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民主革命的勃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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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建立資産階級的新政權，實行議會制度，參照美國的憲法和法律制定适合中國國情的憲法和法律。
他在這本書的最後，号召人們為祖國抛頭顱，暴肝腦，與清朝封建統治者“相馳騁于槍林彈雨中，然後再掃蕩幹涉爾主權外來之惡魔”。
并且高呼：“中華共和國萬歲！中華共和國四萬萬同胞的自由萬歲！” 《革命軍》猶如暴風雨前的一道閃電，給人們以強烈的震撼。
它搖撼了清朝的封建統治，劃清了革命派與保皇派的界限，使革命派陣容更加整齊。
它那烈火一樣的文字，奔放的革命情感，激勵着人們的心弦。
因此一出版就不胫而走，受到人們的普遍歡迎，尤其為廣大熱血青年所喜愛，總發行量達一百多萬冊，成為清朝末年最暢銷的書籍。
《革命軍》問世不久，為了駁斥康有為在1902年春天發表的《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隻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章太炎發表了《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這是對中國資産階級民主革命起過很大作用的又一篇重要曆史文獻。
頑固堅持保皇立場的康有為認為，中國隻能實行立憲，不能進行革命。
這是因為，“革命之慘，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耽”。
章太炎用曆史事實對此進行論證，指出要改變專制政體，使人民取得政治上的權利，流血犧牲是不可避免的，不僅進行革命是如此，實行立憲也是這樣。
英、奧、德、意各國都是經過多次的暴動，人民才取得自由議政權利的。
“公理未明，舊俗俱在”，中國人還沒有進行革命的資格，這是康有為反對革命的另一個理由。
章太炎批駁說，人的智慧，是從鬥争中産生的。
現在人民的知識不必用别的事情來啟發，隻用革命就能啟發了。
章太炎的結論是：“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革命不僅是“天雄大黃之猛劑”，而且還是“補瀉兼備之良藥”。
隻有通過革命，才能對中國進行一番徹底的改造。
章太炎又針對康有為稱光緒皇帝“聖明英武”，一旦複辟秉政，立憲肯定無疑的飾詞，嚴予駁斥道：“載湉小醜，未辨菽麥”，是清朝之“亡君”，人民之“公敵”，根本不是什麼“聖明”。
他指出，光緒徒擁皇帝之虛名，根本沒有實行立憲的權力和能力。
不然的話，為什麼在戊戌變法時，連他自己也被幽禁瀛台呢？章太炎還一針見血地揭露康有為散布這些謬論的用心，無非是為了向滿族貴族表明自己忠貞不貳的心迹，等到慈禧太後一死，光緒皇帝上台執政時，不僅工部主事可以起複，内閣軍機之位也可以觊觎，其目的是十分自私的。
章太炎是站在民族民主革命的立場上，對康有為主張君主立憲的種種言論，進行了無情的鞭撻，而對于革命鬥争給予熱情的讴歌。
這篇文章說理透辟，戰鬥性強，所以流傳相當廣泛，在當時産生了積極的影響。
但是，它同鄒容的《革命軍》一樣，也有時代和階級的烙印，帶有濃厚的狹隘民族意識，特别是在滿漢關系問題上，流露出不少大漢族主義的民族偏見，還沒有把鬥争的鋒芒對準西方資本主義列強。
他們對列強的侵略本質認識是很不足的，所以在這方面對康有為的批判就缺乏說服力。
《蘇報》案 面對革命聲勢的日益擴大，清政府異常惶恐，為了“防微杜漸，殺一儆百”，1903年夏制造了震驚中外的《蘇報》案。
《蘇報》發刊于1896年6月26日，創辦人胡璋（鐵梅），由其妻日本人生駒悅出面，向日本駐滬總領事館注冊。
館址在上海公共租界漢口路二十号。
1900年，因教案被清政府革了職的原江西鉛山知縣陳範，憤官場腐敗而出資接辦。
從1902年起，《蘇報》與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相互支持，鼓吹反清革命。
中國教育會是蔡元培、黃宗仰、葉瀚等于1902年4月在上海成立的社會團體。
其宗旨“在于改良教育及編訂完善之教科書，并仿通信教授法，刊行叢報”。
10月中旬，上海南洋公學在留日學生鬥争的影響下發生學生退學風潮，兼任該校教習的蔡元培同情學生，亦憤而辭職，帶領一百多名退學學生，向中國教育會求助。
中國教育會決定籌款建校，12月創辦了愛國學社，推蔡元培為總理，章太炎、汪文溥和吳稚晖等均任義務教員。
不久，南京陸師學堂學生章士钊等因不滿學堂當局幹涉言論自由，也退學來到上海，給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增添了新的力量。
愛國學社與《蘇報》館約定，《蘇報》每天的論說由學社教員輪流撰寫，《蘇報》館則每月贈給學社一百元，以補學社經費之不足。
此後，《蘇報》的言論越發激烈。
随後，《蘇報》又聘請愛國學社的章士钊擔任主筆，使之面目一新，并陸續刊出不少“放言革命”的文章。
《蘇報》以大量的篇幅，最先向全國人民推薦鄒容的《革命軍》。
6月9日刊載的“愛讀《革命軍》者”所寫的《讀〈革命軍〉》一文，熱情盛贊這是全國人民必讀的教科書，讀者從中受到極大的鼓舞和教育。
次日，又刊出章太炎的《序〈革命〉》，贊揚這本書是“義師先聲”。
《蘇報》還在6月29日以《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系》為題，摘要刊出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并登廣告進行推薦。
因此，《蘇報》的革命言論，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反響。
摘要刊載于《蘇報》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清政府對于《蘇報》刊出鄒容、章太炎的著作，發表大量鼓吹革命的文章，深為惱怒，力圖壓制。
上海道袁樹勳奉朝廷之命張貼告示，懸賞捕捉寫作者。
但因《蘇報》和愛國學社都在公共租界裡，未能捉成。
清政府加派候補道俞明震與領事團交涉，要求租界當局逮捕“引渡”陳範、章太炎、鄒容等人。
雙方約定：“所拘之人，須在會審公堂由中外官會審。
如果有罪，亦在租界之内辦理。
”按照這一約定，領事團在拘票上簽了字，由會審公廨交給巡捕房去執行。
捕人的風聲傳出後，章士钊、汪文溥、黃宗仰等人先後離滬躲避，有人勸章太炎立即出走，章太炎卻毫不畏懼，決心坐以待捕，說：“革命沒有不流血的，我被清政府查拿，現在已經第七次了。
”6月29日，中西探捕多人闖入《蘇報》館，出示捕人牌告，當場将司賬程吉甫鎖去。
陳範連夜走避。
30日清晨，當中西探捕來到愛國學社時，章太炎指着自己的鼻子說：“餘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
”随即從容就逮。
同一天，中西探捕進入陳範的女兒陳撷芬主持的《女報》館中，逮捕了錢允生和陳範的兒子陳仲彜。
章太炎寫信給鄒容和龍積之，要他們自動投案。
龍積之當晚到巡捕房自首，鄒容也在7月1日自投捕房。
章太炎等人被捕後，《蘇報》照常出版，繼續宣傳革命，先後發表了《哀心死》《新無錫會之緣起》等文。
直到7月6日，還登出了章太炎的《獄中答新聞報》，對清政府進行猛烈抨擊。
7月7日，租界當局把《蘇報》查封。
他在這本書的最後，号召人們為祖國抛頭顱，暴肝腦，與清朝封建統治者“相馳騁于槍林彈雨中，然後再掃蕩幹涉爾主權外來之惡魔”。
并且高呼：“中華共和國萬歲！中華共和國四萬萬同胞的自由萬歲！” 《革命軍》猶如暴風雨前的一道閃電，給人們以強烈的震撼。
它搖撼了清朝的封建統治，劃清了革命派與保皇派的界限，使革命派陣容更加整齊。
它那烈火一樣的文字，奔放的革命情感，激勵着人們的心弦。
因此一出版就不胫而走，受到人們的普遍歡迎，尤其為廣大熱血青年所喜愛，總發行量達一百多萬冊，成為清朝末年最暢銷的書籍。
《革命軍》問世不久，為了駁斥康有為在1902年春天發表的《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隻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章太炎發表了《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這是對中國資産階級民主革命起過很大作用的又一篇重要曆史文獻。
頑固堅持保皇立場的康有為認為，中國隻能實行立憲，不能進行革命。
這是因為，“革命之慘，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耽”。
章太炎用曆史事實對此進行論證，指出要改變專制政體，使人民取得政治上的權利，流血犧牲是不可避免的，不僅進行革命是如此，實行立憲也是這樣。
英、奧、德、意各國都是經過多次的暴動，人民才取得自由議政權利的。
“公理未明，舊俗俱在”，中國人還沒有進行革命的資格，這是康有為反對革命的另一個理由。
章太炎批駁說，人的智慧，是從鬥争中産生的。
現在人民的知識不必用别的事情來啟發，隻用革命就能啟發了。
章太炎的結論是：“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革命不僅是“天雄大黃之猛劑”，而且還是“補瀉兼備之良藥”。
隻有通過革命，才能對中國進行一番徹底的改造。
章太炎又針對康有為稱光緒皇帝“聖明英武”，一旦複辟秉政，立憲肯定無疑的飾詞，嚴予駁斥道：“載湉小醜，未辨菽麥”，是清朝之“亡君”，人民之“公敵”，根本不是什麼“聖明”。
他指出，光緒徒擁皇帝之虛名，根本沒有實行立憲的權力和能力。
不然的話，為什麼在戊戌變法時，連他自己也被幽禁瀛台呢？章太炎還一針見血地揭露康有為散布這些謬論的用心，無非是為了向滿族貴族表明自己忠貞不貳的心迹，等到慈禧太後一死，光緒皇帝上台執政時，不僅工部主事可以起複，内閣軍機之位也可以觊觎，其目的是十分自私的。
章太炎是站在民族民主革命的立場上，對康有為主張君主立憲的種種言論，進行了無情的鞭撻，而對于革命鬥争給予熱情的讴歌。
這篇文章說理透辟，戰鬥性強，所以流傳相當廣泛，在當時産生了積極的影響。
但是，它同鄒容的《革命軍》一樣，也有時代和階級的烙印，帶有濃厚的狹隘民族意識，特别是在滿漢關系問題上，流露出不少大漢族主義的民族偏見，還沒有把鬥争的鋒芒對準西方資本主義列強。
他們對列強的侵略本質認識是很不足的，所以在這方面對康有為的批判就缺乏說服力。
《蘇報》案 面對革命聲勢的日益擴大，清政府異常惶恐，為了“防微杜漸，殺一儆百”，1903年夏制造了震驚中外的《蘇報》案。
《蘇報》發刊于1896年6月26日，創辦人胡璋（鐵梅），由其妻日本人生駒悅出面，向日本駐滬總領事館注冊。
館址在上海公共租界漢口路二十号。
1900年，因教案被清政府革了職的原江西鉛山知縣陳範，憤官場腐敗而出資接辦。
從1902年起，《蘇報》與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相互支持，鼓吹反清革命。
中國教育會是蔡元培、黃宗仰、葉瀚等于1902年4月在上海成立的社會團體。
其宗旨“在于改良教育及編訂完善之教科書，并仿通信教授法，刊行叢報”。
10月中旬，上海南洋公學在留日學生鬥争的影響下發生學生退學風潮，兼任該校教習的蔡元培同情學生，亦憤而辭職，帶領一百多名退學學生，向中國教育會求助。
中國教育會決定籌款建校，12月創辦了愛國學社，推蔡元培為總理，章太炎、汪文溥和吳稚晖等均任義務教員。
不久，南京陸師學堂學生章士钊等因不滿學堂當局幹涉言論自由，也退學來到上海，給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增添了新的力量。
愛國學社與《蘇報》館約定，《蘇報》每天的論說由學社教員輪流撰寫，《蘇報》館則每月贈給學社一百元，以補學社經費之不足。
此後，《蘇報》的言論越發激烈。
随後，《蘇報》又聘請愛國學社的章士钊擔任主筆，使之面目一新，并陸續刊出不少“放言革命”的文章。
《蘇報》以大量的篇幅，最先向全國人民推薦鄒容的《革命軍》。
6月9日刊載的“愛讀《革命軍》者”所寫的《讀〈革命軍〉》一文，熱情盛贊這是全國人民必讀的教科書，讀者從中受到極大的鼓舞和教育。
次日，又刊出章太炎的《序〈革命〉》，贊揚這本書是“義師先聲”。
《蘇報》還在6月29日以《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系》為題，摘要刊出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并登廣告進行推薦。
因此，《蘇報》的革命言論，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反響。
摘要刊載于《蘇報》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清政府對于《蘇報》刊出鄒容、章太炎的著作，發表大量鼓吹革命的文章，深為惱怒，力圖壓制。
上海道袁樹勳奉朝廷之命張貼告示，懸賞捕捉寫作者。
但因《蘇報》和愛國學社都在公共租界裡，未能捉成。
清政府加派候補道俞明震與領事團交涉，要求租界當局逮捕“引渡”陳範、章太炎、鄒容等人。
雙方約定：“所拘之人，須在會審公堂由中外官會審。
如果有罪，亦在租界之内辦理。
”按照這一約定，領事團在拘票上簽了字，由會審公廨交給巡捕房去執行。
捕人的風聲傳出後，章士钊、汪文溥、黃宗仰等人先後離滬躲避，有人勸章太炎立即出走，章太炎卻毫不畏懼，決心坐以待捕，說：“革命沒有不流血的，我被清政府查拿，現在已經第七次了。
”6月29日，中西探捕多人闖入《蘇報》館，出示捕人牌告，當場将司賬程吉甫鎖去。
陳範連夜走避。
30日清晨，當中西探捕來到愛國學社時，章太炎指着自己的鼻子說：“餘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
”随即從容就逮。
同一天，中西探捕進入陳範的女兒陳撷芬主持的《女報》館中，逮捕了錢允生和陳範的兒子陳仲彜。
章太炎寫信給鄒容和龍積之，要他們自動投案。
龍積之當晚到巡捕房自首，鄒容也在7月1日自投捕房。
章太炎等人被捕後，《蘇報》照常出版，繼續宣傳革命，先後發表了《哀心死》《新無錫會之緣起》等文。
直到7月6日，還登出了章太炎的《獄中答新聞報》，對清政府進行猛烈抨擊。
7月7日，租界當局把《蘇報》查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