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義和團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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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帖，同時還警告為侵略者效勞的買辦，不得再為洋人“助力”，否則必将受到嚴懲。
6月，盛京（今沈陽）也貼滿了痛斥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侵略的揭帖，号召人們行動起來，把侵略者驅逐出中國領土。
同時，盛京地區的義和團開始拆毀遼陽附近的鐵路橋梁，焚燒盛京城内的教堂，搗毀沙俄設立的鐵路公司。
到7月中旬，奉天境内，北至開原，南至海城，所有俄國鐵路橋房均被百姓拆毀，大部分州縣的教堂，也都被烈火吞沒。
在吉林，長春的義和團焚毀了城内外的教堂和二道溝俄國火車站。
在黑龍江，瑷珲和哈爾濱等地的沙俄侵略者也受到懲罰，義和團聯合部分清軍，經過幾天的激戰，打敗了侵占哈爾濱的俄國軍隊。
到7月下旬，東北義和團和部分愛國的清軍聯絡一氣，逐漸把反對俄國侵略者的鬥争推向高潮。
在山西，義和團以省城太原為中心，積極展開反對洋教和西方資本主義掠奪資源的鬥争。
1900年5月，義和團的揭帖已經到處出現，到6月間，義和團結隊進入太原城，連巡撫衙門前面也有義和團設壇練拳。
6月下旬，太原東夾巷教堂開槍打死集會示威的幾名團民，更加激怒了群衆，他們當即燒毀教堂。
随後，鬥争迅速波及全省大部分城鄉，被焚的教堂有九十多所。
已經調任山西巡撫的毓賢，繼續實行安撫政策，利用義和團打擊在山西的西方資本主義勢力。
因此，山西同京、津一樣，也成了義和團的天下。
在内蒙古地區，各族群衆在1891年就掀起過反對教會的武裝鬥争。
1900年6月，内蒙古西部地區出現了義和團的揭帖，而東部地區則開始焚燒教堂，懲辦教士。
到7—8月間，義和團運動更向整個内蒙古擴展，東至察哈爾西四旗、興和一帶，西至阿拉善旗三盛公地區，北達烏盟四王子旗，南到烏審旗最南端的城川等地。
城川等地的天主教堂，不僅築有高厚的土堡圍牆，還擁有精良的武器，洋教士有恃無恐，負隅頑抗。
義和團發動猛烈攻擊，終于先後打敗了他們。
作惡多端的西南蒙古教區的主教韓默理等人，被義和團捉拿，在托克托受到公審。
河南也是義和團運動高漲的地區。
河南東部早有大刀會等組織的活動，山東、直隸義和團的反帝揭帖傳入河南後，大大鼓舞了當地群衆。
1900年春夏間，當地義和團就會同大刀會等組織，開展反帝鬥争。
南陽、确縣、周口、湯陰、襄城、林縣、方城等數十州縣，都發生了不同規模的鬥争。
一年之内，全省四分之三的教堂都被燒毀。
在這些鬥争中，南陽靳崗和确山韓莊兩次鬥争，規模最大。
南陽靳崗教堂，是河南天主教的總教堂。
其四周用混凝土築起了圍牆，有炮樓、槍垛，俨然像座城堡。
主教安西滿，在南陽地區操縱官廳，包庇壞人，作惡多端。
對此，當地群衆早已滿懷義憤。
7月初，義和團群衆手執刀矛、鐵耙、棍棒，高喊“扒洋樓，報冤仇”的口号，把靳崗教堂圍得水洩不通，沒有幾天時間，就發展到有幾萬人參加圍攻。
南陽城内的商人，也罷市支持這次鬥争。
從1898年義和團首先在山東興起，到1900年夏，義和團運動已波及長城内外、黃河中下遊的廣闊地區。
下半年，又擴及長江下遊、兩廣、西北和西南的邊遠地區。
延續幾十年的反洋教鬥争，這時彙成了高峰。
在這一鬥争形勢的鼓舞下，許多省區的會黨也紛紛起義。
八國聯軍入侵 1900年3、4月間，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即以出兵“平亂”脅迫清政府，要清政府嚴厲鎮壓義和團。
4月6日，英、美、法、德四國駐華公使奉本國政府密令，聯合發出通牒，限令清政府兩個月内把義和團“剿除”，否則将派出水陸各軍代為“剿平”。
5月28日，奧、英、法、德、意、日、俄、美八國一緻決定，以“保護使館”的名義，調兵進入北京。
随即八國的駐華公使把這一決定照會清政府，要求提供運輸便利。
清政府屈服于帝國主義列強的壓力，下令準洋兵護館。
6月初，八國的海軍陸戰隊四百五十餘人，陸續從天津開抵北京。
随後，它們繼續向中國增兵，軍艦向大沽口集結。
八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狼狽為奸，聯合發動一場侵略中國的戰争。
從6月10日起，麇集天津租界的八國聯軍分派二千人，在英國海軍上将西摩爾（A.Seymour）率領下，向北京進犯。
京津鐵路沿線的義和團及清軍董福祥部，奮起攔截侵略軍。
京、津之間火車隻幾小時即可到達，但在義和團的阻擊下，侵略軍費了四天時間，才艱難地行了一半路程。
與後方基地斷絕音訊的西摩爾，眼見水陸兩路都無法通過，不得不向天津撤退。
天津租界派出二千名援軍前往救援，25日才把這支部隊接回天津。
八國聯軍進犯路線圖 與此同時，八國聯軍向大沽炮台發起進犯。
6月16日傍晚，俄軍中尉巴赫麥季耶夫（Бахметьев）把最後通牒送交大沽炮台守将羅榮光，限于次日淩晨二時交出炮台，否則即開炮轟奪。
羅榮光嚴正拒絕撤離陣地，并傳令各炮台将士備戰迎敵。
17日淩晨，聯軍發動猛攻，大沽炮台愛國官兵奮起還擊，激戰六個小時，斃傷侵略軍一百三十多人，擊傷敵艦六艘，終因彈藥告匮，又無援兵，炮台陷落。
天津失去屏障，侵略軍源源登陸。
在八國聯軍大規模入侵面前，清朝統治階級内部出現了兩種對立的主張。
以端王載漪、莊王載勳、輔國公載瀾、大學士徐桐、協辦大學士剛毅等人為一派，他們同列強之間存在一些摩擦，想利用義和團抗擊列強，減殺列強咄咄逼人的氣焰。
載漪的竭力主戰，還另有私憤。
他的兒子溥，于上年底被慈禧太後立為大阿哥（皇儲），準備取代光緒皇帝，但各國駐華公使拒絕予以承認。
對此，載漪十分惱恨，所以企圖借義和團之力報複。
以軍機大臣王文韶、戶部尚書立山、兵部尚書徐用儀、吏部侍郎許景澄、内閣學士聯元、太常寺卿袁昶，地方督撫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為另一派，他們認為義和團的排外，導緻列強“情急而圖自衛”，隻要把義和團鎮壓下去，聯軍就失去進攻的借口。
他們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堅決反對輕下戰書和圍攻使館，尤其反對向列強同時宣戰。
從6月16日開始的連續幾天的禦前會議上，兩派唇槍舌劍，展開激烈的論争。
會議期間，慈禧太後得到一份僞造的洋人照會。
照會的四條内容之一，是“勒令太後歸政”。
列強反對廢帝立儲，已使慈禧太後心懷憤恨，又聽說還要強迫她歸政，更是火上加油，當即大喊：洋人焉敢幹預我的大權，“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當以滅此朝食”。
擔心列強用武力強迫她交出權力的恐懼，使這個權欲熏心的獨裁者，貿然于6月20日發出宣戰诏書，宣戰“與其苟且圖存，贻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反對宣戰的立山、徐用儀、許景澄、聯元、袁昶等人，則以“勾通洋人”“莠言亂政”“語多離間”罪被處死。
盡管慈禧太後的宣戰诏書慷慨激昂，而且殺了幾個大臣；但她完全是從個人權位得失考慮的。
因此，不可能真同西方列強拼鬥，而是僥幸地冒險一試。
在宣戰之後不久，清政府即于6月29日電令駐外使臣，向所在國政府解釋：中國“即不自量，亦何至與各國同時開釁，并何至恃亂民以與各國開釁？”乞求各國體諒，并保證“設法相機自行懲辦”義和團。
與此同時，清政府一面下令讓義和團衆作為前驅，去同帝國主義鬥争，讓清軍躲在後面，以遂其借刀殺人之毒計；一面又對義和團大施欺騙手法，下诏稱其為“義民”，給北京義和團特發放粳米二萬石、銀十萬兩，又派遣載勳、剛毅等，去統率義和團，成立所謂“總團”。
在所訂“團規”中，規定一切義和團皆得受“總團”領導；凡繳獲的武器、俘獲的人員，均應交給官府，不得自行處理；官軍欺壓團民，不得反抗，隻可禀告清軍統領官處理。
凡不遵這些“團規”的，就是“假團”，格殺勿論，等等。
清政府就這樣施展兩面手法，假借“宣戰”，對義和團加以控制、削弱以至屠殺。
既然朝廷的“宣戰”真相如此，一些地方大臣便也不把朝廷的“宣戰”當作正經事。
還在“宣戰”诏書下達以前，東南一些督撫大臣就已在英國策劃下，與各西方列強搞所謂“中外互保”（又稱“東南互保”）。
1900年6月14日（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八日），英國駐滬代理總領事緻電英國政府，認為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劉坤一，能盡力“維持和平”，建議英國政府立刻與湖廣及兩江總督取得諒解。
次日，英國政府即授權駐滬代理總領事，同張、劉具體策劃，并命海軍支持這一行動。
随即，美、德、法等國也參與謀劃。
在“宣戰”诏書下達後，張之洞、劉坤一等人一面宣布，從這天起朝廷下達的命令（當然隻指那些不符合他們胃口的命令）為“矯诏”，拒絕執行；一面加緊談判“中外互保”條約。
6月26日，由盛宣懷代表張、劉，與駐上海各國領事，議訂《東南互保章程》等文件，規定：“上海租界歸各國公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内地，均歸各督撫保護”，“兩不相擾”，共同維護社會秩序，阻止義和團運動向南方發展。
接着，兩廣總督李鴻章、山東巡撫袁世凱、浙江巡撫劉樹棠、閩浙總督許應骙也加入，從而“互保”的範圍，擴大到兩廣、兩湖、山東、浙江、江蘇、福建等省。
從表面上看，朝廷向各國“宣戰”，地方卻同各國“互保”，是十分矛盾的，是地方對朝廷公然的“抗旨”行為；但由于實質上無論朝廷或地方，都要鎮壓義和團，都準備或已經向西方列強妥協。
因此，清廷在接到“東南互保”的奏報後，下诏稱地方督撫的這一行動，與自己之意“正複相同”，完全同意了“東南互保”的做法。
6月20日，慈禧太後下诏宣戰時，又下令圍攻公使館。
參加圍攻的除義和團群衆之外，還有武衛後軍（甘軍）和主要由八旗子弟組成的武衛中軍。
義和團群衆和甘軍雖然武器落後，不谙戰術，但勇猛沖殺，一度攻占和焚燒了比、奧、荷、意等國公使館和華俄道勝銀行。
戰鬥一直延續到8月14日。
從6月15
6月，盛京（今沈陽）也貼滿了痛斥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侵略的揭帖，号召人們行動起來，把侵略者驅逐出中國領土。
同時，盛京地區的義和團開始拆毀遼陽附近的鐵路橋梁，焚燒盛京城内的教堂，搗毀沙俄設立的鐵路公司。
到7月中旬，奉天境内，北至開原，南至海城，所有俄國鐵路橋房均被百姓拆毀，大部分州縣的教堂，也都被烈火吞沒。
在吉林，長春的義和團焚毀了城内外的教堂和二道溝俄國火車站。
在黑龍江，瑷珲和哈爾濱等地的沙俄侵略者也受到懲罰，義和團聯合部分清軍，經過幾天的激戰，打敗了侵占哈爾濱的俄國軍隊。
到7月下旬，東北義和團和部分愛國的清軍聯絡一氣，逐漸把反對俄國侵略者的鬥争推向高潮。
在山西，義和團以省城太原為中心，積極展開反對洋教和西方資本主義掠奪資源的鬥争。
1900年5月，義和團的揭帖已經到處出現，到6月間，義和團結隊進入太原城，連巡撫衙門前面也有義和團設壇練拳。
6月下旬，太原東夾巷教堂開槍打死集會示威的幾名團民，更加激怒了群衆，他們當即燒毀教堂。
随後，鬥争迅速波及全省大部分城鄉，被焚的教堂有九十多所。
已經調任山西巡撫的毓賢，繼續實行安撫政策，利用義和團打擊在山西的西方資本主義勢力。
因此，山西同京、津一樣，也成了義和團的天下。
在内蒙古地區，各族群衆在1891年就掀起過反對教會的武裝鬥争。
1900年6月，内蒙古西部地區出現了義和團的揭帖，而東部地區則開始焚燒教堂，懲辦教士。
到7—8月間，義和團運動更向整個内蒙古擴展，東至察哈爾西四旗、興和一帶，西至阿拉善旗三盛公地區，北達烏盟四王子旗，南到烏審旗最南端的城川等地。
城川等地的天主教堂，不僅築有高厚的土堡圍牆，還擁有精良的武器，洋教士有恃無恐，負隅頑抗。
義和團發動猛烈攻擊，終于先後打敗了他們。
作惡多端的西南蒙古教區的主教韓默理等人，被義和團捉拿，在托克托受到公審。
河南也是義和團運動高漲的地區。
河南東部早有大刀會等組織的活動，山東、直隸義和團的反帝揭帖傳入河南後，大大鼓舞了當地群衆。
1900年春夏間，當地義和團就會同大刀會等組織，開展反帝鬥争。
南陽、确縣、周口、湯陰、襄城、林縣、方城等數十州縣，都發生了不同規模的鬥争。
一年之内，全省四分之三的教堂都被燒毀。
在這些鬥争中，南陽靳崗和确山韓莊兩次鬥争，規模最大。
南陽靳崗教堂，是河南天主教的總教堂。
其四周用混凝土築起了圍牆，有炮樓、槍垛，俨然像座城堡。
主教安西滿，在南陽地區操縱官廳，包庇壞人，作惡多端。
對此，當地群衆早已滿懷義憤。
7月初，義和團群衆手執刀矛、鐵耙、棍棒，高喊“扒洋樓，報冤仇”的口号，把靳崗教堂圍得水洩不通，沒有幾天時間，就發展到有幾萬人參加圍攻。
南陽城内的商人，也罷市支持這次鬥争。
從1898年義和團首先在山東興起，到1900年夏，義和團運動已波及長城内外、黃河中下遊的廣闊地區。
下半年，又擴及長江下遊、兩廣、西北和西南的邊遠地區。
延續幾十年的反洋教鬥争，這時彙成了高峰。
在這一鬥争形勢的鼓舞下，許多省區的會黨也紛紛起義。
八國聯軍入侵 1900年3、4月間，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即以出兵“平亂”脅迫清政府，要清政府嚴厲鎮壓義和團。
4月6日，英、美、法、德四國駐華公使奉本國政府密令，聯合發出通牒，限令清政府兩個月内把義和團“剿除”，否則将派出水陸各軍代為“剿平”。
5月28日，奧、英、法、德、意、日、俄、美八國一緻決定，以“保護使館”的名義，調兵進入北京。
随即八國的駐華公使把這一決定照會清政府，要求提供運輸便利。
清政府屈服于帝國主義列強的壓力，下令準洋兵護館。
6月初，八國的海軍陸戰隊四百五十餘人，陸續從天津開抵北京。
随後，它們繼續向中國增兵，軍艦向大沽口集結。
八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狼狽為奸，聯合發動一場侵略中國的戰争。
從6月10日起，麇集天津租界的八國聯軍分派二千人，在英國海軍上将西摩爾（A.Seymour）率領下，向北京進犯。
京津鐵路沿線的義和團及清軍董福祥部，奮起攔截侵略軍。
京、津之間火車隻幾小時即可到達，但在義和團的阻擊下，侵略軍費了四天時間，才艱難地行了一半路程。
與後方基地斷絕音訊的西摩爾，眼見水陸兩路都無法通過，不得不向天津撤退。
天津租界派出二千名援軍前往救援，25日才把這支部隊接回天津。
八國聯軍進犯路線圖 與此同時，八國聯軍向大沽炮台發起進犯。
6月16日傍晚，俄軍中尉巴赫麥季耶夫（Бахметьев）把最後通牒送交大沽炮台守将羅榮光，限于次日淩晨二時交出炮台，否則即開炮轟奪。
羅榮光嚴正拒絕撤離陣地，并傳令各炮台将士備戰迎敵。
17日淩晨，聯軍發動猛攻，大沽炮台愛國官兵奮起還擊，激戰六個小時，斃傷侵略軍一百三十多人，擊傷敵艦六艘，終因彈藥告匮，又無援兵，炮台陷落。
天津失去屏障，侵略軍源源登陸。
在八國聯軍大規模入侵面前，清朝統治階級内部出現了兩種對立的主張。
以端王載漪、莊王載勳、輔國公載瀾、大學士徐桐、協辦大學士剛毅等人為一派，他們同列強之間存在一些摩擦，想利用義和團抗擊列強，減殺列強咄咄逼人的氣焰。
載漪的竭力主戰，還另有私憤。
他的兒子溥，于上年底被慈禧太後立為大阿哥（皇儲），準備取代光緒皇帝，但各國駐華公使拒絕予以承認。
對此，載漪十分惱恨，所以企圖借義和團之力報複。
以軍機大臣王文韶、戶部尚書立山、兵部尚書徐用儀、吏部侍郎許景澄、内閣學士聯元、太常寺卿袁昶，地方督撫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為另一派，他們認為義和團的排外，導緻列強“情急而圖自衛”，隻要把義和團鎮壓下去，聯軍就失去進攻的借口。
他們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堅決反對輕下戰書和圍攻使館，尤其反對向列強同時宣戰。
從6月16日開始的連續幾天的禦前會議上，兩派唇槍舌劍，展開激烈的論争。
會議期間，慈禧太後得到一份僞造的洋人照會。
照會的四條内容之一，是“勒令太後歸政”。
列強反對廢帝立儲，已使慈禧太後心懷憤恨，又聽說還要強迫她歸政，更是火上加油，當即大喊：洋人焉敢幹預我的大權，“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當以滅此朝食”。
擔心列強用武力強迫她交出權力的恐懼，使這個權欲熏心的獨裁者，貿然于6月20日發出宣戰诏書，宣戰“與其苟且圖存，贻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反對宣戰的立山、徐用儀、許景澄、聯元、袁昶等人，則以“勾通洋人”“莠言亂政”“語多離間”罪被處死。
盡管慈禧太後的宣戰诏書慷慨激昂，而且殺了幾個大臣；但她完全是從個人權位得失考慮的。
因此，不可能真同西方列強拼鬥，而是僥幸地冒險一試。
在宣戰之後不久，清政府即于6月29日電令駐外使臣，向所在國政府解釋：中國“即不自量，亦何至與各國同時開釁，并何至恃亂民以與各國開釁？”乞求各國體諒，并保證“設法相機自行懲辦”義和團。
與此同時，清政府一面下令讓義和團衆作為前驅，去同帝國主義鬥争，讓清軍躲在後面，以遂其借刀殺人之毒計；一面又對義和團大施欺騙手法，下诏稱其為“義民”，給北京義和團特發放粳米二萬石、銀十萬兩，又派遣載勳、剛毅等，去統率義和團，成立所謂“總團”。
在所訂“團規”中，規定一切義和團皆得受“總團”領導；凡繳獲的武器、俘獲的人員，均應交給官府，不得自行處理；官軍欺壓團民，不得反抗，隻可禀告清軍統領官處理。
凡不遵這些“團規”的，就是“假團”，格殺勿論，等等。
清政府就這樣施展兩面手法，假借“宣戰”，對義和團加以控制、削弱以至屠殺。
既然朝廷的“宣戰”真相如此，一些地方大臣便也不把朝廷的“宣戰”當作正經事。
還在“宣戰”诏書下達以前，東南一些督撫大臣就已在英國策劃下，與各西方列強搞所謂“中外互保”（又稱“東南互保”）。
1900年6月14日（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八日），英國駐滬代理總領事緻電英國政府，認為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劉坤一，能盡力“維持和平”，建議英國政府立刻與湖廣及兩江總督取得諒解。
次日，英國政府即授權駐滬代理總領事，同張、劉具體策劃，并命海軍支持這一行動。
随即，美、德、法等國也參與謀劃。
在“宣戰”诏書下達後，張之洞、劉坤一等人一面宣布，從這天起朝廷下達的命令（當然隻指那些不符合他們胃口的命令）為“矯诏”，拒絕執行；一面加緊談判“中外互保”條約。
6月26日，由盛宣懷代表張、劉，與駐上海各國領事，議訂《東南互保章程》等文件，規定：“上海租界歸各國公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内地，均歸各督撫保護”，“兩不相擾”，共同維護社會秩序，阻止義和團運動向南方發展。
接着，兩廣總督李鴻章、山東巡撫袁世凱、浙江巡撫劉樹棠、閩浙總督許應骙也加入，從而“互保”的範圍，擴大到兩廣、兩湖、山東、浙江、江蘇、福建等省。
從表面上看，朝廷向各國“宣戰”，地方卻同各國“互保”，是十分矛盾的，是地方對朝廷公然的“抗旨”行為；但由于實質上無論朝廷或地方，都要鎮壓義和團，都準備或已經向西方列強妥協。
因此，清廷在接到“東南互保”的奏報後，下诏稱地方督撫的這一行動，與自己之意“正複相同”，完全同意了“東南互保”的做法。
6月20日，慈禧太後下诏宣戰時，又下令圍攻公使館。
參加圍攻的除義和團群衆之外，還有武衛後軍（甘軍）和主要由八旗子弟組成的武衛中軍。
義和團群衆和甘軍雖然武器落後，不谙戰術，但勇猛沖殺，一度攻占和焚燒了比、奧、荷、意等國公使館和華俄道勝銀行。
戰鬥一直延續到8月14日。
從6月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