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義和團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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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資本主義列強掀起瓜分狂潮的危急關頭，繼資産階級維新派發動戊戌變法運動之後，以廣大農民、手工業者為主的各階層群衆，用激烈的方式投入了反對西方列強的鬥争。
從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開始，首先在山東，接着在華北、東北等地區，自發地掀起義和團運動。
它是以反對外國教會、傳教士及其教民，反對一切外來事物為主要鬥争目标，至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形成了高潮，發展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場以“扶清滅洋”為旗号的規模浩大的反帝愛國農民運動。
“義和團，起山東” 義和團運動是1898年開始興起的。
義和團的前身“義和拳”，早已出現于北方，遠在1778年（清乾隆四十三年），見于官方文書。
當時，它分布在山東、直隸、河南、江蘇一帶，有的屬于白蓮教中八卦教的一個支派，有的是從大刀會轉來，有的則是民間自衛身家而建立的。
參加義和拳的，以農民、手工業者為多，他們平時從事各自的生産活動，在勞動之餘一起練習拳棒、武術。
它沒有統一的組織，在需要聯合行動時，就以較有勢力的村子出面，發帖子邀約鄰村的義和拳。
用這種方法一直進行一些零星的打富濟貧鬥争。
鴉片戰争以後，他們又自發地投入反洋教等鬥争活動。
因缺乏統一的組織，一直未能形成大規模的運動，直到甲午戰争後才發生重大變化。
鴉片戰争後外國教會進行種種侵害中國的活動，而清政府一味庇教抑民，激起廣大人民對洋教和傳教士的極大仇恨。
在資本主義列強對華加強經濟侵略過程中，又造成廣大人民的貧困破産和各種災難。
當時，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認識還處在感性階段，隻是感到自己的貧困和災難，是由于洋人在華輸入各種洋貨、洋物，是由于修鐵路、開礦山等事，把“龍脈”掘斷，把地藏“寶氣”洩漏，以及由于傳教設教堂污濁祖先神靈等等所造成的。
因此，認為隻有把一切洋人趕走，一切洋物取消，人民大衆才有出頭之日。
在這種情況下，分布各地并經常與人民直接接觸的外國教會和傳教士，就自然成為各地群衆痛恨的直接目标。
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反洋教的群衆鬥争此起彼伏，連綿不斷。
義和拳的鬥争也就轉向以反洋教為主了。
在甲午戰争失敗後帝國主義瘋狂瓜分中國之際，廣大人民奮起救亡圖存，更切齒痛恨外國侵略者和一切洋事洋物，這樣，1898年，義和拳廣大群衆首先在山東興起大規模反洋教活動，并很快演變為義和團運動。
這場反對西方列強的鬥争風暴，首先在山東興起，絕不是偶然的。
從甲午戰争開始，在帝國主義侵華和随後掀起的瓜分狂潮中，山東人民都深受其害。
1895年初，日軍兩萬人攻掠山東，戰火從成山角燒到威海衛。
威海衛被日軍占領達三年之久，随後又被英國強租；1897年德國強占膠州灣後，進而把整個山東作為勢力範圍，在境内築鐵路、開礦山，大量占奪田地，破壞水道、墳茔，強拆民房，緻使大批農民無以為生。
英國也強行圈占文登、榮城兩縣，逼迫農民交糧納稅。
德國在山東修築鐵路，以及外國資本壟斷的沿海航運業，又使南北大運河的運輸業迅速衰落，原先依運河為生的船戶、挑夫、搬運工人和小商販等人，大批失業，颠沛流離。
甲午戰争前後，洋教勢力已遍布山東全境，有教堂一千多所，各地教堂、教會帶給人民的種種災難、壓迫，也極大地激起山東人民對外國侵略者的痛恨。
在種種人禍之外，1895—1898年山東大部分地區又受嚴重的旱澇之災，饑荒嚴重，大批人餓死。
在上述情況下，甲午戰争後山東人民的反洋教鬥争，蓬勃開展了。
而已經存在至少一百二十年，又散布在全省各地的義和拳，很自然地成了團結群衆進行反帝鬥争的基礎。
1896年，與直隸交界的魯西北冠縣梨園屯趙三多等人，在當地招集義和拳衆。
至1898年10月，趙三多率拳衆三百多人攻打附近的紅桃園教堂，教會請來清軍鎮壓，拳衆主動東撤到臨清，沿途吸收拳民加入，繼續在直隸和山東交界的一帶地方進行反洋教活動。
與此同時，長清、茌平、高唐、禹城一帶的義和拳，也在朱紅燈（原名朱逢明）和心誠和尚（原名楊照順）率領下，興起反洋教鬥争，群衆紛紛響應。
僅茌平縣一地，在短短三個月裡，全縣八百六十餘莊中，習拳者多至八百餘處，幾乎村村皆有。
義和拳興起反洋教鬥争時，清政府接連下令山東巡撫張汝梅“實力保護”教堂和教士。
張汝梅幾次派兵鎮壓，皆被拳民打敗。
張汝梅乃主張“化私會為公舉，改拳勇為民團”，即把義和拳改為“合法”的民間團練組織，以便置于官方的控制之下。
這個主張雖未被清廷明言采納，但在1898年已出現把義和拳改名義和團的記載。
如這年6月（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張汝梅在一份奏折中，就提到“義和團”。
義和團運動開始在山東興起後，德國軍隊于1899年春占領日照、即墨、高密等地，強迫清政府鎮壓義和團。
其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一再催迫清政府采取有力措施。
清政府鑒于張汝梅鎮壓不力，1899年3月把他撤換，改由毓賢為山東巡撫。
毓賢在1897年任山東按察使時，血腥屠殺過曹州大刀會群衆。
他接任巡撫後，又先後八次下令禁止民間私立大刀會、紅拳會諸名目，不準設壇習拳。
但在此時，這個屠夫也已無法壓平義和團了。
1899年，平原縣災荒嚴重，人民無以為生。
這年9月，崗子李莊教民又仗勢欺淩貧民，群衆忍無可忍，即請求在茌平活動的朱紅燈，前來援助。
朱紅燈立即聯絡高唐、茌平、長清一帶拳民一千多人來到平原縣。
平原縣知縣蔣楷率軍前往鎮壓，義和團卻愈聚愈衆，數十人為一棚，紮于莊外，抗拒清軍的兜捕。
在朱紅燈的指揮下，義和團采取以四人為一圈，輪伏輪起，輪進輪退的靈活戰術，打敗了來犯的清軍。
随後，毓賢派濟南知府盧昌诒和親兵營統領袁世敦，率領步騎前往鎮壓。
義和團以大刀、長矛等武器英勇抗擊，在森羅殿一帶大敗清軍。
毓賢眼看用武力鎮壓不了義和團，也像其前任張汝梅一樣，改用安撫的手法，承認義和團，徐圖控制。
義和團群衆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雖然還沒有本質的認識，但是在實際鬥争中，除了反對西方列強侵略，還不斷打擊那些與侵略勢力勾結的地方封建勢力。
森羅殿一戰之後，朱紅燈率領義和團回到茌平、高唐，繼續擴大隊伍。
1899年12月，朱紅燈、心誠和尚等人不幸被捕犧牲。
義和團群衆在另一個首領王立言的帶領下，繼續堅持鬥争。
1899—1900年間，山東境内許多州縣的義和團迅速發展，投入鬥争。
曹州地區的義和團，焚毀了曹州府城的大教堂，拆毀境内教堂多所。
平度州義和團搗毀了浸禮會教堂。
莒州義和團搗毀教堂，驅逐教士。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看到毓賢沒有把義和團壓平，就要求清政府以袁世凱代替毓賢。
清政府屈服于西方列強的壓力，1899年12月，命袁世凱署理山東巡撫，率軍鎮壓義和團。
袁世凱到山東後，遍貼告示，誣蔑義和團是“拳匪”，發布《嚴禁拳匪暫行章程》，規定對參加或同情義和團者，一律格殺勿論。
袁世凱還與德國在青島的侵略軍和教堂武裝聯合一起，瘋狂鎮壓義和團。
頓時處處腥風血雨，大批義和團群衆慘遭屠戮，王立言等義和團首領也相繼被害。
1900年春，山東義和團除一部分留在當地堅持鬥争外，主要力量逐漸向直隸轉移，與直隸的義和團彙合在一起，把這場反帝鬥争推向高潮。
義和團的組織與口号 與太平天國或絕大多數有較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不同，義和團并沒有一個統一的組織或嚴密的領導機構，也沒有為全體服從和公認的領導人。
在平時，義和團群衆與其前身義和拳一樣，仍以自然村為單位，各自設立“壇口”或“拳廠”，作為習武、練拳之地，由大師兄、二師兄等帶領。
有的地方，在“壇口”上還設“總壇口”，其首領稱為“老祖師”或“老師”。
遇事時，由幾個鄰近村莊的“壇”“廠”臨時結成“團”，再由幾個鄰近的“團”結成大“團”，各以八卦中的某一卦，即乾、坤、震、巽、坎、離、艮、兌，作為自己的團名，其中乾字團、坎字團人數最多。
各個大團，有各自不同的旗幟、服裝。
在作戰時，一般設總辦、統領、打探、巡營、前敵、催陣、哨隊等名目指揮，十人為一班，用三角小旗，十班為一大隊，用方形大旗，中間寫有“令”字。
全團大旗是鋸齒形，上寫“義和團”三個大字。
義和團的成員以青少年為主，有很多婦女也參加義和團，青少年女子的組織叫“紅燈照”，中年婦女入“藍燈照”，寡婦入“砂鍋照”，等等。
其中“紅燈照”以穿紅衣、提紅燈為标志，是婦女中的尖兵。
義和團也無明确統一的理論，它一般是以各種聖賢神仙之類作為自己的信仰。
這是因為，義和團運動是在當時極端嚴重的民族危機下急速興起，事先缺乏由少數先進人物進行理論的準備。
正如瞿秋白所分析的，它“實在是一種原始的農民暴動”，“這種遊民階級、失業的勞動階級，因為自己經濟地位及生活條件的緣故，不能有明确的政治意識和階級覺悟。
”所以，各地義和團群衆根據自己從小說、戲劇等方面接觸到的各種神仙或被神聖化了的人物，作為自己崇拜、信奉的偶像，借其“神威”來鼓勵鬥争，解釋遇到的一些問題。
所謂“以降神召衆，号令皆神語”。
這些，不外是從《西遊記》《封神演義》《三國演義》《綠牡丹》《七俠五義》等民間流行的小說、戲劇中，借來的“神”“聖”，作為号令群衆的理論武器。
在作戰的時候，還往往“焚香佩符，念咒降神”，以求神佑，相信可以刀槍不入。
毋庸諱言，義和團的組織、理論及其某些鬥争方式，如籠統的排外，包括把一些地名改為“切洋街”“斷洋橋”等，都有明顯的落後性。
資本主義列強的瘋狂侵略和掠奪，使廣大中國人民遭受巨大的苦難，對帝
從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開始，首先在山東，接着在華北、東北等地區，自發地掀起義和團運動。
它是以反對外國教會、傳教士及其教民，反對一切外來事物為主要鬥争目标，至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形成了高潮，發展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場以“扶清滅洋”為旗号的規模浩大的反帝愛國農民運動。
“義和團，起山東” 義和團運動是1898年開始興起的。
義和團的前身“義和拳”，早已出現于北方，遠在1778年（清乾隆四十三年），見于官方文書。
當時，它分布在山東、直隸、河南、江蘇一帶，有的屬于白蓮教中八卦教的一個支派，有的是從大刀會轉來，有的則是民間自衛身家而建立的。
參加義和拳的，以農民、手工業者為多，他們平時從事各自的生産活動，在勞動之餘一起練習拳棒、武術。
它沒有統一的組織，在需要聯合行動時，就以較有勢力的村子出面，發帖子邀約鄰村的義和拳。
用這種方法一直進行一些零星的打富濟貧鬥争。
鴉片戰争以後，他們又自發地投入反洋教等鬥争活動。
因缺乏統一的組織，一直未能形成大規模的運動，直到甲午戰争後才發生重大變化。
鴉片戰争後外國教會進行種種侵害中國的活動，而清政府一味庇教抑民，激起廣大人民對洋教和傳教士的極大仇恨。
在資本主義列強對華加強經濟侵略過程中，又造成廣大人民的貧困破産和各種災難。
當時，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認識還處在感性階段，隻是感到自己的貧困和災難，是由于洋人在華輸入各種洋貨、洋物，是由于修鐵路、開礦山等事，把“龍脈”掘斷，把地藏“寶氣”洩漏，以及由于傳教設教堂污濁祖先神靈等等所造成的。
因此，認為隻有把一切洋人趕走，一切洋物取消，人民大衆才有出頭之日。
在這種情況下，分布各地并經常與人民直接接觸的外國教會和傳教士，就自然成為各地群衆痛恨的直接目标。
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反洋教的群衆鬥争此起彼伏，連綿不斷。
義和拳的鬥争也就轉向以反洋教為主了。
在甲午戰争失敗後帝國主義瘋狂瓜分中國之際，廣大人民奮起救亡圖存，更切齒痛恨外國侵略者和一切洋事洋物，這樣，1898年，義和拳廣大群衆首先在山東興起大規模反洋教活動，并很快演變為義和團運動。
這場反對西方列強的鬥争風暴，首先在山東興起，絕不是偶然的。
從甲午戰争開始，在帝國主義侵華和随後掀起的瓜分狂潮中，山東人民都深受其害。
1895年初，日軍兩萬人攻掠山東，戰火從成山角燒到威海衛。
威海衛被日軍占領達三年之久，随後又被英國強租；1897年德國強占膠州灣後，進而把整個山東作為勢力範圍，在境内築鐵路、開礦山，大量占奪田地，破壞水道、墳茔，強拆民房，緻使大批農民無以為生。
英國也強行圈占文登、榮城兩縣，逼迫農民交糧納稅。
德國在山東修築鐵路，以及外國資本壟斷的沿海航運業，又使南北大運河的運輸業迅速衰落，原先依運河為生的船戶、挑夫、搬運工人和小商販等人，大批失業，颠沛流離。
甲午戰争前後，洋教勢力已遍布山東全境，有教堂一千多所，各地教堂、教會帶給人民的種種災難、壓迫，也極大地激起山東人民對外國侵略者的痛恨。
在種種人禍之外，1895—1898年山東大部分地區又受嚴重的旱澇之災，饑荒嚴重，大批人餓死。
在上述情況下，甲午戰争後山東人民的反洋教鬥争，蓬勃開展了。
而已經存在至少一百二十年，又散布在全省各地的義和拳，很自然地成了團結群衆進行反帝鬥争的基礎。
1896年，與直隸交界的魯西北冠縣梨園屯趙三多等人，在當地招集義和拳衆。
至1898年10月，趙三多率拳衆三百多人攻打附近的紅桃園教堂，教會請來清軍鎮壓，拳衆主動東撤到臨清，沿途吸收拳民加入，繼續在直隸和山東交界的一帶地方進行反洋教活動。
與此同時，長清、茌平、高唐、禹城一帶的義和拳，也在朱紅燈（原名朱逢明）和心誠和尚（原名楊照順）率領下，興起反洋教鬥争，群衆紛紛響應。
僅茌平縣一地，在短短三個月裡，全縣八百六十餘莊中，習拳者多至八百餘處，幾乎村村皆有。
義和拳興起反洋教鬥争時，清政府接連下令山東巡撫張汝梅“實力保護”教堂和教士。
張汝梅幾次派兵鎮壓，皆被拳民打敗。
張汝梅乃主張“化私會為公舉，改拳勇為民團”，即把義和拳改為“合法”的民間團練組織，以便置于官方的控制之下。
這個主張雖未被清廷明言采納，但在1898年已出現把義和拳改名義和團的記載。
如這年6月（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張汝梅在一份奏折中，就提到“義和團”。
義和團運動開始在山東興起後，德國軍隊于1899年春占領日照、即墨、高密等地，強迫清政府鎮壓義和團。
其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一再催迫清政府采取有力措施。
清政府鑒于張汝梅鎮壓不力，1899年3月把他撤換，改由毓賢為山東巡撫。
毓賢在1897年任山東按察使時，血腥屠殺過曹州大刀會群衆。
他接任巡撫後，又先後八次下令禁止民間私立大刀會、紅拳會諸名目，不準設壇習拳。
但在此時，這個屠夫也已無法壓平義和團了。
1899年，平原縣災荒嚴重，人民無以為生。
這年9月，崗子李莊教民又仗勢欺淩貧民，群衆忍無可忍，即請求在茌平活動的朱紅燈，前來援助。
朱紅燈立即聯絡高唐、茌平、長清一帶拳民一千多人來到平原縣。
平原縣知縣蔣楷率軍前往鎮壓，義和團卻愈聚愈衆，數十人為一棚，紮于莊外，抗拒清軍的兜捕。
在朱紅燈的指揮下，義和團采取以四人為一圈，輪伏輪起，輪進輪退的靈活戰術，打敗了來犯的清軍。
随後，毓賢派濟南知府盧昌诒和親兵營統領袁世敦，率領步騎前往鎮壓。
義和團以大刀、長矛等武器英勇抗擊，在森羅殿一帶大敗清軍。
毓賢眼看用武力鎮壓不了義和團，也像其前任張汝梅一樣，改用安撫的手法，承認義和團，徐圖控制。
義和團群衆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雖然還沒有本質的認識，但是在實際鬥争中，除了反對西方列強侵略，還不斷打擊那些與侵略勢力勾結的地方封建勢力。
森羅殿一戰之後，朱紅燈率領義和團回到茌平、高唐，繼續擴大隊伍。
1899年12月，朱紅燈、心誠和尚等人不幸被捕犧牲。
義和團群衆在另一個首領王立言的帶領下，繼續堅持鬥争。
1899—1900年間，山東境内許多州縣的義和團迅速發展，投入鬥争。
曹州地區的義和團，焚毀了曹州府城的大教堂，拆毀境内教堂多所。
平度州義和團搗毀了浸禮會教堂。
莒州義和團搗毀教堂，驅逐教士。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看到毓賢沒有把義和團壓平，就要求清政府以袁世凱代替毓賢。
清政府屈服于西方列強的壓力，1899年12月，命袁世凱署理山東巡撫，率軍鎮壓義和團。
袁世凱到山東後，遍貼告示，誣蔑義和團是“拳匪”，發布《嚴禁拳匪暫行章程》，規定對參加或同情義和團者，一律格殺勿論。
袁世凱還與德國在青島的侵略軍和教堂武裝聯合一起，瘋狂鎮壓義和團。
頓時處處腥風血雨，大批義和團群衆慘遭屠戮，王立言等義和團首領也相繼被害。
1900年春，山東義和團除一部分留在當地堅持鬥争外，主要力量逐漸向直隸轉移，與直隸的義和團彙合在一起，把這場反帝鬥争推向高潮。
義和團的組織與口号 與太平天國或絕大多數有較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不同，義和團并沒有一個統一的組織或嚴密的領導機構，也沒有為全體服從和公認的領導人。
在平時，義和團群衆與其前身義和拳一樣，仍以自然村為單位，各自設立“壇口”或“拳廠”，作為習武、練拳之地，由大師兄、二師兄等帶領。
有的地方，在“壇口”上還設“總壇口”，其首領稱為“老祖師”或“老師”。
遇事時，由幾個鄰近村莊的“壇”“廠”臨時結成“團”，再由幾個鄰近的“團”結成大“團”，各以八卦中的某一卦，即乾、坤、震、巽、坎、離、艮、兌，作為自己的團名，其中乾字團、坎字團人數最多。
各個大團，有各自不同的旗幟、服裝。
在作戰時，一般設總辦、統領、打探、巡營、前敵、催陣、哨隊等名目指揮，十人為一班，用三角小旗，十班為一大隊，用方形大旗，中間寫有“令”字。
全團大旗是鋸齒形，上寫“義和團”三個大字。
義和團的成員以青少年為主，有很多婦女也參加義和團，青少年女子的組織叫“紅燈照”，中年婦女入“藍燈照”，寡婦入“砂鍋照”，等等。
其中“紅燈照”以穿紅衣、提紅燈為标志，是婦女中的尖兵。
義和團也無明确統一的理論，它一般是以各種聖賢神仙之類作為自己的信仰。
這是因為，義和團運動是在當時極端嚴重的民族危機下急速興起，事先缺乏由少數先進人物進行理論的準備。
正如瞿秋白所分析的，它“實在是一種原始的農民暴動”，“這種遊民階級、失業的勞動階級，因為自己經濟地位及生活條件的緣故，不能有明确的政治意識和階級覺悟。
”所以，各地義和團群衆根據自己從小說、戲劇等方面接觸到的各種神仙或被神聖化了的人物，作為自己崇拜、信奉的偶像，借其“神威”來鼓勵鬥争，解釋遇到的一些問題。
所謂“以降神召衆，号令皆神語”。
這些，不外是從《西遊記》《封神演義》《三國演義》《綠牡丹》《七俠五義》等民間流行的小說、戲劇中，借來的“神”“聖”，作為号令群衆的理論武器。
在作戰的時候，還往往“焚香佩符，念咒降神”，以求神佑，相信可以刀槍不入。
毋庸諱言，義和團的組織、理論及其某些鬥争方式，如籠統的排外，包括把一些地名改為“切洋街”“斷洋橋”等，都有明顯的落後性。
資本主義列強的瘋狂侵略和掠奪，使廣大中國人民遭受巨大的苦難，對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