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民主革命的勃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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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全國，外國報紙也開始宣傳“中國革命黨孫逸仙”。
從此，孫中山和興中會的活動，逐漸為人們注意。
廣州起義失敗後，清政府懸賞緝拿革命黨人。
領導起義的孫中山、陳少白等，被迫逃亡日本，設興中會分會于日本橫濱。
後來，孫中山斷發改裝，又轉赴檀香山、美國、英國，在華僑中宣傳革命。
1896年10月1日他到倫敦，11日，被清政府駐英國公使誘禁。
使館準備把他裝在一隻大箱子裡秘密運回中國，加以殺害。
幸經他在香港西醫書院時的英國老師康德黎（JamesCantlie）等多方營救，才脫險出來。
清政府的迫害，并沒有使孫中山氣餒。
脫險以後，他繼續宣傳革命，并研究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革命時期的代表著作，考察歐、美現實的社會政治狀況；同時還與旅英的俄國愛國者和民粹派交往。
1897年7月，孫中山又轉回日本，就近策動中國革命。
孫中山在日本期間，經過日本進步黨領袖犬養毅的介紹，曾與亡命海外組織保皇會的康有為、梁啟超就聯合反清問題進行過會談。
由于康有為堅持保皇立場，對會談缺乏誠意，合作并未成功。
孫中山又同時與唐才常的“自立會”取得聯系。
唐才常（1867—1900），是譚嗣同的同鄉、摯友。
他是資産階級改良派中思想比較激進的一個。
戊戌政變後，他異常悲憤，思想逐漸傾向“反滿”，但仍主張保皇。
1899年夏，他出遊香港、南洋各地，與康有為會晤時，勸說康有為“犧牲小異”，同孫中山合作以“救國難”，遭到拒絕。
同年秋，唐才常在日本見到孫中山，商讨湘、鄂和長江流域的起兵計劃，得到孫中山的贊許，雙方訂立“殊途同歸之約”。
1900年初，義和團運動在北方各地蓬勃興起。
唐才常利用這一時機，在上海組織正氣會，旋又改名自立會，散發“富有票”，作為入會的憑據。
7月26日，他邀集上海的維新人士，在張園召開“國會”。
會上，推容闳為會長，嚴複為副會長，他自己擔任總幹事。
與此同時，他廣泛聯絡長江流域的會黨，組成自立軍，分駐大通、安慶、常德、新堤、漢口等地，由各路統領率領，唐才常自任總指揮，約定8月9日同時起事。
唐才常企圖聯合革命派和改良派，實現已經破産了的變法維新。
他既想得到革命派的人力支持，又想得到康有為的輸款援助，所以，一面聲言反清，一面又稱“勤王”——擁戴清帝光緒，使自己陷入不能自解的矛盾之中。
準備參加自立軍的革命黨人，看到這種情況，紛紛遠離而去。
唐才常因等不到康有為的海外彙款，屢次推延舉事日期，以緻事機洩露，8月21日唐才常等人在漢口被清朝官兵捕獲，次日遇害。
各地的自立軍機關均被搗毀，前後被殺害者達二百餘人。
自立軍起事宣告失敗，興中會在長江流域聯絡的會黨力量，也損失殆盡。
1900年6月，北方的義和團運動全面展開，西方資本主義的八國聯軍武裝幹涉也已開始。
孫中山認為武裝暴動的機會又來了，就親自率領一批興中會會員到香港部署起義。
船到香港，由于英國香港當局對孫中山的阻止而無法登岸。
他便在船上召開會議，決定以廣東省新安縣的綠林和嘉應州三合會為主力，借用菲律賓獨立軍在日本購置的軍械，在惠州三洲田起義。
然後沿海東進，直趨廈門。
當時日本駐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出于控制福建的目的，曾經口頭上表示願給興中會武器援助。
所以，孫中山打算在起義軍打到廈門時，自己從台灣内渡，親自到軍中指揮，用日本運來的軍火武裝起義軍，回攻廣州，得手馬上組織臨時政府。
10月，興中會會員鄭士良受孫中山的委托，率領三合會人員六百餘人在惠州三洲田山寨起義，幾次打敗來犯的清軍，十多天内發展到兩萬多人，聲勢頗壯。
孫中山在台灣得到起義軍的捷報，就電請日本人宮崎寅藏（又名宮崎滔天），将借自菲律賓獨立軍的軍械運送惠州。
不料，這批軍械盡是廢銅爛鐵，全不能用。
在這關鍵時刻，日本政府新任首相伊藤博文為了與沙俄争奪中國的東北，改變對華政策，禁止對中國革命黨人供給武器，又不許革命黨人在台灣活動。
孫中山一籌莫展，隻得派人将這情況告訴鄭士良。
起義軍血戰半個多月，雖然士氣旺盛，但彈藥已盡，正在盼望軍火，接到這個通知，非常洩氣，全軍兩萬多人，很快就瓦解了。
鄭士良率領一部分親随，分水陸兩路逃避香港。
惠州起義前，孫中山曾派史堅如去廣州策劃響應，沒有成功。
史堅如決定炸死兩廣總督德壽，又因炸藥效力不足，也沒有成功，自己反被捕遇害。
至此，孫中山所領導的第二次武裝起義又失敗了。
孫中山希望得到外國的援助，卻沒有努力與群衆鬥争相結合，更不能深入發動群衆，作為自己的後盾，失敗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這次起義在人民群衆中引起了反響，與五年前的廣州重陽節起義大不相同了。
留日學生的政治活動 曆史進入二十世紀後，中國的形勢發生很大變化，民主革命的潮流奔騰而來。
形勢變化的主要原因，是義和團運動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封建主義和人民大衆的矛盾，進一步激化了。
1901年的《辛醜條約》，使中國的獨立徒具形式。
二十世紀初年，西方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嚴重威脅，像一個可怕的陰影，籠罩着人們心頭。
毛澤東指出：“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
”同舊式的封建士大夫不同，資産階級和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已經懂得一些自然科學和資本主義的社會政治學說，對帝國主義的壓迫有敏銳的感受，有比較強烈的愛國心。
二十世紀初年，不僅國内學堂紛紛成立，知識分子人數急劇增加，而且，出國留學成為一種風氣。
日本是學習西方有成效的國家，離中國又近，留學費用少，去的人特别多。
1901年，在日本東京的中國留學生，不過一百多人，1904年達到一千三百多人，1905年更達八千名以上。
這些留學生，親眼看到日本在明治維新後一躍而成為亞洲強國，深深感到自己祖國命運的危殆。
他們如饑似渴地尋找救國真理，從各方面掀起火熱的愛國運動，并在人民群衆日益增長的革命情緒激勵下，從愛國的立場出發，迅速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
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起初都是分散求學，相互聯系甚少。
1900年春，秦力山、吳祿貞等在留學生中組織了第一個團體勵志會，制定了五條會章，不外是以“聯絡情感，策勵志節”為宗旨，别無政見。
這年夏天，勵志會中不少人回國參加自立軍起事。
自立軍失敗後，許多人從血的事實中看清了保皇派的真面目，思想逐漸轉向革命。
1900年下半年，勵志會會員楊廷棟、楊蔭杭、雷奮等主持編輯《譯書彙編》，譯刊歐、美各國的政法名著，如盧梭《民約論》、孟德斯鸠《萬法精理》、約翰·穆勒《自由原論》、斯賓
從此，孫中山和興中會的活動，逐漸為人們注意。
廣州起義失敗後，清政府懸賞緝拿革命黨人。
領導起義的孫中山、陳少白等，被迫逃亡日本，設興中會分會于日本橫濱。
後來，孫中山斷發改裝，又轉赴檀香山、美國、英國，在華僑中宣傳革命。
1896年10月1日他到倫敦，11日，被清政府駐英國公使誘禁。
使館準備把他裝在一隻大箱子裡秘密運回中國，加以殺害。
幸經他在香港西醫書院時的英國老師康德黎（JamesCantlie）等多方營救，才脫險出來。
清政府的迫害，并沒有使孫中山氣餒。
脫險以後，他繼續宣傳革命，并研究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革命時期的代表著作，考察歐、美現實的社會政治狀況；同時還與旅英的俄國愛國者和民粹派交往。
1897年7月，孫中山又轉回日本，就近策動中國革命。
孫中山在日本期間，經過日本進步黨領袖犬養毅的介紹，曾與亡命海外組織保皇會的康有為、梁啟超就聯合反清問題進行過會談。
由于康有為堅持保皇立場，對會談缺乏誠意，合作并未成功。
孫中山又同時與唐才常的“自立會”取得聯系。
唐才常（1867—1900），是譚嗣同的同鄉、摯友。
他是資産階級改良派中思想比較激進的一個。
戊戌政變後，他異常悲憤，思想逐漸傾向“反滿”，但仍主張保皇。
1899年夏，他出遊香港、南洋各地，與康有為會晤時，勸說康有為“犧牲小異”，同孫中山合作以“救國難”，遭到拒絕。
同年秋，唐才常在日本見到孫中山，商讨湘、鄂和長江流域的起兵計劃，得到孫中山的贊許，雙方訂立“殊途同歸之約”。
1900年初，義和團運動在北方各地蓬勃興起。
唐才常利用這一時機，在上海組織正氣會，旋又改名自立會，散發“富有票”，作為入會的憑據。
7月26日，他邀集上海的維新人士，在張園召開“國會”。
會上，推容闳為會長，嚴複為副會長，他自己擔任總幹事。
與此同時，他廣泛聯絡長江流域的會黨，組成自立軍，分駐大通、安慶、常德、新堤、漢口等地，由各路統領率領，唐才常自任總指揮，約定8月9日同時起事。
唐才常企圖聯合革命派和改良派，實現已經破産了的變法維新。
他既想得到革命派的人力支持，又想得到康有為的輸款援助，所以，一面聲言反清，一面又稱“勤王”——擁戴清帝光緒，使自己陷入不能自解的矛盾之中。
準備參加自立軍的革命黨人，看到這種情況，紛紛遠離而去。
唐才常因等不到康有為的海外彙款，屢次推延舉事日期，以緻事機洩露，8月21日唐才常等人在漢口被清朝官兵捕獲，次日遇害。
各地的自立軍機關均被搗毀，前後被殺害者達二百餘人。
自立軍起事宣告失敗，興中會在長江流域聯絡的會黨力量，也損失殆盡。
1900年6月，北方的義和團運動全面展開，西方資本主義的八國聯軍武裝幹涉也已開始。
孫中山認為武裝暴動的機會又來了，就親自率領一批興中會會員到香港部署起義。
船到香港，由于英國香港當局對孫中山的阻止而無法登岸。
他便在船上召開會議，決定以廣東省新安縣的綠林和嘉應州三合會為主力，借用菲律賓獨立軍在日本購置的軍械，在惠州三洲田起義。
然後沿海東進，直趨廈門。
當時日本駐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出于控制福建的目的，曾經口頭上表示願給興中會武器援助。
所以，孫中山打算在起義軍打到廈門時，自己從台灣内渡，親自到軍中指揮，用日本運來的軍火武裝起義軍，回攻廣州，得手馬上組織臨時政府。
10月，興中會會員鄭士良受孫中山的委托，率領三合會人員六百餘人在惠州三洲田山寨起義，幾次打敗來犯的清軍，十多天内發展到兩萬多人，聲勢頗壯。
孫中山在台灣得到起義軍的捷報，就電請日本人宮崎寅藏（又名宮崎滔天），将借自菲律賓獨立軍的軍械運送惠州。
不料，這批軍械盡是廢銅爛鐵，全不能用。
在這關鍵時刻，日本政府新任首相伊藤博文為了與沙俄争奪中國的東北，改變對華政策，禁止對中國革命黨人供給武器，又不許革命黨人在台灣活動。
孫中山一籌莫展，隻得派人将這情況告訴鄭士良。
起義軍血戰半個多月，雖然士氣旺盛，但彈藥已盡，正在盼望軍火，接到這個通知，非常洩氣，全軍兩萬多人，很快就瓦解了。
鄭士良率領一部分親随，分水陸兩路逃避香港。
惠州起義前，孫中山曾派史堅如去廣州策劃響應，沒有成功。
史堅如決定炸死兩廣總督德壽，又因炸藥效力不足，也沒有成功，自己反被捕遇害。
至此，孫中山所領導的第二次武裝起義又失敗了。
孫中山希望得到外國的援助，卻沒有努力與群衆鬥争相結合，更不能深入發動群衆，作為自己的後盾，失敗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這次起義在人民群衆中引起了反響，與五年前的廣州重陽節起義大不相同了。
留日學生的政治活動 曆史進入二十世紀後，中國的形勢發生很大變化，民主革命的潮流奔騰而來。
形勢變化的主要原因，是義和團運動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封建主義和人民大衆的矛盾，進一步激化了。
1901年的《辛醜條約》，使中國的獨立徒具形式。
二十世紀初年，西方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嚴重威脅，像一個可怕的陰影，籠罩着人們心頭。
毛澤東指出：“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
”同舊式的封建士大夫不同，資産階級和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已經懂得一些自然科學和資本主義的社會政治學說，對帝國主義的壓迫有敏銳的感受，有比較強烈的愛國心。
二十世紀初年，不僅國内學堂紛紛成立，知識分子人數急劇增加，而且，出國留學成為一種風氣。
日本是學習西方有成效的國家，離中國又近，留學費用少，去的人特别多。
1901年，在日本東京的中國留學生，不過一百多人，1904年達到一千三百多人，1905年更達八千名以上。
這些留學生，親眼看到日本在明治維新後一躍而成為亞洲強國，深深感到自己祖國命運的危殆。
他們如饑似渴地尋找救國真理，從各方面掀起火熱的愛國運動，并在人民群衆日益增長的革命情緒激勵下，從愛國的立場出發，迅速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
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起初都是分散求學，相互聯系甚少。
1900年春，秦力山、吳祿貞等在留學生中組織了第一個團體勵志會，制定了五條會章，不外是以“聯絡情感，策勵志節”為宗旨，别無政見。
這年夏天，勵志會中不少人回國參加自立軍起事。
自立軍失敗後，許多人從血的事實中看清了保皇派的真面目，思想逐漸轉向革命。
1900年下半年，勵志會會員楊廷棟、楊蔭杭、雷奮等主持編輯《譯書彙編》，譯刊歐、美各國的政法名著，如盧梭《民約論》、孟德斯鸠《萬法精理》、約翰·穆勒《自由原論》、斯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