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戊戌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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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争後，由于允許外國資本在華自由開辦工廠，清政府不得不放松了對商辦企業的限制，而民族危機急速加劇，又促使一批商人、士紳和官僚對振興本國經濟的熱情大為提高，紛紛投資于新式企業，因此，中國民族資本有了初步發展。
逐漸成長起來的中國民族資産階級，迫切要求擺脫外國資本主義的壓迫和本國封建勢力的束縛。
于是，改革封建弊政，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救亡圖存，成了當時許多愛國志士仁人的一緻要求。
正是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資産階級改良思潮迅速轉變為一場要求變法維新的政治運動。
草堂樹新人 這場變法維新運動的主要領導者康有為（1858—1927年），字廣廈，号長素，廣東南海縣人。
他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從小接受傳統的封建教育，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
1879年後，他遊曆了香港、上海，目睹初步形成的資本主義都市文明，閱讀了一些介紹西學的書籍，逐漸認識到，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比中國日益腐朽的封建專制要優越，不能再用舊時代看待“蠻夷”的眼光去衡量它們了，漸漸地産生了要求改變現狀的革新思想。
1888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
當時正值中法戰争結束不久，西方列強對中國步步進逼，邊境狼煙四起，警報頻傳。
痛感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康有為，第一次寫了五千字的上皇帝書。
他提出“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項建議，要求學習西方，實行維新，挽救危局。
這次上書因為頑固派的壓制而未能送交皇帝，但表明康有為已把變法的思想，變成正式的建議。
他在《感事》一詩中寫道：“治安一策知難上，隻是江湖心未灰。
”這次上書，很快就在一些愛國士子中傳誦，康有為在士林中的聲名鵲起。
康有為回到廣東後，決定以聚徒講學的方式，深入研究并傳播維新理論，培養立志變法的新人。
1891年，他在廣州長興裡創辦一所寓政治于教育的新型學館，即萬木草堂。
在這裡，康有為一反舊式書院的傳統，不是要求青年士子潛心訓诂辭章，而是引導他們關心天下大事，學以緻用。
他既講孔學、理學、史學，又講西學，批判古文經學，提倡今文經學。
在講學中，他從中國古代的典章、政治到西方的文明，列強的壓迫，民生的凋敝，無所不及；每論一學，或講一事，總是上下古今，參以歐、美事例、世界大勢，旁征博引，比較論證。
學生們除了讀中國古書，還必須讀介紹西學的著作；不但要研究經、史學問，還要學習聲、光、電、化一類自然科學。
康有為 康有為的講學，不僅以淵博的知識和系統的分析吸引學生，而且更以對祖國前途的無限憂慮叩擊青年的心弦。
他每談及國勢衰敗，外侮欺淩，動辄慷慨悲歎，甚至涕淚縱橫。
康有為就是這樣以自己滿腔的愛國熱情，陶冶學生，引導他們跳出科舉的藩籬，肩起“匹夫之責”，跟着他去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
在萬木草堂，學生不分班，也不進行嚴格的考試。
每人都有一本功課簿，除了每月幾次聽老師講課以外，就是自己讀書，寫筆記，每半個月繳呈功課簿給老師批答一次。
碰到非面談不可的學問，康有為就随時傳見學生。
康有為通過這種形式，觀察學生功課的程度，按照自己的思想面貌，誘導學生成長。
萬木草堂還有一項重要的活動，就是康有為挑選學問造詣較深的弟子，協助自己著述。
他先規定論點、體例和基本要求，列出主要參考書目，然後讓學生分工查閱資料，做出摘錄，編出初稿，供他編定著述時使用。
用這種形式，不但培養了學生的研究興趣，訓練了做學問的方法，而且使他們進一步按照康有為的思想體系去研究學問，認識問題，從而培養了一批才華橫溢的維新骨幹。
萬木草堂開始時有二十多名學生，1894年增加到一百多人。
從1891到1898年，萬木草堂學生連同康有為在桂林講學的學生，以及從上海、北京來拜門的學生，一共約有千人之多。
陳千秋和後來成為康有為得力助手的梁啟超、麥孟華、徐勤、歐榘甲等人，就是萬木草堂學生中的佼佼者。
在這幾年中，康有為一邊教書培養人才，一邊研究變法理論，寫了不少書籍和文章，着力引申和附會孔子的學說，作為維新的理論依據。
其中由梁啟超等人在萬木草堂協助完成的兩部書《新學僞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對維新運動影響最深。
在十九世紀末，以清王朝為代表的中國封建專制制度，猶如老樹枯藤，瀕臨死滅的境地。
腐朽的清朝統治者，依舊把“四書”“五經”作為“萬古不易”的治國乾綱，神聖不可侵犯的“經典”。
要沖破當時萬馬齊喑的狀态，打開改革的局面，就必須動搖這種“恪守祖訓”的傳統思想。
在《新學僞經考》中，康有為多方論證被曆代統治者奉為神聖的古文經《左傳》《周禮》《逸禮》《毛詩》《易經》等書都是假貨，是西漢末年劉歆為了替王莽篡漢建立“新”朝提供理論根據的所謂“新”朝之學。
它是謬托聖人而捏造的“僞經”，完全湮沒了孔子的“微言大義”和“托古改制”的原意。
盡管康有為的論斷并沒有真實的曆史依據，但他的大膽議論，猶如“思想界之一飓風”，在知識分子中引起了轟動，引導人們去懷疑傳統的經典，使維護封建專制制度的理論基礎，受到巨大的沖擊，打擊了死守“祖宗家法”的頑固勢力，為變法維新開拓了思路。
《孔子改制考》是借用孔子的名義，發揮“托古改制”的思想。
康有為在書中，把周秦諸子都尊為“托古改制”的祖師，把“六經”說成是孔子托古改制的範本。
他認為經典中所稱堯、舜的盛德大業，都是孔子為了按照自己的理想實行改制而假托古人的言論創作出來的；他自己的變法主張，正是對孔子改制思想的繼承和發揚。
在孔子的旗幟下，他附會公羊學派的“張三世”說，宣稱人類社會就是按照“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順序演變，愈變愈進步，現在必須通過變法維新，使中國由“據亂世”向“升平世”發展。
在這裡，孔子已經換上了西裝，孔聖人成了“康聖人”的資産階級維新思想的先師了。
《新學僞經考》和《孔子改制考》都是借用孔子的權威，來宣傳西方資産階級的進化論和改革思想。
這些著作的發表，給了頑固勢力以有力的沖擊，為推行維新運動奠定了理論基礎。
“廣聯人材，開創風氣”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春天，甲午戰争已近尾聲，恰值清政府定期選拔進士的舉人會試。
康有為和他的門生梁啟超、麥孟華同各省舉人，懷着沉重的心情，雲集北京應試。
4月17日，康有為探知《馬關條約》的一部分内容，大為震驚，立即叫梁啟超去發動和聯合廣東、湖
逐漸成長起來的中國民族資産階級，迫切要求擺脫外國資本主義的壓迫和本國封建勢力的束縛。
于是，改革封建弊政，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救亡圖存，成了當時許多愛國志士仁人的一緻要求。
正是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資産階級改良思潮迅速轉變為一場要求變法維新的政治運動。
草堂樹新人 這場變法維新運動的主要領導者康有為（1858—1927年），字廣廈，号長素，廣東南海縣人。
他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從小接受傳統的封建教育，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
1879年後，他遊曆了香港、上海，目睹初步形成的資本主義都市文明，閱讀了一些介紹西學的書籍，逐漸認識到，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比中國日益腐朽的封建專制要優越，不能再用舊時代看待“蠻夷”的眼光去衡量它們了，漸漸地産生了要求改變現狀的革新思想。
1888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
當時正值中法戰争結束不久，西方列強對中國步步進逼，邊境狼煙四起，警報頻傳。
痛感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康有為，第一次寫了五千字的上皇帝書。
他提出“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項建議，要求學習西方，實行維新，挽救危局。
這次上書因為頑固派的壓制而未能送交皇帝，但表明康有為已把變法的思想，變成正式的建議。
他在《感事》一詩中寫道：“治安一策知難上，隻是江湖心未灰。
”這次上書，很快就在一些愛國士子中傳誦，康有為在士林中的聲名鵲起。
康有為回到廣東後，決定以聚徒講學的方式，深入研究并傳播維新理論，培養立志變法的新人。
1891年，他在廣州長興裡創辦一所寓政治于教育的新型學館，即萬木草堂。
在這裡，康有為一反舊式書院的傳統，不是要求青年士子潛心訓诂辭章，而是引導他們關心天下大事，學以緻用。
他既講孔學、理學、史學，又講西學，批判古文經學，提倡今文經學。
在講學中，他從中國古代的典章、政治到西方的文明，列強的壓迫，民生的凋敝，無所不及；每論一學，或講一事，總是上下古今，參以歐、美事例、世界大勢，旁征博引，比較論證。
學生們除了讀中國古書，還必須讀介紹西學的著作；不但要研究經、史學問，還要學習聲、光、電、化一類自然科學。
康有為 康有為的講學，不僅以淵博的知識和系統的分析吸引學生，而且更以對祖國前途的無限憂慮叩擊青年的心弦。
他每談及國勢衰敗，外侮欺淩，動辄慷慨悲歎，甚至涕淚縱橫。
康有為就是這樣以自己滿腔的愛國熱情，陶冶學生，引導他們跳出科舉的藩籬，肩起“匹夫之責”，跟着他去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
在萬木草堂，學生不分班，也不進行嚴格的考試。
每人都有一本功課簿，除了每月幾次聽老師講課以外，就是自己讀書，寫筆記，每半個月繳呈功課簿給老師批答一次。
碰到非面談不可的學問，康有為就随時傳見學生。
康有為通過這種形式，觀察學生功課的程度，按照自己的思想面貌，誘導學生成長。
萬木草堂還有一項重要的活動，就是康有為挑選學問造詣較深的弟子，協助自己著述。
他先規定論點、體例和基本要求，列出主要參考書目，然後讓學生分工查閱資料，做出摘錄，編出初稿，供他編定著述時使用。
用這種形式，不但培養了學生的研究興趣，訓練了做學問的方法，而且使他們進一步按照康有為的思想體系去研究學問，認識問題，從而培養了一批才華橫溢的維新骨幹。
萬木草堂開始時有二十多名學生，1894年增加到一百多人。
從1891到1898年，萬木草堂學生連同康有為在桂林講學的學生，以及從上海、北京來拜門的學生，一共約有千人之多。
陳千秋和後來成為康有為得力助手的梁啟超、麥孟華、徐勤、歐榘甲等人，就是萬木草堂學生中的佼佼者。
在這幾年中，康有為一邊教書培養人才，一邊研究變法理論，寫了不少書籍和文章，着力引申和附會孔子的學說，作為維新的理論依據。
其中由梁啟超等人在萬木草堂協助完成的兩部書《新學僞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對維新運動影響最深。
在十九世紀末，以清王朝為代表的中國封建專制制度，猶如老樹枯藤，瀕臨死滅的境地。
腐朽的清朝統治者，依舊把“四書”“五經”作為“萬古不易”的治國乾綱，神聖不可侵犯的“經典”。
要沖破當時萬馬齊喑的狀态，打開改革的局面，就必須動搖這種“恪守祖訓”的傳統思想。
在《新學僞經考》中，康有為多方論證被曆代統治者奉為神聖的古文經《左傳》《周禮》《逸禮》《毛詩》《易經》等書都是假貨，是西漢末年劉歆為了替王莽篡漢建立“新”朝提供理論根據的所謂“新”朝之學。
它是謬托聖人而捏造的“僞經”，完全湮沒了孔子的“微言大義”和“托古改制”的原意。
盡管康有為的論斷并沒有真實的曆史依據，但他的大膽議論，猶如“思想界之一飓風”，在知識分子中引起了轟動，引導人們去懷疑傳統的經典，使維護封建專制制度的理論基礎，受到巨大的沖擊，打擊了死守“祖宗家法”的頑固勢力，為變法維新開拓了思路。
《孔子改制考》是借用孔子的名義，發揮“托古改制”的思想。
康有為在書中，把周秦諸子都尊為“托古改制”的祖師，把“六經”說成是孔子托古改制的範本。
他認為經典中所稱堯、舜的盛德大業，都是孔子為了按照自己的理想實行改制而假托古人的言論創作出來的；他自己的變法主張，正是對孔子改制思想的繼承和發揚。
在孔子的旗幟下，他附會公羊學派的“張三世”說，宣稱人類社會就是按照“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順序演變，愈變愈進步，現在必須通過變法維新，使中國由“據亂世”向“升平世”發展。
在這裡，孔子已經換上了西裝，孔聖人成了“康聖人”的資産階級維新思想的先師了。
《新學僞經考》和《孔子改制考》都是借用孔子的權威，來宣傳西方資産階級的進化論和改革思想。
這些著作的發表，給了頑固勢力以有力的沖擊，為推行維新運動奠定了理論基礎。
“廣聯人材，開創風氣”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春天，甲午戰争已近尾聲，恰值清政府定期選拔進士的舉人會試。
康有為和他的門生梁啟超、麥孟華同各省舉人，懷着沉重的心情，雲集北京應試。
4月17日，康有為探知《馬關條約》的一部分内容，大為震驚，立即叫梁啟超去發動和聯合廣東、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