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義和團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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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主義充滿無比痛恨；而當時中國工人階級尚未以獨立姿态登上曆史舞台，資産階級革命派還在醞釀中，影響甚微，維新派搞的變法運動則已經失敗。
在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緊急關頭，廣大農民等下層群衆，自發地掀起了這場反帝愛國運動。
他們由于長期受統治階級施行愚民政策的影響，由于受殘酷壓迫、剝削而沒有文化，因而很自然地會出現這種籠統排外、組織分散和以神道觀作理論等落後的狀況。
盡管沒有統一的組織，義和團的紀律卻是嚴明的。
他們一律遵守壇規，以“滅洋人，殺贓官”為目标，不論誰都“不準搶掠愛财”，“夜間席地而卧”，出外行動時皆“自備口糧，毫無滋擾”。
連清政府的上谕也承認清軍漫無紀律、戕虐良民，而義和團則“專持仇教之說，不擾鄉裡”，以緻百姓皆畏兵而支持義和團。
鬥争的正義性和嚴明的紀律，使義和團戰士深得人心，很快發展成為燎原之勢。
随着義和團運動的蓬勃興起，義和團的口号由其前身義和拳的“反清複明”，相繼在各地改為“扶清滅洋”或“助清滅洋”“保清滅洋”等。
由“反清”到“扶清”，客觀上反映了這時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已極端尖銳和突出，因而以清政府為代表的封建主義與人民大衆的矛盾，相對地暫處于次要和服從的地位了。
從主觀上說，首先是由于義和團以神道作為主要的理論武器，這就必然嚴重地限制了自己對鬥争的對象、任務等問題的清醒認識，也必然無法與封建統治階級劃清界限，特别是對于清朝統治集團中那些同樣崇奉仙佛鬼怪及神漢的頑固派，在思想上就存在互相溝通的基礎。
其次，由于義和團的籠統排外思想和行動，與清朝統治者中當時掌權的頑固派仇洋的态度也不無近似之處。
雖然他們“仇洋”的原因、出發點或有不同，但這種情況的存在，使義和團在從事“滅洋”鬥争的時候，不可能不與清朝頑固派發生聯系，甚至有可能産生助其擺脫外來勢力的影響和幹擾的善良願望。
所以，義和團在宣傳中，曾提出過“上能保國，下能安民”，“除滅鬼子保大清”之類的口号。
義和團在實際行動中，并沒有因提出“扶清滅洋”而完全放棄對清朝統治者的鬥争。
有的義和團仍然不聽清廷的指揮，連慈禧太後派去領導義和團的大臣載勳、剛毅，也不敢問。
但無論如何，義和團普遍打出“扶清滅洋”的旗号，表明當時從整體上說，義和團暫時不把清政府作為主要鬥争對象，這終究容易使團衆放松對清政府的警惕，也給清朝統治者借以欺騙和控制，有可乘之機。
席卷京津 義和團一類民間秘密組織，早在京、津和整個直隸活動。
山東義和團興起之時，鄰近地區如直隸南部故城、景州、東光等地的群衆，也設壇練拳，展開了反洋教鬥争。
1899年在景州一帶，義和團動辄可以集衆千百，有些州官對當地的義和團也奈何不得。
1900年春，由山東進入直隸的義和團，與當地團民聯絡一起，毀鐵路、斷電線、焚教堂，隊伍迅猛發展。
“京畿東南各屬，一倡百和，從者如歸。
城市鄉鎮，遍設神壇，壇旁刀戟林立”。
有的村莊且改名為“義和莊”。
5月，義和團逐漸分成東西兩路，向京、津前進。
東路沿着大運河北上，向天津進發；西路經蘆漢鐵路湧往北京。
義和團在前往天津途中 東路義和團向天津進發途中，雖然遭受吳橋知縣勞乃宣和駐滄州的清軍阻擊，損失很大，但仍堅持鬥争。
西路義和團沖破清軍的圍堵，支持各地群衆打擊教會反動勢力，沿途一面開展鬥争，一面發展隊伍。
在山東義和團向京津進軍的推動下，定興、涿州、新城、涞水、清苑一帶，迅速成為義和團活動的中心地區。
這時天津附近的靜海地區，形成了張德成和曹福田為領袖的兩支義和團隊伍，有團民兩萬多人。
在保定地區，鄉野村莊，無不有壇。
到5月底，義和團完全控制了保定城。
義和團在直隸境内迅速發展成燎原之勢。
據目睹者記載：“拳民聚集既衆，而新附者尤絡繹不絕”，“頭裹紅巾之輩，觸目皆是，緻紅巾價格為之頓昂。
”中外反動勢力對義和團的聲勢，惶恐不安。
資本主義列強政府和各國駐華公使，不斷警告清政府，要盡快“剿滅”義和團。
1900年5月，直隸總督裕祿派副将楊福同率領清軍前往涞水鎮壓。
義和團二三千人預先埋伏在定興縣境的石亭地區。
22日清晨，楊福同帶領一隊清軍路經石亭時，被蜂擁而起的義和團層層包圍。
該地溝道縱橫，馬隊無法逞兇，清軍七十餘人被消滅。
楊福同見勢不妙，企圖突圍，被團民用長矛連刺受傷，被砍死。
27日，義和團數千人又乘勝攻占北京南面的重鎮涿州。
這時，涿州附近的義和團群衆，已達數萬人。
裕祿急忙調遣聶士成統率用洋槍、洋炮裝備起來的武衛前軍，前往鎮壓。
義和團為了阻擋這支清軍南下，拆毀了從高碑店到琉璃河的一段鐵路，燒毀了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長辛店、盧溝橋等地的車站、電線杆。
不久，又逼近并開始陸續進入北京城。
還在1900年初春，北京城裡就有少量義和團民在暗中活動。
他們張貼匿名揭帖，揭露一些官史“誤國殃民”“趨炎附勢”，殘害同胞；号召人們練習義和神拳，萬衆一心，趕走侵略者，“保護中原”。
從4月下旬開始，北京西南郊的黃村鎮等地，逐漸成為義和團民集結的場所，并就近向北京市區滲入。
到5月間，從周圍地區進入京城内活動的團民，日益增多。
6月上旬，北京鄰近各縣的義和團，頭裹紅巾，腰紮紅帶，手執大刀長矛，三五十人一隊，不分晝夜地進入北京。
守城的清軍士兵，受到義和團的影響，同情義和團的鬥争，往往不阻攔團民入京，甚至替團民喝道開路。
到6月中旬，慈禧太後等眼看一時“剿滅”不了義和團，就改變了對付義和團的策略。
因為義和團轟轟烈烈地在京、津活動，勢必危及清政府的統治和王公貴族的安全。
于是慈禧太後等由一意主“剿”改為主“撫”，即暫時承認義和團的合法地位，以便控制利用。
義和團成為“合法”之後，更成群結隊地進入北京。
北京的居民，包括手工業者、城市貧民，甚至許多清軍的士兵，也紛紛加入義和團。
不久，北京全城設壇一千左右。
到6月底，在京城内外的義和團團民，已達三萬人。
他們經常三五成群，持刀執械，遊行街市，高呼“滅洋”的口号，警告媚“洋”的官吏，禁止買賣洋貨。
他們把“洋油”（煤油）倒掉，把“洋油燈”扔掉，還把前門大栅欄的老德記西藥房放火燒掉。
許多商人唯恐遭到懲罰，趕忙換掉店鋪的“洋”字招牌，“洋藥店”改為“土藥店”，“洋貨店”改為“廣貨店”。
在北京的外國傳教士、各國駐京的使館人員，更成了衆矢之的。
他們麇集東交民巷使館區和西什庫教堂，不敢外出，感到一切都颠倒了過來。
昔日威風如虎，今天膽小如鼠，甚至自比“籠中之鼠”，日夜擔心不知什麼時候會遭遇大難，惶惶不可終日。
一般平時媚外的人，也被義和團作為“二毛子”“三毛子”，加以鄙視和處罰。
在義和團運動的高漲聲中，清政府的整個行政機構幾乎都處于癱瘓狀态。
皇宮、衙門、王公貴族的住宅，都有義和團團民入駐；京都城門、交通路口，日夜都有義和團團民盤查可疑的行人。
在一段時間裡，北京簡直成了義和團的天下。
天津是華北地區最大的通商口岸，也是帝國主義侵略華北的一大基地。
帝國主義在天津舊城東南的紫竹林一帶建立了租界，海河兩岸有他們的教堂、洋行、銀行、碼頭、工廠，外國傳教士、領事、商人和形形色色的冒險家，在這裡橫行霸道，早已激起天津人民的無比憤怒。
1899年，天津義和團就散發揭帖，号召群衆投身反帝鬥争的行列。
“洋人洋人，害死咱們，修了鐵路，運走财寶”。
當時中國的老百姓，還隻是從自己切身利害中直觀地認為教堂、鐵路、電線、輪船這類東西，給自己帶來了無窮苦難，把仇恨都集中傾瀉到這些東西上去。
1900年4月，天津義和團發出揭帖，勒令教堂的人在一周内全部離開。
5月間，天津各處遍貼匿名揭帖，提出要挖鐵路、砍電線、毀輪船，打擊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把侵略者統統趕出中國去。
從山東沿運河北上的義和團，到6月間成群結隊地進入天津。
張德成、曹福田等著名首領，也相繼入津。
天津義和團很快發展到幾萬人。
他們手持刀槍，高呼口号，遊行示威，焚教堂，攻海關，砸監獄，使中外反動勢力威風掃地。
清朝官吏在街上遇見義和團，坐轎的隻得下轎，騎馬的隻好下馬。
一天，鎮壓過義和團的清軍提督聶士成，騎馬過市，正好迎面有一隊義和團百餘人走來。
他們一見聶士成，立刻舉刀上前，吓得聶士成跳下馬來，繞路逃竄。
在這種形勢下，直隸總督裕祿也束手無策，不僅禮遇張德成、曹福田等首領，甚至還把号稱“黃蓮聖母”的紅燈照首領林黑兒迎入官署，朝服禮拜。
為了對付帝國主義不斷發出出兵鎮壓的叫嚷，北京和天津的義和團都加緊制造刀矛，練習武藝。
在北京，前門外打磨廠等處鐵匠鋪，日夜趕制殺敵的武器；在天津，鐵爐遍于街巷，爐火刀光和義和團旺盛的鬥志相輝映，整個京、津地區充滿戰鬥的氣氛。
“羽檄一飛，四方響應” 1900年春夏間，義和團席卷京、津的消息傳出之後，“羽檄一飛，四方響應”。
多年來埋藏于中國人民心頭的反帝怒火，在各地迅速燃燒起來。
短短幾個月時間裡，義和團運動形成了震撼中外的巨大聲勢。
在東北，多年來沙俄占地築路，掠奪資源，造成了深重的災難。
1898年，蓋平、鐵嶺、昌圖、長春、遼陽等地，發生了反對沙俄占地築路的鬥争。
次年，黑龍江各族群衆為反對沙俄奪取金礦、森林等資源，進行過鬥争。
山東、直隸義和團運動高漲的消息傳來，東北人民群起響應。
1900年2月，營口地區就有義和團公開練拳。
3月間，錦州、新民等地的義和團日益發展，很多地方都設有“拳壇”。
不久，旅順口出現了“扶保中華，逐去外洋”的
在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緊急關頭，廣大農民等下層群衆，自發地掀起了這場反帝愛國運動。
他們由于長期受統治階級施行愚民政策的影響，由于受殘酷壓迫、剝削而沒有文化，因而很自然地會出現這種籠統排外、組織分散和以神道觀作理論等落後的狀況。
盡管沒有統一的組織，義和團的紀律卻是嚴明的。
他們一律遵守壇規，以“滅洋人，殺贓官”為目标，不論誰都“不準搶掠愛财”，“夜間席地而卧”，出外行動時皆“自備口糧，毫無滋擾”。
連清政府的上谕也承認清軍漫無紀律、戕虐良民，而義和團則“專持仇教之說，不擾鄉裡”，以緻百姓皆畏兵而支持義和團。
鬥争的正義性和嚴明的紀律，使義和團戰士深得人心，很快發展成為燎原之勢。
随着義和團運動的蓬勃興起，義和團的口号由其前身義和拳的“反清複明”，相繼在各地改為“扶清滅洋”或“助清滅洋”“保清滅洋”等。
由“反清”到“扶清”，客觀上反映了這時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已極端尖銳和突出，因而以清政府為代表的封建主義與人民大衆的矛盾，相對地暫處于次要和服從的地位了。
從主觀上說，首先是由于義和團以神道作為主要的理論武器，這就必然嚴重地限制了自己對鬥争的對象、任務等問題的清醒認識，也必然無法與封建統治階級劃清界限，特别是對于清朝統治集團中那些同樣崇奉仙佛鬼怪及神漢的頑固派，在思想上就存在互相溝通的基礎。
其次，由于義和團的籠統排外思想和行動，與清朝統治者中當時掌權的頑固派仇洋的态度也不無近似之處。
雖然他們“仇洋”的原因、出發點或有不同，但這種情況的存在，使義和團在從事“滅洋”鬥争的時候，不可能不與清朝頑固派發生聯系，甚至有可能産生助其擺脫外來勢力的影響和幹擾的善良願望。
所以，義和團在宣傳中，曾提出過“上能保國，下能安民”，“除滅鬼子保大清”之類的口号。
義和團在實際行動中，并沒有因提出“扶清滅洋”而完全放棄對清朝統治者的鬥争。
有的義和團仍然不聽清廷的指揮，連慈禧太後派去領導義和團的大臣載勳、剛毅，也不敢問。
但無論如何，義和團普遍打出“扶清滅洋”的旗号，表明當時從整體上說，義和團暫時不把清政府作為主要鬥争對象，這終究容易使團衆放松對清政府的警惕，也給清朝統治者借以欺騙和控制，有可乘之機。
席卷京津 義和團一類民間秘密組織，早在京、津和整個直隸活動。
山東義和團興起之時，鄰近地區如直隸南部故城、景州、東光等地的群衆，也設壇練拳，展開了反洋教鬥争。
1899年在景州一帶，義和團動辄可以集衆千百，有些州官對當地的義和團也奈何不得。
1900年春，由山東進入直隸的義和團，與當地團民聯絡一起，毀鐵路、斷電線、焚教堂，隊伍迅猛發展。
“京畿東南各屬，一倡百和，從者如歸。
城市鄉鎮，遍設神壇，壇旁刀戟林立”。
有的村莊且改名為“義和莊”。
5月，義和團逐漸分成東西兩路，向京、津前進。
東路沿着大運河北上，向天津進發；西路經蘆漢鐵路湧往北京。
義和團在前往天津途中 東路義和團向天津進發途中，雖然遭受吳橋知縣勞乃宣和駐滄州的清軍阻擊，損失很大，但仍堅持鬥争。
西路義和團沖破清軍的圍堵，支持各地群衆打擊教會反動勢力，沿途一面開展鬥争，一面發展隊伍。
在山東義和團向京津進軍的推動下，定興、涿州、新城、涞水、清苑一帶，迅速成為義和團活動的中心地區。
這時天津附近的靜海地區，形成了張德成和曹福田為領袖的兩支義和團隊伍，有團民兩萬多人。
在保定地區，鄉野村莊，無不有壇。
到5月底，義和團完全控制了保定城。
義和團在直隸境内迅速發展成燎原之勢。
據目睹者記載：“拳民聚集既衆，而新附者尤絡繹不絕”，“頭裹紅巾之輩，觸目皆是，緻紅巾價格為之頓昂。
”中外反動勢力對義和團的聲勢，惶恐不安。
資本主義列強政府和各國駐華公使，不斷警告清政府，要盡快“剿滅”義和團。
1900年5月，直隸總督裕祿派副将楊福同率領清軍前往涞水鎮壓。
義和團二三千人預先埋伏在定興縣境的石亭地區。
22日清晨，楊福同帶領一隊清軍路經石亭時，被蜂擁而起的義和團層層包圍。
該地溝道縱橫，馬隊無法逞兇，清軍七十餘人被消滅。
楊福同見勢不妙，企圖突圍，被團民用長矛連刺受傷，被砍死。
27日，義和團數千人又乘勝攻占北京南面的重鎮涿州。
這時，涿州附近的義和團群衆，已達數萬人。
裕祿急忙調遣聶士成統率用洋槍、洋炮裝備起來的武衛前軍，前往鎮壓。
義和團為了阻擋這支清軍南下，拆毀了從高碑店到琉璃河的一段鐵路，燒毀了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長辛店、盧溝橋等地的車站、電線杆。
不久，又逼近并開始陸續進入北京城。
還在1900年初春，北京城裡就有少量義和團民在暗中活動。
他們張貼匿名揭帖，揭露一些官史“誤國殃民”“趨炎附勢”，殘害同胞；号召人們練習義和神拳，萬衆一心，趕走侵略者，“保護中原”。
從4月下旬開始，北京西南郊的黃村鎮等地，逐漸成為義和團民集結的場所，并就近向北京市區滲入。
到5月間，從周圍地區進入京城内活動的團民，日益增多。
6月上旬，北京鄰近各縣的義和團，頭裹紅巾，腰紮紅帶，手執大刀長矛，三五十人一隊，不分晝夜地進入北京。
守城的清軍士兵，受到義和團的影響，同情義和團的鬥争，往往不阻攔團民入京，甚至替團民喝道開路。
到6月中旬，慈禧太後等眼看一時“剿滅”不了義和團，就改變了對付義和團的策略。
因為義和團轟轟烈烈地在京、津活動，勢必危及清政府的統治和王公貴族的安全。
于是慈禧太後等由一意主“剿”改為主“撫”，即暫時承認義和團的合法地位，以便控制利用。
義和團成為“合法”之後，更成群結隊地進入北京。
北京的居民，包括手工業者、城市貧民，甚至許多清軍的士兵，也紛紛加入義和團。
不久，北京全城設壇一千左右。
到6月底，在京城内外的義和團團民，已達三萬人。
他們經常三五成群，持刀執械，遊行街市，高呼“滅洋”的口号，警告媚“洋”的官吏，禁止買賣洋貨。
他們把“洋油”（煤油）倒掉，把“洋油燈”扔掉，還把前門大栅欄的老德記西藥房放火燒掉。
許多商人唯恐遭到懲罰，趕忙換掉店鋪的“洋”字招牌，“洋藥店”改為“土藥店”，“洋貨店”改為“廣貨店”。
在北京的外國傳教士、各國駐京的使館人員，更成了衆矢之的。
他們麇集東交民巷使館區和西什庫教堂，不敢外出，感到一切都颠倒了過來。
昔日威風如虎，今天膽小如鼠，甚至自比“籠中之鼠”，日夜擔心不知什麼時候會遭遇大難，惶惶不可終日。
一般平時媚外的人，也被義和團作為“二毛子”“三毛子”，加以鄙視和處罰。
在義和團運動的高漲聲中，清政府的整個行政機構幾乎都處于癱瘓狀态。
皇宮、衙門、王公貴族的住宅，都有義和團團民入駐；京都城門、交通路口，日夜都有義和團團民盤查可疑的行人。
在一段時間裡，北京簡直成了義和團的天下。
天津是華北地區最大的通商口岸，也是帝國主義侵略華北的一大基地。
帝國主義在天津舊城東南的紫竹林一帶建立了租界，海河兩岸有他們的教堂、洋行、銀行、碼頭、工廠，外國傳教士、領事、商人和形形色色的冒險家，在這裡橫行霸道，早已激起天津人民的無比憤怒。
1899年，天津義和團就散發揭帖，号召群衆投身反帝鬥争的行列。
“洋人洋人，害死咱們，修了鐵路，運走财寶”。
當時中國的老百姓，還隻是從自己切身利害中直觀地認為教堂、鐵路、電線、輪船這類東西，給自己帶來了無窮苦難，把仇恨都集中傾瀉到這些東西上去。
1900年4月，天津義和團發出揭帖，勒令教堂的人在一周内全部離開。
5月間，天津各處遍貼匿名揭帖，提出要挖鐵路、砍電線、毀輪船，打擊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把侵略者統統趕出中國去。
從山東沿運河北上的義和團，到6月間成群結隊地進入天津。
張德成、曹福田等著名首領，也相繼入津。
天津義和團很快發展到幾萬人。
他們手持刀槍，高呼口号，遊行示威，焚教堂，攻海關，砸監獄，使中外反動勢力威風掃地。
清朝官吏在街上遇見義和團，坐轎的隻得下轎，騎馬的隻好下馬。
一天，鎮壓過義和團的清軍提督聶士成，騎馬過市，正好迎面有一隊義和團百餘人走來。
他們一見聶士成，立刻舉刀上前，吓得聶士成跳下馬來，繞路逃竄。
在這種形勢下，直隸總督裕祿也束手無策，不僅禮遇張德成、曹福田等首領，甚至還把号稱“黃蓮聖母”的紅燈照首領林黑兒迎入官署，朝服禮拜。
為了對付帝國主義不斷發出出兵鎮壓的叫嚷，北京和天津的義和團都加緊制造刀矛，練習武藝。
在北京，前門外打磨廠等處鐵匠鋪，日夜趕制殺敵的武器；在天津，鐵爐遍于街巷，爐火刀光和義和團旺盛的鬥志相輝映，整個京、津地區充滿戰鬥的氣氛。
“羽檄一飛，四方響應” 1900年春夏間，義和團席卷京、津的消息傳出之後，“羽檄一飛，四方響應”。
多年來埋藏于中國人民心頭的反帝怒火，在各地迅速燃燒起來。
短短幾個月時間裡，義和團運動形成了震撼中外的巨大聲勢。
在東北，多年來沙俄占地築路，掠奪資源，造成了深重的災難。
1898年，蓋平、鐵嶺、昌圖、長春、遼陽等地，發生了反對沙俄占地築路的鬥争。
次年，黑龍江各族群衆為反對沙俄奪取金礦、森林等資源，進行過鬥争。
山東、直隸義和團運動高漲的消息傳來，東北人民群起響應。
1900年2月，營口地區就有義和團公開練拳。
3月間，錦州、新民等地的義和團日益發展，很多地方都設有“拳壇”。
不久，旅順口出現了“扶保中華，逐去外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