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戊戌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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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兩省舉人聯名上書，請求清政府拒絕批準。
各省舉人聞風而動，紛紛到都察院上書。
幾天裡，都察院前車馬盈門，人群紛集，一時議論沸騰，激起了反對《馬關條約》簽約的巨大聲浪。
舉人們的愛國熱情，使康有為受到極大鼓舞。
他決定聯合在京的所有舉人，進行一次更大規模的上書，為變法造成聲勢。
于是，他連夜奮筆疾書，起草一封長達一萬四千多字的上皇帝書（第二書）。
書中指出：割棄台灣，民心離散，必将導緻土崩瓦解，其他列強必将接踵而來。
要求皇帝當機立斷，實行“下诏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四項大計。
其中前三項都是“權宜應敵”的策略，第四項才是“立國自強”的根本。
書中分析世界大勢，指出現在必須“以開創之勢”，而不是“以守成之勢”治天下，要更新百度，不要墨守舊章。
在經濟和教育方面，應該推行“富國”“養民”“教民”之法；在政治生活中，主張以府縣為單位，每十萬戶由士民公舉一個有才學的“議郎”（即國會議員）。
“議郎”供皇帝咨詢，“上駁诏書，下達民詞，凡内外興革大政，籌饷事宜”，均由議郎讨論決定，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即付諸實行。
這次上書，要求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和實行作為資産階級政權形式之一的君主立憲制度，是資産階級維新派最初的政治綱領。
5月1日，各省舉人齊集松筠庵開會讨論，有一千三百多人在這封萬言書上簽了名。
這就是著名的“公車上書”（漢朝用公家車馬接送被征舉的士人，後來人們就以“公車”作為舉人進京應考的代稱）。
2日，遞到都察院。
都察院推說《馬關條約》已批準，無可挽回，拒絕接受。
這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第一次群衆性的愛國行動，它打破了清政府長期以來對知識分子過問朝政的壓制。
這次上書，是資産階級改革思潮轉變為變法維新運動的标志。
上書的内容很快被傳抄印刷，在社會上産生很大影響，維新思想也随之傳播。
“公車上書”後的第二天，會試榜發，康有為中了進士，被授工部主事，但他沒有就職。
5月底和6月底，康有為又寫成上皇帝第三書和第四書，進一步強調必須盡快變法維新的道理，并在第四書中正式提出“設議院以通下情”的主張。
光緒皇帝讀到第三書，感到所述變法的主張，符合改變國家貧弱狀況和鞏固清朝統治的需要，立即命令抄送慈禧太後、軍機處和各省督撫。
于是，維新派開始取得皇帝的支持。
康有為的維新活動，一開始就抱住孔子的理論權威和皇帝的政治權威，固然表明他所代表的中國民族資産階級的軟弱，但在當時仍不失為一種可行的鬥争策略。
康有為等在活動中，為了打開局面，決定從制造輿論、組織團體入手，以“廣聯人材，開創風氣”。
1895年8月，康有為在北京創辦了一種刊物，初名為《萬國公報》，後改為《中外紀聞》，由梁啟超、麥孟華編輯文稿，介紹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鼓吹維新。
每期印一千份，附在專載诏書、奏章的《邸報》傳遞，免費送給在京的官員閱讀。
後來增印至三千份，在官僚士大夫中逐漸引起注意，使他們每天都能聞所未聞，“輿論漸明”，“亦漸知新法之益”。
這是資産階級維新派創辦的第一份刊物。
在這同時，康有為向那些同情和支持變法的官僚遊說組織學會。
8月，由文廷式出面，組織以挽救時局為宗旨的“強學會”，會員除康、梁外，有文廷式、陳熾、楊銳、江标等數十人，連袁世凱也列名參加。
戶部主事陳熾被推為會長，梁啟超任書記。
強學會是傳播變法思想，積蓄維新力量的陣地，是一個寓政治于學會之中的組織。
它每十天集會一次，每次都有人發表演說。
在維新思潮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翁同龢、孫家鼐出面支持，張之洞、劉坤一、王文韶等大官僚捐款充作經費，甚至李鴻章也想捐款擠進該會，但被拒絕。
英、美駐華公使和李提摩太、李佳白等傳教士，也以各種形式表示支持維新派的活動。
11月，康有為又在上海成立強學會分會。
當時，在上海及其附近地區活動的維新派人士張謇、陳三立、汪康年、黃遵憲、章太炎等人，都相繼參加。
1896年1月，出版了《強學報》。
這時，北京和上海兩地的強學會會員，有五十人左右，大緻包括資産階級維新人士、帝黨官僚、依附洋務派的官僚或名士、居于贊助地位的大官僚和一些帝國主義分子。
其中，康、梁等資産階級維新派起着核心作用。
随着變法維新呼聲的高漲，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派也就愈加嫉視。
1896年1月，李鴻章的親家、禦史楊崇伊上奏疏攻擊強學會結黨營私。
慈禧太後立即借此下令查禁《中外紀聞》，封閉北京強學會。
接着，上海強學會也被解散。
那些見風轉舵的官僚，紛紛宣布退出強學會。
可是，已經興起的思想潮流并未被阻止或打退，維新運動繼續由北京、上海向全國各地擴展。
這年8月，黃遵憲、汪康年等在上海創辦《時務報》，由梁啟超任總編輯。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後來取号任公，廣東新會縣人，1889年中舉。
進入萬木草堂後，他追随康有為走上維新救亡的道路。
梁啟超以充沛的愛國熱情和犀利的文筆，寫了大量論文，宣傳西學，鼓吹變法，成為康有為得力的助手。
他在《時務報》上發表的《變法通議》等鼓吹維新的著名論文，深受知識界的歡迎。
幾個月内，《時務報》銷數增到一萬多份，風行海内，成為影響全國的維新派喉舌。
康、梁的名聲大噪，變法維新的理論也得到廣泛傳播。
當京、滬的維新活動漸趨高漲的時候，廣東、湖南的維新活動也很快開展起來。
康有為回到廣州後，除了繼續在萬木草堂講學，還一度去香港、澳門和廣西桂林活動。
1897年2月，他在澳門發起創辦《知新報》，由其弟康廣仁、門生徐勤主編，成為華南鼓吹維新的重要報刊。
甲午戰争後，湖南的譚嗣同和唐才常等人，便開始創立學會，宣傳變法。
譚嗣同（1865—1898），字複生，号壯飛，湖南浏陽人。
《馬關條約》的簽訂，使他憤慨萬分，與同鄉好友唐才常等在家鄉籌辦革新事業。
他發憤鑽研中西學問，于1897年初寫成《仁學》一書，怒斥三綱五常“箝制天下”，殺人靈魂；否定“君權神授”，反對專制制度；聲言要沖決倫常和君主之網羅，表示要同封建束縛決裂。
在傾向維新的湖南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學政江标和徐仁鑄等的支持下，湖南新政日益發展。
1897年10月，長沙設立時務學堂，梁啟超應邀擔任總教習，唐才常、譚嗣同等人任分教習。
梁、唐、譚等在時務學堂廣泛介紹西學，宣講變法理論，批判傳統的舊
各省舉人聞風而動，紛紛到都察院上書。
幾天裡，都察院前車馬盈門，人群紛集，一時議論沸騰，激起了反對《馬關條約》簽約的巨大聲浪。
舉人們的愛國熱情，使康有為受到極大鼓舞。
他決定聯合在京的所有舉人，進行一次更大規模的上書，為變法造成聲勢。
于是，他連夜奮筆疾書，起草一封長達一萬四千多字的上皇帝書（第二書）。
書中指出：割棄台灣，民心離散，必将導緻土崩瓦解，其他列強必将接踵而來。
要求皇帝當機立斷，實行“下诏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四項大計。
其中前三項都是“權宜應敵”的策略，第四項才是“立國自強”的根本。
書中分析世界大勢，指出現在必須“以開創之勢”，而不是“以守成之勢”治天下，要更新百度，不要墨守舊章。
在經濟和教育方面，應該推行“富國”“養民”“教民”之法；在政治生活中，主張以府縣為單位，每十萬戶由士民公舉一個有才學的“議郎”（即國會議員）。
“議郎”供皇帝咨詢，“上駁诏書，下達民詞，凡内外興革大政，籌饷事宜”，均由議郎讨論決定，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即付諸實行。
這次上書，要求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和實行作為資産階級政權形式之一的君主立憲制度，是資産階級維新派最初的政治綱領。
5月1日，各省舉人齊集松筠庵開會讨論，有一千三百多人在這封萬言書上簽了名。
這就是著名的“公車上書”（漢朝用公家車馬接送被征舉的士人，後來人們就以“公車”作為舉人進京應考的代稱）。
2日，遞到都察院。
都察院推說《馬關條約》已批準，無可挽回，拒絕接受。
這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第一次群衆性的愛國行動，它打破了清政府長期以來對知識分子過問朝政的壓制。
這次上書，是資産階級改革思潮轉變為變法維新運動的标志。
上書的内容很快被傳抄印刷，在社會上産生很大影響，維新思想也随之傳播。
“公車上書”後的第二天，會試榜發，康有為中了進士，被授工部主事，但他沒有就職。
5月底和6月底，康有為又寫成上皇帝第三書和第四書，進一步強調必須盡快變法維新的道理，并在第四書中正式提出“設議院以通下情”的主張。
光緒皇帝讀到第三書，感到所述變法的主張，符合改變國家貧弱狀況和鞏固清朝統治的需要，立即命令抄送慈禧太後、軍機處和各省督撫。
于是，維新派開始取得皇帝的支持。
康有為的維新活動，一開始就抱住孔子的理論權威和皇帝的政治權威，固然表明他所代表的中國民族資産階級的軟弱，但在當時仍不失為一種可行的鬥争策略。
康有為等在活動中，為了打開局面，決定從制造輿論、組織團體入手，以“廣聯人材，開創風氣”。
1895年8月，康有為在北京創辦了一種刊物，初名為《萬國公報》，後改為《中外紀聞》，由梁啟超、麥孟華編輯文稿，介紹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鼓吹維新。
每期印一千份，附在專載诏書、奏章的《邸報》傳遞，免費送給在京的官員閱讀。
後來增印至三千份，在官僚士大夫中逐漸引起注意，使他們每天都能聞所未聞，“輿論漸明”，“亦漸知新法之益”。
這是資産階級維新派創辦的第一份刊物。
在這同時，康有為向那些同情和支持變法的官僚遊說組織學會。
8月，由文廷式出面，組織以挽救時局為宗旨的“強學會”，會員除康、梁外，有文廷式、陳熾、楊銳、江标等數十人，連袁世凱也列名參加。
戶部主事陳熾被推為會長，梁啟超任書記。
強學會是傳播變法思想，積蓄維新力量的陣地，是一個寓政治于學會之中的組織。
它每十天集會一次，每次都有人發表演說。
在維新思潮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翁同龢、孫家鼐出面支持，張之洞、劉坤一、王文韶等大官僚捐款充作經費，甚至李鴻章也想捐款擠進該會，但被拒絕。
英、美駐華公使和李提摩太、李佳白等傳教士，也以各種形式表示支持維新派的活動。
11月，康有為又在上海成立強學會分會。
當時，在上海及其附近地區活動的維新派人士張謇、陳三立、汪康年、黃遵憲、章太炎等人，都相繼參加。
1896年1月，出版了《強學報》。
這時，北京和上海兩地的強學會會員，有五十人左右，大緻包括資産階級維新人士、帝黨官僚、依附洋務派的官僚或名士、居于贊助地位的大官僚和一些帝國主義分子。
其中，康、梁等資産階級維新派起着核心作用。
随着變法維新呼聲的高漲，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派也就愈加嫉視。
1896年1月，李鴻章的親家、禦史楊崇伊上奏疏攻擊強學會結黨營私。
慈禧太後立即借此下令查禁《中外紀聞》，封閉北京強學會。
接着，上海強學會也被解散。
那些見風轉舵的官僚，紛紛宣布退出強學會。
可是，已經興起的思想潮流并未被阻止或打退，維新運動繼續由北京、上海向全國各地擴展。
這年8月，黃遵憲、汪康年等在上海創辦《時務報》，由梁啟超任總編輯。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後來取号任公，廣東新會縣人，1889年中舉。
進入萬木草堂後，他追随康有為走上維新救亡的道路。
梁啟超以充沛的愛國熱情和犀利的文筆，寫了大量論文，宣傳西學，鼓吹變法，成為康有為得力的助手。
他在《時務報》上發表的《變法通議》等鼓吹維新的著名論文，深受知識界的歡迎。
幾個月内，《時務報》銷數增到一萬多份，風行海内，成為影響全國的維新派喉舌。
康、梁的名聲大噪，變法維新的理論也得到廣泛傳播。
當京、滬的維新活動漸趨高漲的時候，廣東、湖南的維新活動也很快開展起來。
康有為回到廣州後，除了繼續在萬木草堂講學，還一度去香港、澳門和廣西桂林活動。
1897年2月，他在澳門發起創辦《知新報》，由其弟康廣仁、門生徐勤主編，成為華南鼓吹維新的重要報刊。
甲午戰争後，湖南的譚嗣同和唐才常等人，便開始創立學會，宣傳變法。
譚嗣同（1865—1898），字複生，号壯飛，湖南浏陽人。
《馬關條約》的簽訂，使他憤慨萬分，與同鄉好友唐才常等在家鄉籌辦革新事業。
他發憤鑽研中西學問，于1897年初寫成《仁學》一書，怒斥三綱五常“箝制天下”，殺人靈魂；否定“君權神授”，反對專制制度；聲言要沖決倫常和君主之網羅，表示要同封建束縛決裂。
在傾向維新的湖南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學政江标和徐仁鑄等的支持下，湖南新政日益發展。
1897年10月，長沙設立時務學堂，梁啟超應邀擔任總教習，唐才常、譚嗣同等人任分教習。
梁、唐、譚等在時務學堂廣泛介紹西學，宣講變法理論，批判傳統的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