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 革命與立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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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在為清政府的預備立憲歡呼奔忙之際，對革命力量的壯大卻十分驚慌。
同盟會成立後，梁啟超就發表了《論中國今日不能行共和制之理由》《申論種族革命與政府革命之得失》等一系列文章，并出版題為《中國存亡一大問題》的論文集，對革命進行攻擊。
革命派為了掃除前進道路上的思想障礙，同改良派在以往辯論的基礎上，又展開了一場大論戰。
從1905年《民報》創刊起到1907年，論戰共進行了兩年時間，其規模之大，範圍之廣，争論之激烈，都為中國近代史上所罕見。
這次論戰的中心戰場是在日本。
革命派的主要基地是《民報》，由剛剛出獄被孫中山派人接到東京的章太炎擔任主編。
改良派的主要基地是《新民叢報》，主編梁啟超。
其次是新加坡。
革命派在1908年8月創辦《中興日報》，作為同改良派進行論戰的基地，由田桐負責主持，孫中山化名“南洋小學生”，揮筆上陣，親自指揮。
改良派則把《南洋總彙報》作為自己的喉舌，與革命派交鋒。
此外，在美國的檀香山和舊金山、加拿大的溫哥華、泰國的曼谷、緬甸的仰光等地，也都有兩派報刊的論戰。
這次大論戰的實際内容概括起來，主要有三個問題。
第一，要不要推翻清政府的問題。
改良派說不要。
梁啟超說，滿洲是中國的領土，并非異國，清朝入關，推翻明朝，這隻是中國統治者的更換，不等于中國滅亡。
這些話本來都是對的。
但是，梁啟超又認為，滿族已被漢族同化，既不存在民族歧視，也沒有任何民族壓迫；全國人民在法律上本來就是平等的，已沒有“享特權者”。
他認為清朝政府是全國四萬萬人的政府，根本沒有推翻的必要，隻要對它加以監督和改良就行了。
所以得出結論，中國人民的大敵絕不是清朝政府，而是那些因改良會對自己的富貴權勢不利而從中作梗的人。
革命派用大量的事實，對改良派進行批駁。
指出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一直存在。
清軍入關二百六十餘年來，始終實行對漢族的壓制政策，所以漢族人民對滿族貴族的封建統治，不斷地進行着反抗和鬥争。
他們還尖銳揭露了清朝政府是一個投降媚外的賣國政府，頑固守舊，不思振作。
如果不推翻清朝政府，中國就不會富強。
在論戰過程中，盡管革命派裡有一部分人流露出種族主義思想，稱自己是“神明之胄”，并極力用“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往事，煽動民族複仇主義情緒，這是錯誤的。
但也有不少人指出，應當把滿族貴族同一般滿族成員分開，推翻清朝政府，隻是使滿族貴族不再掌握政權。
革命勝利以後，漢族人民将與滿族人民共同生息于共和政體之下。
這樣，革命的目标就更明确了。
第二，要不要建立共和政權的問題。
改良派反對在中國建立共和政體，主張實行君主立憲，梁啟超硬說國家是調和利害沖突和平衡正義的。
君主可以超然于人民的利害沖突之外，起到調解利害沖突的作用。
倘若實行共和，必然會引起下層社會的大動亂，結果共和制度無法實行，還會導緻君主專制。
他認為，在中國尤其不能建立共和政體，說什麼中國人民沒有實行共和政治的資格，隻有在“開明專制時代或君主立憲時代”，才能有這種資格。
在梁啟超看來，中國不僅不能實行民主共和，甚至還不能實行君主立憲，而隻能實行開明專制。
革命派從“天賦人權”的原理出發，認為“民權”的興起是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由君主專制變為民主共和是“進化之公理”。
還認為，國會是全國的總攬機關，是全體國民的代表，它能夠起到調和人民之間利益競争的作用。
革命派還嚴正批判了改良派誣蔑中國人民的種種謬論。
指出，中華民族的聰明才智，并不下于世界各民族；所謂“民智不逮”，實際上是封建主義“君權神授”思想的翻版。
中國絕不是什麼“國民惡劣”，而是清王朝的統治惡劣。
皇帝“不辨菽麥”，大臣“蠅營狗苟”，才是“國民之賊”。
排除這些盜賊，是人民的責任。
政治革命的任務，除了人民是沒有誰能夠承擔起來的。
人民既能進行政治革命，就能實行民主立憲，既有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在建立共和政體之後，也就一定會有實行議會政治的能力。
第三，要不要進行社會革命。
改良派認為中國不必實行，也不能實行社會革命。
在梁啟超看來，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與歐美的不同，歐美貧富懸殊，所以必須社會革命。
中國自古以來就沒有貴族制度，實行的是諸子均得繼承财産之法，賦稅又特别輕，隻要進行一些社會改良就行了；提倡社會革命，就一定要把全部生産機關收歸國有，由國家獨占，對參加勞動的所有國民實行平均分配。
這種“平均地權”“土地國有”的結果，必然将“妨害”社會生産力的發展和“阻礙”社會文明進步。
他威脅革命派說：“敢有言以社會革命與他種革命同時并行者，其人即黃帝之逆子，中國之罪
同盟會成立後，梁啟超就發表了《論中國今日不能行共和制之理由》《申論種族革命與政府革命之得失》等一系列文章，并出版題為《中國存亡一大問題》的論文集，對革命進行攻擊。
革命派為了掃除前進道路上的思想障礙，同改良派在以往辯論的基礎上，又展開了一場大論戰。
從1905年《民報》創刊起到1907年，論戰共進行了兩年時間，其規模之大，範圍之廣，争論之激烈，都為中國近代史上所罕見。
這次論戰的中心戰場是在日本。
革命派的主要基地是《民報》，由剛剛出獄被孫中山派人接到東京的章太炎擔任主編。
改良派的主要基地是《新民叢報》，主編梁啟超。
其次是新加坡。
革命派在1908年8月創辦《中興日報》，作為同改良派進行論戰的基地，由田桐負責主持，孫中山化名“南洋小學生”，揮筆上陣，親自指揮。
改良派則把《南洋總彙報》作為自己的喉舌，與革命派交鋒。
此外，在美國的檀香山和舊金山、加拿大的溫哥華、泰國的曼谷、緬甸的仰光等地，也都有兩派報刊的論戰。
這次大論戰的實際内容概括起來，主要有三個問題。
第一，要不要推翻清政府的問題。
改良派說不要。
梁啟超說，滿洲是中國的領土，并非異國，清朝入關，推翻明朝，這隻是中國統治者的更換，不等于中國滅亡。
這些話本來都是對的。
但是，梁啟超又認為，滿族已被漢族同化，既不存在民族歧視，也沒有任何民族壓迫；全國人民在法律上本來就是平等的，已沒有“享特權者”。
他認為清朝政府是全國四萬萬人的政府，根本沒有推翻的必要，隻要對它加以監督和改良就行了。
所以得出結論，中國人民的大敵絕不是清朝政府，而是那些因改良會對自己的富貴權勢不利而從中作梗的人。
革命派用大量的事實，對改良派進行批駁。
指出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一直存在。
清軍入關二百六十餘年來，始終實行對漢族的壓制政策，所以漢族人民對滿族貴族的封建統治，不斷地進行着反抗和鬥争。
他們還尖銳揭露了清朝政府是一個投降媚外的賣國政府，頑固守舊，不思振作。
如果不推翻清朝政府，中國就不會富強。
在論戰過程中，盡管革命派裡有一部分人流露出種族主義思想，稱自己是“神明之胄”，并極力用“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往事，煽動民族複仇主義情緒，這是錯誤的。
但也有不少人指出，應當把滿族貴族同一般滿族成員分開，推翻清朝政府，隻是使滿族貴族不再掌握政權。
革命勝利以後，漢族人民将與滿族人民共同生息于共和政體之下。
這樣，革命的目标就更明确了。
第二，要不要建立共和政權的問題。
改良派反對在中國建立共和政體，主張實行君主立憲，梁啟超硬說國家是調和利害沖突和平衡正義的。
君主可以超然于人民的利害沖突之外，起到調解利害沖突的作用。
倘若實行共和，必然會引起下層社會的大動亂，結果共和制度無法實行，還會導緻君主專制。
他認為，在中國尤其不能建立共和政體，說什麼中國人民沒有實行共和政治的資格，隻有在“開明專制時代或君主立憲時代”，才能有這種資格。
在梁啟超看來，中國不僅不能實行民主共和，甚至還不能實行君主立憲，而隻能實行開明專制。
革命派從“天賦人權”的原理出發，認為“民權”的興起是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由君主專制變為民主共和是“進化之公理”。
還認為，國會是全國的總攬機關，是全體國民的代表，它能夠起到調和人民之間利益競争的作用。
革命派還嚴正批判了改良派誣蔑中國人民的種種謬論。
指出，中華民族的聰明才智，并不下于世界各民族；所謂“民智不逮”，實際上是封建主義“君權神授”思想的翻版。
中國絕不是什麼“國民惡劣”，而是清王朝的統治惡劣。
皇帝“不辨菽麥”，大臣“蠅營狗苟”，才是“國民之賊”。
排除這些盜賊，是人民的責任。
政治革命的任務，除了人民是沒有誰能夠承擔起來的。
人民既能進行政治革命，就能實行民主立憲，既有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在建立共和政體之後，也就一定會有實行議會政治的能力。
第三，要不要進行社會革命。
改良派認為中國不必實行，也不能實行社會革命。
在梁啟超看來，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與歐美的不同，歐美貧富懸殊，所以必須社會革命。
中國自古以來就沒有貴族制度，實行的是諸子均得繼承财産之法，賦稅又特别輕，隻要進行一些社會改良就行了；提倡社會革命，就一定要把全部生産機關收歸國有，由國家獨占，對參加勞動的所有國民實行平均分配。
這種“平均地權”“土地國有”的結果，必然将“妨害”社會生産力的發展和“阻礙”社會文明進步。
他威脅革命派說：“敢有言以社會革命與他種革命同時并行者，其人即黃帝之逆子，中國之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