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西學與改良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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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學校中，京師同文館、天津水師學堂等，還兼設翻譯機構，翻譯和介紹西書。
其中京師同文館翻譯的書籍，在三十年間共達近二百部之多，内容除了有近代物理、化學、數學、天文、地理等之外，更着重于外交、世界曆史和法典等。
上海江南制造局也在1868年附設翻譯館，由英國傳教士傅蘭雅（JohnFryer,1839—1928）主持，着重翻譯與軍事、工程有關的自然科學和實用科學書籍，也有少量史地政法方面的書，至1880年已譯一百五十六種（其中十二種未譯完），出版九十八種，發行數超過三萬本，到二十世紀初已出版至一百七十八種。
該館還發行《西國近事彙編》（又稱《中西記聞》），是一種譯介外國時事政治的讀物，起了新聞紙的作用。
洋務運動期間，還派遣留學生赴歐洲和美國學習。
在這之前，容闳已于1847年至1854年留學美國，以優異成績畢業于耶魯大學，成為近代中國最早畢業于美國大學的留學生。
他回國以後，懷着使祖國獨立富強的願望，積極宣傳學習西方。
他向曾國藩提出設立機器廠和派遣留學生的建議，受到重視，經幾度周折，清政府于1872年開始，派三十名幼童赴美留學，連續四年，至1875年止共派去一百二十人。
接着，福州船政學堂也在1877年派遣三十幾名學生分赴英、法學習海軍。
這些赴歐美留學的學生，有的在留學期間用心考察西方社會，回國後努力介紹西學，嚴複就是1877年被派赴英國留學的；有的在學習回國後，成為近代中國第一代工程師，如詹天佑。
留學生的派遣，擴大了西學在中國的傳播。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後，清政府與外國的交往日多，開始陸續派外交使節赴歐、美、日本等國。
他們回國後，有的人将在國外的所見所聞撰成書和文章，予以介紹，如郭嵩焘《使西紀程》（即《英轺紀程》）、黎庶昌《西洋雜志》、李鳳苞《使德日記》以及黃遵憲《日本國志》，等等。
這些也擴大了“西學”在中國的傳播（其中《日本國志》介紹的是日本明治維新後的發展情況）。
傳教士與西學 在近代中國，外國傳教士對西學的傳播也起過重要作用。
根據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和中法《黃埔條約》，西方傳教士又取得了在華自由傳教的特權，1846年清政府正式廢除了雍正元年（1723年）的禁教令。
從此，西方傳教士又日益增多地湧入中國，其中基督教（新教）傳教士來華人數，至1874年已有四百三十六人，耶稣會（天主教）傳教士來華的，在1870年已有二百五十人。
近代西方來華的傳教士，一般就是“用傳教的鬼話來掩蓋掠奪政策的人”，他們在中國幹了種種欺壓人民、搜集情報、幹涉内政等勾當。
同時，為了向中國人灌輸崇洋迷外思想，“造就服從它們的知識幹部和愚弄廣大的中國人民”，傳教士除在中國進行傳教外，還進行設立學校、醫院、報刊，翻譯和出版書籍，吸收出洋留學生等文化侵略的活動，其中設立學校和出版書籍，對于西學的傳播有較大的影響。
美國傳教士狄考文（CalvinWilsonMateer,1836—1908）1890年在一次傳教士大會上發言，認為：“一個受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支燃着的燭，别的人就要跟着他的光走”，“如果我們要對儒學的地位取而代之，我們就要訓練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學教育他們，使他們能勝過中國的舊式士大夫，從而能取得舊式士大夫所占的統治地位。
”所以，外國傳教士在辦學方面花的力氣很多，到1875年前後，在華的教會學校已有約八百所，學生約二萬人；到1899年，教會學校增至二千所左右，學生增至四萬多人。
其中美國傳教士在辦學方面尤其積極，到八十年代末，在華美國教會學校，已有一千一百多所。
所有的教會學校都把宗教課作為主課，學生還必須參加各種宗教活動。
長期的宗教熏陶和奴化教育，使教會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大抵以教徒為最衆，即有一二稍有智識者，亦大抵濡染西人風習，日以媚外為事，不知愛國為何物，則所選人才，亦僅供外人之使用而已”。
這個記載雖或有所誇張，但說明傳教士在華辦學所起的作用，對西方資本主義侵華活動是十分有利的。
除了宗教說教和奴化教育之外，為了培養能替外國侵略政策服務的人才，并使這些人在知識上超過中國舊式文人，以逐漸擴大在社會上的影響和勢力；同時也為了壟斷從西方傳入的科學知識，把它們納入宗教的軌道，各類教會學校還開設一些近代自然科學或實用科學的課程，盡管為數有限，從而使教會學校出來的人，畢竟受到西學的濡染。
傳教士的譯書和出版活動，對于傳播西學所起的作用，較為明顯。
這方面的活動，尤以廣學會為突出。
廣學會，初名“同文書會”，1887年由
其中京師同文館翻譯的書籍，在三十年間共達近二百部之多，内容除了有近代物理、化學、數學、天文、地理等之外，更着重于外交、世界曆史和法典等。
上海江南制造局也在1868年附設翻譯館，由英國傳教士傅蘭雅（JohnFryer,1839—1928）主持，着重翻譯與軍事、工程有關的自然科學和實用科學書籍，也有少量史地政法方面的書，至1880年已譯一百五十六種（其中十二種未譯完），出版九十八種，發行數超過三萬本，到二十世紀初已出版至一百七十八種。
該館還發行《西國近事彙編》（又稱《中西記聞》），是一種譯介外國時事政治的讀物，起了新聞紙的作用。
洋務運動期間，還派遣留學生赴歐洲和美國學習。
在這之前，容闳已于1847年至1854年留學美國，以優異成績畢業于耶魯大學，成為近代中國最早畢業于美國大學的留學生。
他回國以後，懷着使祖國獨立富強的願望，積極宣傳學習西方。
他向曾國藩提出設立機器廠和派遣留學生的建議，受到重視，經幾度周折，清政府于1872年開始，派三十名幼童赴美留學，連續四年，至1875年止共派去一百二十人。
接着，福州船政學堂也在1877年派遣三十幾名學生分赴英、法學習海軍。
這些赴歐美留學的學生，有的在留學期間用心考察西方社會，回國後努力介紹西學，嚴複就是1877年被派赴英國留學的；有的在學習回國後，成為近代中國第一代工程師，如詹天佑。
留學生的派遣，擴大了西學在中國的傳播。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後，清政府與外國的交往日多，開始陸續派外交使節赴歐、美、日本等國。
他們回國後，有的人将在國外的所見所聞撰成書和文章，予以介紹，如郭嵩焘《使西紀程》（即《英轺紀程》）、黎庶昌《西洋雜志》、李鳳苞《使德日記》以及黃遵憲《日本國志》，等等。
這些也擴大了“西學”在中國的傳播（其中《日本國志》介紹的是日本明治維新後的發展情況）。
傳教士與西學 在近代中國，外國傳教士對西學的傳播也起過重要作用。
根據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和中法《黃埔條約》，西方傳教士又取得了在華自由傳教的特權，1846年清政府正式廢除了雍正元年（1723年）的禁教令。
從此，西方傳教士又日益增多地湧入中國，其中基督教（新教）傳教士來華人數，至1874年已有四百三十六人，耶稣會（天主教）傳教士來華的，在1870年已有二百五十人。
近代西方來華的傳教士，一般就是“用傳教的鬼話來掩蓋掠奪政策的人”，他們在中國幹了種種欺壓人民、搜集情報、幹涉内政等勾當。
同時，為了向中國人灌輸崇洋迷外思想，“造就服從它們的知識幹部和愚弄廣大的中國人民”，傳教士除在中國進行傳教外，還進行設立學校、醫院、報刊，翻譯和出版書籍，吸收出洋留學生等文化侵略的活動，其中設立學校和出版書籍，對于西學的傳播有較大的影響。
美國傳教士狄考文（CalvinWilsonMateer,1836—1908）1890年在一次傳教士大會上發言，認為：“一個受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支燃着的燭，别的人就要跟着他的光走”，“如果我們要對儒學的地位取而代之，我們就要訓練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學教育他們，使他們能勝過中國的舊式士大夫，從而能取得舊式士大夫所占的統治地位。
”所以，外國傳教士在辦學方面花的力氣很多，到1875年前後，在華的教會學校已有約八百所，學生約二萬人；到1899年，教會學校增至二千所左右，學生增至四萬多人。
其中美國傳教士在辦學方面尤其積極，到八十年代末，在華美國教會學校，已有一千一百多所。
所有的教會學校都把宗教課作為主課，學生還必須參加各種宗教活動。
長期的宗教熏陶和奴化教育，使教會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大抵以教徒為最衆，即有一二稍有智識者，亦大抵濡染西人風習，日以媚外為事，不知愛國為何物，則所選人才，亦僅供外人之使用而已”。
這個記載雖或有所誇張，但說明傳教士在華辦學所起的作用，對西方資本主義侵華活動是十分有利的。
除了宗教說教和奴化教育之外，為了培養能替外國侵略政策服務的人才，并使這些人在知識上超過中國舊式文人，以逐漸擴大在社會上的影響和勢力；同時也為了壟斷從西方傳入的科學知識，把它們納入宗教的軌道，各類教會學校還開設一些近代自然科學或實用科學的課程，盡管為數有限，從而使教會學校出來的人，畢竟受到西學的濡染。
傳教士的譯書和出版活動，對于傳播西學所起的作用，較為明顯。
這方面的活動，尤以廣學會為突出。
廣學會，初名“同文書會”，1887年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