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 武昌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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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
這時，第二十一混成協統領黎元洪也被從第四十一标三營管帶謝國超家中搜出，擁到咨議局來。
湯化龍等見武昌首義已經成功，清朝的覆亡不可避免，正想在新政府中謀取權位，所以馬上表示贊成革命，說：“關于軍事，請諸位籌劃，兄弟無不盡力幫忙。
”吳兆麟當場提議讓黎元洪擔任湖北都督，湯化龍為民政總長，立憲派都鼓掌歡迎，革命黨人也無異詞。
黎元洪堅決不幹，拒絕在拟好的布告上簽字，連聲喊道：“莫害我，莫害我！”李翊東就提筆在布告上代寫了一個“黎”字，其餘的均由秘書繕寫。
因此，在11日的下午，“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的布告，就貼遍了武昌的街道。
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黃陂人。
1883年入天津水師學堂，畢業後在海軍服役。
中日甲午戰争以後，他随張之洞回到湖北，參與訓練新軍。
他先後三次赴日本考察軍事，并由管帶逐步升至第二十一混成協統領。
他因以軍界代表的資格參加過保路運動，赢得了一部分進步人士的好感。
在黎元洪被推為都督的當天，革命黨人又成立了由蔡濟民、吳醒漢等十五人組成的謀略處，負責處理和裁決一切要務，掌握軍政府的實權。
謀略處議定：在谘議局設立軍政府；國号定為“中華民國”；以黎元洪的名義布告全國和湖北各州縣；在軍政府下設參謀、軍務、政事和外交四部，推定原新軍标統張景良為參謀部長、孫武為軍務部長、湯化龍為政事部長，胡瑛為外交部長。
由于政治鬥争經驗不足，革命黨人未能防止立憲派和舊官僚從内部奪權的陰謀。
自10月13日起，黎元洪見革命聲勢日益壯大，态度開始轉變，說：“自此以後，我即為軍政府之一人，不計成敗利鈍，與諸君共生死。
”黎元洪利用都督的身份和職權，明目張膽地包庇和收羅舊官僚和政客。
湯化龍等人為了削弱革命黨人的權力，在14日連夜起草《中華民國軍政府條例》，規定軍政府下設置軍令、軍務、參謀、政事四部，直接受都督的指揮和命令，并由都督兼任軍令部總長，一切軍政要事，由都督召集軍事參議會或顧問會議決施行。
把軍政府的一切軍政大權，集中到都督黎元洪手中。
湯化龍怕遭到革命黨人的反對，自己不敢把“條例”抛出。
恰巧從上海回武昌的居正，認為謀略處的做法“不正軌”，錯誤地強調所謂“有秩序的革命”。
湯化龍便慫恿居正把“條例”冒充為同盟會本部所訂，17日交革命黨人通過施行。
結果，謀略處被撤銷，在各部局長中，除軍務部長孫武和司法局長張知本是同盟會員外，其餘都為立憲派和舊軍官。
湯化龍仍擔任政事部長，操縱和控制湖北全省的外交和民政。
在頒行“條例”的同一天，由立憲派和舊軍官具體策劃，經過革命黨人同意，軍政府舉行了隆重的都督就職誓師典禮。
黎元洪登壇祭天地，宣讀祭文，由譚人鳳代表同盟會授劍授旗。
這種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儀式，擡高了黎元洪的身價。
立憲派和舊官僚聯合起來攘奪軍政府的權力，排斥革命黨人的做法，引起了革命黨人的普遍不滿。
10月25日，革命黨人召開會議，将《中華民國軍政府條例》推翻，制訂《中華民國鄂軍政府暫行條例》，重新規定：“軍政府都督代表軍政府人民施行職務，除關于戰事外，所有發布命令關系人民權利自由者，須由都督召集軍事參議會議決施行。
”在組織機構方面，《暫行條例》廢除了政事部，還增加了稽查員，“由起義人公推，請都督任用”，負責稽查各部、各行政機關和各軍隊。
很明顯，《暫行條例》限制了都督的權力，加強了革命黨人對軍政府的監督。
在所推定的九個部長中，革命黨人占了五個，原政事部長湯化龍，也改任不太重要的編制部長。
通過《暫行條例》的頒行，革命黨人奪回了一部分失去的權力，但未能改變黎元洪以都督的身份總攬全權的局面。
10月28日，黃興和宋教仁到達武漢以後，革命黨人再次對立憲派和舊軍官進行反擊。
在宋教仁的主持下，提出讓黃興擔任湖北、湖南大都督，位居黎元洪之上，由于遭到吳兆麟等人的堅決反對，沒有成功。
他們又主張公推黃興為總司令，與黎元洪居于同等地位，立憲派也極力否決。
結果黃興隻擔任戰時總司令，接受黎元洪的委任，并仿照“劉邦拜韓信”的故事，在武昌閱馬場搭建拜将台，舉行拜将儀式。
所有印信、委任狀、令箭等，都由黎元洪捧付黃興，授予武漢戰守的全權，讓他渡江去前線指揮革命軍作戰。
黃興上有黎元洪掣肘，下有軍務部牽制，指揮不能盡如己意，施展很難。
宋教仁知道在武漢已無可為，隻給軍政府起草了一部《鄂州約法》，就乘船順流而下，決心去開辟新的局面。
革命旗幟席卷全國 武昌首義，像陰沉天空中的一聲巨雷，震動了中國的大地。
各個省區的革命浪潮翻騰，大有席卷全國之勢。
從10月中旬到11月下旬的五十天時間裡，先後就有湖南、陝西、山西、雲南、江西、上海、貴州、浙江、江蘇、廣西、安徽、福建、山東、廣東和四川等十五個省區響應宣布起義或獨立，脫離了清朝的統治，迅速形成一個全國性的革命高潮。
由于各個省區的具體情況不同，其起義或獨立的形式也不一樣，大體上可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與湖北情況基本相似，是資産階級革命派發動起義，推翻清朝政權，卻把新成立的軍政府的領導大權拱手送給舊軍官或立憲派。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浙江、福建和陝西等省。
光複會的根據地浙江，一向是革命活動較活躍的地區之一。
1907年徐錫麟、秋瑾的起
這時，第二十一混成協統領黎元洪也被從第四十一标三營管帶謝國超家中搜出，擁到咨議局來。
湯化龍等見武昌首義已經成功，清朝的覆亡不可避免，正想在新政府中謀取權位，所以馬上表示贊成革命，說：“關于軍事，請諸位籌劃，兄弟無不盡力幫忙。
”吳兆麟當場提議讓黎元洪擔任湖北都督，湯化龍為民政總長，立憲派都鼓掌歡迎，革命黨人也無異詞。
黎元洪堅決不幹，拒絕在拟好的布告上簽字，連聲喊道：“莫害我，莫害我！”李翊東就提筆在布告上代寫了一個“黎”字，其餘的均由秘書繕寫。
因此，在11日的下午，“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的布告，就貼遍了武昌的街道。
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黃陂人。
1883年入天津水師學堂，畢業後在海軍服役。
中日甲午戰争以後，他随張之洞回到湖北，參與訓練新軍。
他先後三次赴日本考察軍事，并由管帶逐步升至第二十一混成協統領。
他因以軍界代表的資格參加過保路運動，赢得了一部分進步人士的好感。
在黎元洪被推為都督的當天，革命黨人又成立了由蔡濟民、吳醒漢等十五人組成的謀略處，負責處理和裁決一切要務，掌握軍政府的實權。
謀略處議定：在谘議局設立軍政府；國号定為“中華民國”；以黎元洪的名義布告全國和湖北各州縣；在軍政府下設參謀、軍務、政事和外交四部，推定原新軍标統張景良為參謀部長、孫武為軍務部長、湯化龍為政事部長，胡瑛為外交部長。
由于政治鬥争經驗不足，革命黨人未能防止立憲派和舊官僚從内部奪權的陰謀。
自10月13日起，黎元洪見革命聲勢日益壯大，态度開始轉變，說：“自此以後，我即為軍政府之一人，不計成敗利鈍，與諸君共生死。
”黎元洪利用都督的身份和職權，明目張膽地包庇和收羅舊官僚和政客。
湯化龍等人為了削弱革命黨人的權力，在14日連夜起草《中華民國軍政府條例》，規定軍政府下設置軍令、軍務、參謀、政事四部，直接受都督的指揮和命令，并由都督兼任軍令部總長，一切軍政要事，由都督召集軍事參議會或顧問會議決施行。
把軍政府的一切軍政大權，集中到都督黎元洪手中。
湯化龍怕遭到革命黨人的反對，自己不敢把“條例”抛出。
恰巧從上海回武昌的居正，認為謀略處的做法“不正軌”，錯誤地強調所謂“有秩序的革命”。
湯化龍便慫恿居正把“條例”冒充為同盟會本部所訂，17日交革命黨人通過施行。
結果，謀略處被撤銷，在各部局長中，除軍務部長孫武和司法局長張知本是同盟會員外，其餘都為立憲派和舊軍官。
湯化龍仍擔任政事部長，操縱和控制湖北全省的外交和民政。
在頒行“條例”的同一天，由立憲派和舊軍官具體策劃，經過革命黨人同意，軍政府舉行了隆重的都督就職誓師典禮。
黎元洪登壇祭天地，宣讀祭文，由譚人鳳代表同盟會授劍授旗。
這種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儀式，擡高了黎元洪的身價。
立憲派和舊官僚聯合起來攘奪軍政府的權力，排斥革命黨人的做法，引起了革命黨人的普遍不滿。
10月25日，革命黨人召開會議，将《中華民國軍政府條例》推翻，制訂《中華民國鄂軍政府暫行條例》，重新規定：“軍政府都督代表軍政府人民施行職務，除關于戰事外，所有發布命令關系人民權利自由者，須由都督召集軍事參議會議決施行。
”在組織機構方面，《暫行條例》廢除了政事部，還增加了稽查員，“由起義人公推，請都督任用”，負責稽查各部、各行政機關和各軍隊。
很明顯，《暫行條例》限制了都督的權力，加強了革命黨人對軍政府的監督。
在所推定的九個部長中，革命黨人占了五個，原政事部長湯化龍，也改任不太重要的編制部長。
通過《暫行條例》的頒行，革命黨人奪回了一部分失去的權力，但未能改變黎元洪以都督的身份總攬全權的局面。
10月28日，黃興和宋教仁到達武漢以後，革命黨人再次對立憲派和舊軍官進行反擊。
在宋教仁的主持下，提出讓黃興擔任湖北、湖南大都督，位居黎元洪之上，由于遭到吳兆麟等人的堅決反對，沒有成功。
他們又主張公推黃興為總司令，與黎元洪居于同等地位，立憲派也極力否決。
結果黃興隻擔任戰時總司令，接受黎元洪的委任，并仿照“劉邦拜韓信”的故事，在武昌閱馬場搭建拜将台，舉行拜将儀式。
所有印信、委任狀、令箭等，都由黎元洪捧付黃興，授予武漢戰守的全權，讓他渡江去前線指揮革命軍作戰。
黃興上有黎元洪掣肘，下有軍務部牽制，指揮不能盡如己意，施展很難。
宋教仁知道在武漢已無可為，隻給軍政府起草了一部《鄂州約法》，就乘船順流而下，決心去開辟新的局面。
革命旗幟席卷全國 武昌首義，像陰沉天空中的一聲巨雷，震動了中國的大地。
各個省區的革命浪潮翻騰，大有席卷全國之勢。
從10月中旬到11月下旬的五十天時間裡，先後就有湖南、陝西、山西、雲南、江西、上海、貴州、浙江、江蘇、廣西、安徽、福建、山東、廣東和四川等十五個省區響應宣布起義或獨立，脫離了清朝的統治，迅速形成一個全國性的革命高潮。
由于各個省區的具體情況不同，其起義或獨立的形式也不一樣，大體上可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與湖北情況基本相似，是資産階級革命派發動起義，推翻清朝政權，卻把新成立的軍政府的領導大權拱手送給舊軍官或立憲派。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浙江、福建和陝西等省。
光複會的根據地浙江，一向是革命活動較活躍的地區之一。
1907年徐錫麟、秋瑾的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