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民主革命的勃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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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西捕戒備森嚴地用馬車把章太炎和鄒容送到租界會審公廨，由會審委員孫建臣和英國領事署翻譯進行第一次審訊。
律師古柏（Corbett）等代表清朝政府出庭，章太炎和鄒容所請的律師博易（Boye）和瓊司（Jones）也到庭辯護。
古柏首先指控《蘇報》，“欲使國民仇視今上，痛恨政府，心懷叵測，謀為不軌”，并從《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系》和介紹《革命軍》的文章中摘引了一些激烈詞句，作為“罪證”。
面對這種審訊，章太炎和鄒容心胸坦然，直言不諱地分别承認自己是《序〈革命軍〉》和《革命軍》的作者。
清政府見“引渡”陰謀不能得逞，即通知袁樹勳，将《蘇報》案在上海英美租界會審公廨審結。
同時，商得英國公使的同意，組織“額外公堂”，由上海縣知縣汪懋坤擔任主審，由公廨會審委員及陪審官充當會審。
從12月3日至7日，審訊又連續進行了四次。
在法庭上，章太炎、鄒容分别對清政府代表古柏的指控一一進行了駁斥。
以後，對章太炎、鄒容的審訊時斷時續，一直拖到1904年5月21日，才由租界當局最後判決，鄒容監禁兩年，章太炎監禁三年，從1903年6月30日起算，期滿開釋，驅逐出境。
清政府鎮壓愛國學社和《蘇報》并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反而因為它以中國政府在中國的土地上向外國人控告自己的百姓，進一步喪失民心，并促使更多的愛國知識分子閱讀《革命軍》等革命書籍，走上反抗鬥争的道路。
1905年4月3日，鄒容因不堪監獄的折磨，病死獄中，遺體由義士劉三（季平）營葬于上海縣華泾鄉黃葉樓旁。
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滿出獄，被孫中山派人接到日本東京，投入了新的戰鬥。
打倒“洋人的朝廷” 《蘇報》被封不久，《國民日日報》與《警鐘日報》相繼行世，其宗旨都和《蘇報》相同。
清政府對《革命軍》等革命書籍的大量印售，已經感到無所措手足，而陳天華的《猛回頭》與《警世鐘》又公開出版。
陳天華（1875—1905）原名顯宿，字星台，湖南新化縣人。
他出生在一個窮塾師家庭，由于家境貧寒，童年時以提籃叫賣維持生活。
他每天在奔波之餘，還跟父親課讀，九歲能通讀《左傳》。
他酷好文藝，對民間流行的說唱彈詞，愛不釋手，并經常模仿撰寫一些情節生動的小說或山歌小調，這對他後來從事革命宣傳工作打下了基礎。
1896年，陳天華随父親到新化縣城，依靠做小販糊口。
後來得族人資助，進入資江書院讀書。
戊戌變法期間，他又考進新化求實學堂，深受維新思想影響。
1903年初，他得求實學堂資遣，東渡日本留學，進入東京弘文學院學習師範。
他看到祖國主權喪失，權利被掠，心裡非常難過，亟思有所振奮，便毅然放棄了正常的學習，積極投入留日學生的愛國運動，因而他到東京半年，仍不能說一句日本話。
拒俄運動掀起後，陳天華懷着滿腔熱情參加了中國留學生所召集的大會，報名加入義勇隊。
與此同時，他還每天堅持寫作，進行愛國宣傳活動。
他咬破手指，寫了《敬告湖南人》的血書，分繕數十封寄給國内各學校，陳述民族災難的空前深重，呼籲人們團結一緻，為挽救祖國的危亡而鬥争。
血書激動着人們，連湖南巡撫趙爾巽看了，也親自跑到各個學堂，将陳天華的血書宣布，并刊登在官報上。
5月，陳天華回國去湖南運動武裝起義。
在回國之前，他抓緊時間，埋頭書案，以人民大衆所喜聞樂見的文藝說唱形式，淺顯易懂的白話文，寫成了兩本宣傳革命的小冊子，這就是著名的《猛回頭》和《警世鐘》。
在這兩本書中，陳天華揭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強盜行徑，指出中國面臨着被滅亡的危險。
“俄羅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汁中藏；法蘭西，占廣州，窺伺黔桂；德意志，膠州領，虎視東方；新日本，取台灣，再圖福建；美利堅，也想要，割土分疆。
這中國，那一點，我還有份；這朝廷，原是個，名存實亡。
”帝國主義各國企圖瓜分中國的領土，肆意掠奪中國的各種利權，給中國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災難。
陳天華又以沉痛的心情寫道：“痛隻痛，因通商，民窮财盡；痛隻痛，失礦權，莫保糟糠；痛隻痛，辦教案，人命如草；痛隻痛，修鐵路，人扼我吭；痛隻痛，在租界，時遭淩踐；痛隻痛，出外洋，日苦深湯。
” 怎樣挽救中國的危局呢？陳天華主張“改條約，複政權，”實現中國“完全獨立”。
他堅信西方列強并不可怕，隻要善于學習，“去掉自己的短處”，是完全可以把它打敗的。
“隻要我全國皆兵，他就四面受敵，即有槍炮，也是寡不敵衆。
”所以他認為“隻要我人心不死，這中國萬無可亡之理”。
他号召人們迅速行動起來，“讀書的放了筆，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職事，做手藝的放了器具，齊把刀子磨快，子藥上足，同飲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萬衆直前，殺那洋鬼子，殺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
要反抗外國的侵略，實現祖國的獨立，就一定要推翻清朝政府。
這是陳天華在兩本書中反複闡述的另一個主要内容。
盡管他還不能科學地分析清朝政府的階級實質，但他憑借着赤誠的愛國心與敏銳的觀察力，已經清楚地看到清朝政府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
陳天華寫道：“你道今日中國還是滿洲政府的嗎？早已是各國的了！那财政權，鐵路權，用人權，一概拱手送與洋人。
”清政府已經成了“洋人的朝廷”，是西方列強在中國的“守土官長”。
它雖然也表示要進行“革新”，“其實何嘗行過？不過借此掩飾國民的耳目，讨讨洋人的歡喜罷了，不但沒有放了一線光明日子，那黑暗的倒加了幾倍。
”由此得出結論：“故我們要想拒洋人，隻能講革命獨立，不能講勤王。
”“要學那，法蘭西，改革弊政；要學那，美利堅，離英獨立。
”這樣才能改變中國的面貌。
《猛回頭》和《警世鐘》這兩本書，是陳天華嘔心瀝血之作，既反映了時代的要求，又喊出了廣大人民群衆，特别是資産階級和小資産階級的心聲。
由于文字生動，感情真摯，所以深得人們的喜愛。
軍隊士兵，“即奉為至寶，秘藏不露，思想言論，漸漸改良，有時退伍，散至民間，則用為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
外國侵略者為之心悸，到處明訪暗搜，企圖壓制。
清政府則一再下令嚴行禁止。
結果都适得其反，更加增強了人們購讀的興趣。
因此，這兩本書重印達十餘次之多，在長江流域各省更是廣泛流傳，為辛亥革命的思想動員起了巨大作用。
二十世紀初年革命報刊的紛紛建立，鄒容、章太炎、陳天華等革命宣傳家的湧現，各種革命讀物的廣泛流傳，都使民主革命潮流洶湧澎湃地前進，為資産階級革命政黨的建立，準備了思想上和輿論上的基礎。
律師古柏（Corbett）等代表清朝政府出庭，章太炎和鄒容所請的律師博易（Boye）和瓊司（Jones）也到庭辯護。
古柏首先指控《蘇報》，“欲使國民仇視今上，痛恨政府，心懷叵測，謀為不軌”，并從《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系》和介紹《革命軍》的文章中摘引了一些激烈詞句，作為“罪證”。
面對這種審訊，章太炎和鄒容心胸坦然，直言不諱地分别承認自己是《序〈革命軍〉》和《革命軍》的作者。
清政府見“引渡”陰謀不能得逞，即通知袁樹勳，将《蘇報》案在上海英美租界會審公廨審結。
同時，商得英國公使的同意，組織“額外公堂”，由上海縣知縣汪懋坤擔任主審，由公廨會審委員及陪審官充當會審。
從12月3日至7日，審訊又連續進行了四次。
在法庭上，章太炎、鄒容分别對清政府代表古柏的指控一一進行了駁斥。
以後，對章太炎、鄒容的審訊時斷時續，一直拖到1904年5月21日，才由租界當局最後判決，鄒容監禁兩年，章太炎監禁三年，從1903年6月30日起算，期滿開釋，驅逐出境。
清政府鎮壓愛國學社和《蘇報》并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反而因為它以中國政府在中國的土地上向外國人控告自己的百姓，進一步喪失民心，并促使更多的愛國知識分子閱讀《革命軍》等革命書籍，走上反抗鬥争的道路。
1905年4月3日，鄒容因不堪監獄的折磨，病死獄中，遺體由義士劉三（季平）營葬于上海縣華泾鄉黃葉樓旁。
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滿出獄，被孫中山派人接到日本東京，投入了新的戰鬥。
打倒“洋人的朝廷” 《蘇報》被封不久，《國民日日報》與《警鐘日報》相繼行世，其宗旨都和《蘇報》相同。
清政府對《革命軍》等革命書籍的大量印售，已經感到無所措手足，而陳天華的《猛回頭》與《警世鐘》又公開出版。
陳天華（1875—1905）原名顯宿，字星台，湖南新化縣人。
他出生在一個窮塾師家庭，由于家境貧寒，童年時以提籃叫賣維持生活。
他每天在奔波之餘，還跟父親課讀，九歲能通讀《左傳》。
他酷好文藝，對民間流行的說唱彈詞，愛不釋手，并經常模仿撰寫一些情節生動的小說或山歌小調，這對他後來從事革命宣傳工作打下了基礎。
1896年，陳天華随父親到新化縣城，依靠做小販糊口。
後來得族人資助，進入資江書院讀書。
戊戌變法期間，他又考進新化求實學堂，深受維新思想影響。
1903年初，他得求實學堂資遣，東渡日本留學，進入東京弘文學院學習師範。
他看到祖國主權喪失，權利被掠，心裡非常難過，亟思有所振奮，便毅然放棄了正常的學習，積極投入留日學生的愛國運動，因而他到東京半年，仍不能說一句日本話。
拒俄運動掀起後，陳天華懷着滿腔熱情參加了中國留學生所召集的大會，報名加入義勇隊。
與此同時，他還每天堅持寫作，進行愛國宣傳活動。
他咬破手指，寫了《敬告湖南人》的血書，分繕數十封寄給國内各學校，陳述民族災難的空前深重，呼籲人們團結一緻，為挽救祖國的危亡而鬥争。
血書激動着人們，連湖南巡撫趙爾巽看了，也親自跑到各個學堂，将陳天華的血書宣布，并刊登在官報上。
5月，陳天華回國去湖南運動武裝起義。
在回國之前，他抓緊時間，埋頭書案，以人民大衆所喜聞樂見的文藝說唱形式，淺顯易懂的白話文，寫成了兩本宣傳革命的小冊子，這就是著名的《猛回頭》和《警世鐘》。
在這兩本書中，陳天華揭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強盜行徑，指出中國面臨着被滅亡的危險。
“俄羅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汁中藏；法蘭西，占廣州，窺伺黔桂；德意志，膠州領，虎視東方；新日本，取台灣，再圖福建；美利堅，也想要，割土分疆。
這中國，那一點，我還有份；這朝廷，原是個，名存實亡。
”帝國主義各國企圖瓜分中國的領土，肆意掠奪中國的各種利權，給中國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災難。
陳天華又以沉痛的心情寫道：“痛隻痛，因通商，民窮财盡；痛隻痛，失礦權，莫保糟糠；痛隻痛，辦教案，人命如草；痛隻痛，修鐵路，人扼我吭；痛隻痛，在租界，時遭淩踐；痛隻痛，出外洋，日苦深湯。
” 怎樣挽救中國的危局呢？陳天華主張“改條約，複政權，”實現中國“完全獨立”。
他堅信西方列強并不可怕，隻要善于學習，“去掉自己的短處”，是完全可以把它打敗的。
“隻要我全國皆兵，他就四面受敵，即有槍炮，也是寡不敵衆。
”所以他認為“隻要我人心不死，這中國萬無可亡之理”。
他号召人們迅速行動起來，“讀書的放了筆，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職事，做手藝的放了器具，齊把刀子磨快，子藥上足，同飲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萬衆直前，殺那洋鬼子，殺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
要反抗外國的侵略，實現祖國的獨立，就一定要推翻清朝政府。
這是陳天華在兩本書中反複闡述的另一個主要内容。
盡管他還不能科學地分析清朝政府的階級實質，但他憑借着赤誠的愛國心與敏銳的觀察力，已經清楚地看到清朝政府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
陳天華寫道：“你道今日中國還是滿洲政府的嗎？早已是各國的了！那财政權，鐵路權，用人權，一概拱手送與洋人。
”清政府已經成了“洋人的朝廷”，是西方列強在中國的“守土官長”。
它雖然也表示要進行“革新”，“其實何嘗行過？不過借此掩飾國民的耳目，讨讨洋人的歡喜罷了，不但沒有放了一線光明日子，那黑暗的倒加了幾倍。
”由此得出結論：“故我們要想拒洋人，隻能講革命獨立，不能講勤王。
”“要學那，法蘭西，改革弊政；要學那，美利堅，離英獨立。
”這樣才能改變中國的面貌。
《猛回頭》和《警世鐘》這兩本書，是陳天華嘔心瀝血之作，既反映了時代的要求，又喊出了廣大人民群衆，特别是資産階級和小資産階級的心聲。
由于文字生動，感情真摯，所以深得人們的喜愛。
軍隊士兵，“即奉為至寶，秘藏不露，思想言論，漸漸改良，有時退伍，散至民間，則用為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
外國侵略者為之心悸，到處明訪暗搜，企圖壓制。
清政府則一再下令嚴行禁止。
結果都适得其反，更加增強了人們購讀的興趣。
因此，這兩本書重印達十餘次之多，在長江流域各省更是廣泛流傳，為辛亥革命的思想動員起了巨大作用。
二十世紀初年革命報刊的紛紛建立，鄒容、章太炎、陳天華等革命宣傳家的湧現，各種革命讀物的廣泛流傳，都使民主革命潮流洶湧澎湃地前進，為資産階級革命政黨的建立，準備了思想上和輿論上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