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 革命與立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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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雖與四萬萬人共誅之可也”。
革命派批判了改良派的荒謬論點，指出：“貧富已懸隔固不可不革命，貧富将懸隔則亦不可不革命”。
因為中國已經有放任自由競争，絕對承認私有财産的制度存在，那就必然産生貧富懸隔的結果，與其在貧富懸隔過甚之時再進行社會革命，還不如在貧富懸隔不甚之時容易成功。
他們還指出，實行社會革命，絕不是把所有的生産機關統統收歸國有，主要是在于“勿使關于公益之權利為一二私人所壟斷”，隻把郵政、土地、電線、鐵道、銀行、輪船、煙草、糖酒等，收歸國家所有。
而土地問題又是其中的關鍵所在。
他們主張核定地價，原價歸原主，增價歸國家，國家利用這“增價”部分資金，對土地實行“定價收買”政策，逐漸把全國的土地掌握在國家手中，人民都向國家租用土地，國家就可以用全國的地租收入去經營其他事業。
對于那些可以自由競争的事業，則聽任私人經營，國家不進行過多的幹涉。
這樣一來，生産既不會停滞，也不會産生報酬平等，遏絕勞動動機的問題。
在二十世紀初期，革命已經成為一股不可抗拒的曆史潮流。
革命派的言論盡管存在不少缺點和不足之處，但卻反映了中國社會發展的趨勢，道出了人民群衆的心願。
所以他們的鬥志越戰越旺，力量越戰越強，革命報刊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出來，從沿海城市逐漸深入到内地廣大地區。
改良派逆曆史潮流而動，一經交手，就潰不成軍。
他們為清政府辯護的許多論點，都被革命派駁倒。
到1906年5月，梁啟超就感到招架不住，要求停止辯論，遭到革命派的斷然拒絕。
梁啟超無法擺脫窘境，1907年7月把《新民叢報》收攤，其他地區的改良派骨幹分子，也都銷聲匿迹或半路脫身。
持續兩年的大論戰，便以革命派的勝利與改良派的失敗而結束。
革命派的武裝出擊 資産階級革命派在與改良派進行大論戰的同時，還不斷地利用會黨和新軍發動武裝起義。
萍浏醴起義，就是同盟會成立後領導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武裝起義。
湖南浏陽、醴陵和江西萍鄉，處于湘贛交界地區，向來是兩省哥老會聚會的淵薮，1905年馬福益被清政府殺害以後，會黨群衆誓複此仇，更傾向革命，繼續謀劃舉事。
第二年春天，長江流域發生嚴重水災，米價昂貴，不少地區陷于饑馑狀态。
同盟會總部便利用這個機會派劉道一、蔡紹南回國，進行起義的準備。
劉道一駐長沙，負責與同盟會總部聯系；蔡紹南前往江西萍鄉一帶，聯絡會黨。
蔡紹南在長沙明德學堂學生魏宗铨的幫助下，與會黨首領龔春台等，以在兩湖地區分布較廣的洪江會為基礎，聯合哥老會各個派系與武教師會，組成六龍山洪江會，推舉龔春台為大哥，以“忠孝仁義堂”為最高機關，下設文案、錢庫、總管、訓練、執法、交通、武庫、巡查等，稱為“内八堂”；又設一至八路“碼頭官”，負責聯絡、偵察和發展會員等事，稱“外八堂”。
誓詞是：“誓遵中華民國宗旨，服從大哥命令，同心同德，滅滿興漢，如渝此盟，人神共殛。
”周圍群衆紛紛入會，洪江會的組織迅速擴大。
10月初，蔡紹南和魏宗铨到達上海，準備東渡日本，向孫中山報告工作，請示起義的具體日期。
但因洪江會人多言雜，活動被清吏察覺，龔春台來信告急。
他們又立即返回湖南，決定在年底清吏封印過年時發動起義。
隻因清吏派兵搜查甚急，幾個會黨首領先後遇害，起義便于12月4日提前發動。
起義軍定名為“中華國民軍南軍革命先鋒隊”，并散發檄文。
浏陽洪福會首領姜守旦也宣布起義，号稱“新中華大帝國南部起義恢複軍”。
這次起義得到廣大貧苦農民和安源煤礦工人的熱烈擁護。
不數日，集衆至數萬人，占據三四個縣，聲勢之大，為曆次義師所未有。
清政府十分驚慌，急忙調集湖南、湖北、江西、江蘇等省軍隊五萬餘人圍剿。
起義軍用土槍、土炮、木杆和大刀等武器，與敵奮戰近月，交仗二十餘次。
終于因領導不得力，指揮難統一而失敗。
劉道一、蔡紹南和魏宗铨等被捕犧牲，龔春台逃到湖南，不久也被逮捕。
萍浏醴起義失敗後，孫中山于1907年3月被迫離開日本。
他毫不氣餒，又在河内成立革命機關，派人聯絡會黨，連續在西南邊境地區發動了六次武裝起義，即1907年5月的潮州黃岡起義，6月的惠州七女湖起義，9月的防城起義，12月的鎮南關起義，1908年3月的欽、廉、上思起義和4月的河口起義。
這些起義，雖有一定的影響，但多因準備不足，冒險從事，結果一次一次失敗了。
與此同時，光複會在江浙地區也積極開展武裝鬥争。
1907年7月，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等在安慶率領數十名巡警學堂學生起義，刺殺了安徽巡撫恩銘。
因事起倉卒，缺乏群衆基礎，很快就被扼殺。
陳伯平當
革命派批判了改良派的荒謬論點，指出：“貧富已懸隔固不可不革命，貧富将懸隔則亦不可不革命”。
因為中國已經有放任自由競争，絕對承認私有财産的制度存在，那就必然産生貧富懸隔的結果，與其在貧富懸隔過甚之時再進行社會革命，還不如在貧富懸隔不甚之時容易成功。
他們還指出，實行社會革命，絕不是把所有的生産機關統統收歸國有，主要是在于“勿使關于公益之權利為一二私人所壟斷”，隻把郵政、土地、電線、鐵道、銀行、輪船、煙草、糖酒等，收歸國家所有。
而土地問題又是其中的關鍵所在。
他們主張核定地價，原價歸原主，增價歸國家，國家利用這“增價”部分資金，對土地實行“定價收買”政策，逐漸把全國的土地掌握在國家手中，人民都向國家租用土地，國家就可以用全國的地租收入去經營其他事業。
對于那些可以自由競争的事業，則聽任私人經營，國家不進行過多的幹涉。
這樣一來，生産既不會停滞，也不會産生報酬平等，遏絕勞動動機的問題。
在二十世紀初期，革命已經成為一股不可抗拒的曆史潮流。
革命派的言論盡管存在不少缺點和不足之處，但卻反映了中國社會發展的趨勢，道出了人民群衆的心願。
所以他們的鬥志越戰越旺，力量越戰越強，革命報刊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出來，從沿海城市逐漸深入到内地廣大地區。
改良派逆曆史潮流而動，一經交手，就潰不成軍。
他們為清政府辯護的許多論點，都被革命派駁倒。
到1906年5月，梁啟超就感到招架不住，要求停止辯論，遭到革命派的斷然拒絕。
梁啟超無法擺脫窘境，1907年7月把《新民叢報》收攤，其他地區的改良派骨幹分子，也都銷聲匿迹或半路脫身。
持續兩年的大論戰，便以革命派的勝利與改良派的失敗而結束。
革命派的武裝出擊 資産階級革命派在與改良派進行大論戰的同時，還不斷地利用會黨和新軍發動武裝起義。
萍浏醴起義，就是同盟會成立後領導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武裝起義。
湖南浏陽、醴陵和江西萍鄉，處于湘贛交界地區，向來是兩省哥老會聚會的淵薮，1905年馬福益被清政府殺害以後，會黨群衆誓複此仇，更傾向革命，繼續謀劃舉事。
第二年春天，長江流域發生嚴重水災，米價昂貴，不少地區陷于饑馑狀态。
同盟會總部便利用這個機會派劉道一、蔡紹南回國，進行起義的準備。
劉道一駐長沙，負責與同盟會總部聯系；蔡紹南前往江西萍鄉一帶，聯絡會黨。
蔡紹南在長沙明德學堂學生魏宗铨的幫助下，與會黨首領龔春台等，以在兩湖地區分布較廣的洪江會為基礎，聯合哥老會各個派系與武教師會，組成六龍山洪江會，推舉龔春台為大哥，以“忠孝仁義堂”為最高機關，下設文案、錢庫、總管、訓練、執法、交通、武庫、巡查等，稱為“内八堂”；又設一至八路“碼頭官”，負責聯絡、偵察和發展會員等事，稱“外八堂”。
誓詞是：“誓遵中華民國宗旨，服從大哥命令，同心同德，滅滿興漢，如渝此盟，人神共殛。
”周圍群衆紛紛入會，洪江會的組織迅速擴大。
10月初，蔡紹南和魏宗铨到達上海，準備東渡日本，向孫中山報告工作，請示起義的具體日期。
但因洪江會人多言雜，活動被清吏察覺，龔春台來信告急。
他們又立即返回湖南，決定在年底清吏封印過年時發動起義。
隻因清吏派兵搜查甚急，幾個會黨首領先後遇害，起義便于12月4日提前發動。
起義軍定名為“中華國民軍南軍革命先鋒隊”，并散發檄文。
浏陽洪福會首領姜守旦也宣布起義，号稱“新中華大帝國南部起義恢複軍”。
這次起義得到廣大貧苦農民和安源煤礦工人的熱烈擁護。
不數日，集衆至數萬人，占據三四個縣，聲勢之大，為曆次義師所未有。
清政府十分驚慌，急忙調集湖南、湖北、江西、江蘇等省軍隊五萬餘人圍剿。
起義軍用土槍、土炮、木杆和大刀等武器，與敵奮戰近月，交仗二十餘次。
終于因領導不得力，指揮難統一而失敗。
劉道一、蔡紹南和魏宗铨等被捕犧牲，龔春台逃到湖南，不久也被逮捕。
萍浏醴起義失敗後，孫中山于1907年3月被迫離開日本。
他毫不氣餒，又在河内成立革命機關，派人聯絡會黨，連續在西南邊境地區發動了六次武裝起義，即1907年5月的潮州黃岡起義，6月的惠州七女湖起義，9月的防城起義，12月的鎮南關起義，1908年3月的欽、廉、上思起義和4月的河口起義。
這些起義，雖有一定的影響，但多因準備不足，冒險從事，結果一次一次失敗了。
與此同時，光複會在江浙地區也積極開展武裝鬥争。
1907年7月，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等在安慶率領數十名巡警學堂學生起義，刺殺了安徽巡撫恩銘。
因事起倉卒，缺乏群衆基礎，很快就被扼殺。
陳伯平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