導的武裝起義沒有直接聯系，但在客觀上是相互支援的，都促進了革命聲勢的蓬勃發展，從而動搖了清朝封建統治的根基。
收回路礦主權的鬥争 收回利權運動，是反對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掠奪和清政府賣國行徑的愛國運動，大多數是圍繞着收回鐵路和礦山主權而開展起來的。
随着西方資本掠奪的深入和中國民族資産階級力量的逐漸增長，收回利權的呼聲日益高昂。
清政府為了推行“新政”，1903年9月允準招集商股設立鐵路、礦務、工藝、農務等各項公司，并在這一年的11月由商部奏定《鐵路簡明章程》，規定各省官商隻要經過商部批準，就可以自集股本，興築幹路或支線。
此後，各省的鐵路公司陸續成立，商辦鐵路開始興建。
收回鐵路權的鬥争，也随之開展起來。
湘、鄂、粵三省紳商要求收回粵漢鐵路主權的鬥争，是全國收回路權鬥争的發端。
早在1897年，三省紳商就要求自設公司，修建粵漢鐵路，得到清政府的許可。
因籌款不濟，未得施工。
1898年，清政府與美國合興公司簽訂《粵漢鐵路借款草合同》，1900年7月又簽訂借款續約，規定粵漢鐵路歸合興公司承辦，借款四千萬美元，五年完成包括支路在内的全部工程，在此期間，美國不能将此合同轉與他國及他國之人。
湘、鄂、粵三省紳商對清政府出賣路權深為不滿。
而美國合興公司又違反規定，從1902年起，把股票的三分之二賣給了得到俄、法兩國支持的比利時資本家。
到1904年秋為止，全部幹路仍寸軌未鋪，隻修築了從廣州到佛山的一條三十二公裡的支線。
在這種情況下，三省紳商便掀起了“廢約争路”的鬥争。
1904年5月，湖南紳商緻電湖廣總督張之洞，力請廢約，由湖南自行承辦。
10月，廣東商務局舉行會議，以“粵漢鐵路由合興公司轉與他人，有背續約”等為理由，決議力争廢約。
12月間，湖北紳商在給張之洞的呈文中堅決表示，美國合興公司既然不能遵守五年完工及不得轉與他人之約，三省紳商自應集股舉辦。
三省留日學生則成立“鄂湘粵鐵路聯合會”，同樣提出了廢約自辦的主張。
此時，上海的報刊也不斷發表消息和評論文章，聲援收回粵漢路權的鬥争。
由于三省紳商要求收回粵漢鐵路的呼聲甚高，清政府經過與美國公司一年多的反複交涉，終于以六百七十五萬美元的高昂代價，1905年8月得以收回粵漢鐵路，交由湘、鄂、粵三省紳商籌款，分段修築。
湘、鄂、粵三省紳商鬥争的勝利，使江浙紳商受到很大鼓舞，因此，繼粵漢鐵路收回之後，反對借用外款，争取商辦滬杭甬鐵路的鬥争，又進入高潮。
1898年10月，英國怡和洋行代表英國銀公司與清朝鐵路公司總辦盛宣懷簽訂《蘇杭甬鐵路草約》四款，規定從蘇州經杭州到甯波的鐵路由英國銀公司修建。
但這個草約僅由盛宣懷畫押，并沒有報請清政府批準，也一直未簽訂正約。
1905—1906年間，浙江與江蘇鐵路公司相繼成立，一緻要求将蘇杭甬鐵路收回自辦。
英國駐華公使薩道義（ErnestMasonSatow）卻拿出存放了七八年的草約來進行阻撓，聲稱這項草合同應當立即切實照辦，“該省紳商另拟各節，應作罷議”，要求清政府迅速簽訂正式合同。
兩省紳商堅決反對，并積極籌集資金，1907年動工修築從蘇州到杭州的路段。
英國新任公使朱爾典（JohnNewellJordan）得到消息，便跑到外務部，指責清政府“有意失信”，要求下令停工。
最後雙方商定，将築路與借款分為兩事，路歸江浙兩省紳商興建，而由英國貸款一百五十萬英鎊，按九三折扣交納，常年五厘利息，以三十年為期，并聘用英國人為總工程師；同時，又把蘇杭甬鐵路的起點改為上海，同滬甯鐵路連結在一起。
這樣，“商辦”的名義雖然保持，實際上卻仍受英國的控制。
這個“借款築路”
因此，在曲詩文（曲老五之子）的領導下，掀起了抗稅抗捐的鬥争。
曲詩文，又作士文，萊陽柏林莊人。
當縣令朱槐之勒逼各捐時，城北八社聯絡一氣，進行抵制，名曰“聯莊會”，曲詩文被推為會長。
1910年5月21日，他率同群衆七百餘人沖入縣衙門，要求清還積谷。
朱槐之見人多勢衆，答應在十日内算賬，缺者追賠。
兩天後，數百名僧道也擁入縣署，要求廢除廟産提成，縣令也滿口答應。
然而，朱槐之并不實踐自己的諾言，第二天卻請古現村水師營派兵四十名，逮捕數十名僧道，施加重刑；又調岔河王步青巡防營兵四十名，駐守縣城，并下令捉拿曲詩文。
激怒的群衆焚燒了幾個劣紳的家宅，抗稅抗捐的隊伍迅速擴大至數萬人。
清政府嫌朱槐之對人民群衆鎮壓不力，立即将他撤職，改任滿人奎保為縣令。
奎保心狠手毒，一上任就惡狠狠地表示：“吾官可不做，而捐稅必不可免；吾頭可斷，而曲詩文等不可不拿！”并連電山東巡撫孫寶琦派兵前來鎮壓。
6月28日，大批清軍開到萊陽，在馬連莊一帶奸淫搶掠，無惡不作，當地群衆鳴鐘集合，拿起鋤頭和棍棒與清軍接仗。
7月3日，曲詩文在南岚村聚衆起義，得到全縣人民的熱烈響應，隊伍很快就發展到十幾萬人。
6日，他率領起義隊伍圍攻萊陽縣城，橫刀躍馬，親自臨陣督戰，因武器落後，兩日未克。
登州鎮總兵李安堂狡詐成性，表面上表示願與曲詩文“和平解決”，暗地裡卻乘民軍不備，進行夜襲。
曲詩文率隊與清軍激戰不利，逃離縣境，起義失敗。
群衆的自發鬥争，雖然與資産階級革命派發動與領導的武裝起義沒有直接聯系，但在客觀上是相互支援的，都促進了革命聲勢的蓬勃發展，從而動搖了清朝封建統治的根基。
收回路礦主權的鬥争 收回利權運動，是反對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掠奪和清政府賣國行徑的愛國運動，大多數是圍繞着收回鐵路和礦山主權而開展起來的。
随着西方資本掠奪的深入和中國民族資産階級力量的逐漸增長，收回利權的呼聲日益高昂。
清政府為了推行“新政”，1903年9月允準招集商股設立鐵路、礦務、工藝、農務等各項公司，并在這一年的11月由商部奏定《鐵路簡明章程》，規定各省官商隻要經過商部批準，就可以自集股本，興築幹路或支線。
此後，各省的鐵路公司陸續成立，商辦鐵路開始興建。
收回鐵路權的鬥争，也随之開展起來。
湘、鄂、粵三省紳商要求收回粵漢鐵路主權的鬥争，是全國收回路權鬥争的發端。
早在1897年，三省紳商就要求自設公司，修建粵漢鐵路，得到清政府的許可。
因籌款不濟，未得施工。
1898年，清政府與美國合興公司簽訂《粵漢鐵路借款草合同》，1900年7月又簽訂借款續約，規定粵漢鐵路歸合興公司承辦，借款四千萬美元，五年完成包括支路在内的全部工程，在此期間，美國不能将此合同轉與他國及他國之人。
湘、鄂、粵三省紳商對清政府出賣路權深為不滿。
而美國合興公司又違反規定，從1902年起，把股票的三分之二賣給了得到俄、法兩國支持的比利時資本家。
到1904年秋為止，全部幹路仍寸軌未鋪，隻修築了從廣州到佛山的一條三十二公裡的支線。
在這種情況下，三省紳商便掀起了“廢約争路”的鬥争。
1904年5月，湖南紳商緻電湖廣總督張之洞，力請廢約，由湖南自行承辦。
10月，廣東商務局舉行會議，以“粵漢鐵路由合興公司轉與他人，有背續約”等為理由，決議力争廢約。
12月間，湖北紳商在給張之洞的呈文中堅決表示，美國合興公司既然不能遵守五年完工及不得轉與他人之約，三省紳商自應集股舉辦。
三省留日學生則成立“鄂湘粵鐵路聯合會”，同樣提出了廢約自辦的主張。
此時，上海的報刊也不斷發表消息和評論文章，聲援收回粵漢路權的鬥争。
由于三省紳商要求收回粵漢鐵路的呼聲甚高，清政府經過與美國公司一年多的反複交涉，終于以六百七十五萬美元的高昂代價，1905年8月得以收回粵漢鐵路，交由湘、鄂、粵三省紳商籌款，分段修築。
湘、鄂、粵三省紳商鬥争的勝利，使江浙紳商受到很大鼓舞，因此，繼粵漢鐵路收回之後，反對借用外款，争取商辦滬杭甬鐵路的鬥争，又進入高潮。
1898年10月，英國怡和洋行代表英國銀公司與清朝鐵路公司總辦盛宣懷簽訂《蘇杭甬鐵路草約》四款，規定從蘇州經杭州到甯波的鐵路由英國銀公司修建。
但這個草約僅由盛宣懷畫押，并沒有報請清政府批準，也一直未簽訂正約。
1905—1906年間，浙江與江蘇鐵路公司相繼成立，一緻要求将蘇杭甬鐵路收回自辦。
英國駐華公使薩道義（ErnestMasonSatow）卻拿出存放了七八年的草約來進行阻撓，聲稱這項草合同應當立即切實照辦，“該省紳商另拟各節，應作罷議”，要求清政府迅速簽訂正式合同。
兩省紳商堅決反對，并積極籌集資金，1907年動工修築從蘇州到杭州的路段。
英國新任公使朱爾典（JohnNewellJordan）得到消息，便跑到外務部，指責清政府“有意失信”，要求下令停工。
最後雙方商定，将築路與借款分為兩事，路歸江浙兩省紳商興建，而由英國貸款一百五十萬英鎊，按九三折扣交納，常年五厘利息，以三十年為期，并聘用英國人為總工程師；同時，又把蘇杭甬鐵路的起點改為上海，同滬甯鐵路連結在一起。
這樣，“商辦”的名義雖然保持，實際上卻仍受英國的控制。
這個“借款築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