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西學與改良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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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傳教士韋廉臣（A.Williamson,1829—1890）創立于上海，至1892年改稱“廣學會”。
這是近代史上外國在華設立的一個最大的出版機構，其規模和出版圖書數，均遠遠超過京師同文館、江南制造局。
僅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1845—1919，主持廣學會時間達二十五年）一人所譯著的書，大小就有一百多種。
廣學會所翻譯和出版的書刊，除大量屬于宣傳宗教的宣傳品外，發行的《萬國公報》，時間長，流行廣，伴随宗教宣傳也傳播了一些西學知識，在思想上對維新運動頗有影響。
還出版了一些近代數理化和天文、地理、公法、曆史等方面的圖書，其中有代表性和影響較大的，一本是由李提摩太翻譯，于1894年出版的《泰西新史攬要》，另一本是由美國傳教士林樂知（Y．J．Allen,1836—1907）編譯，1896年出版的《中東戰紀本末》。
前者原為英國新聞記者麥墾西（Mackenzie）所著的一部十九世紀的歐洲各國史，記叙了歐美基督教文化和資本主義發展史。
李提摩太在翻譯時，對原著常作歪曲取舍，并在譯者序中攻擊革命，鼓吹中國應“和異國”“敬善人”，亦即向西方侵略者屈服投降。
但此書較詳細地介紹了十九世紀歐美的曆史，對近代中國人了解西方各國有重要作用，因而曾被梁啟超稱為“西史中最佳之書”。
後者彙錄了有關甲午戰争的各種報道，林樂知在書中散布“弱肉強食”的殖民主義論調。
但此書關于甲午戰争的一些觸目驚心的報道，對于當時的中國人，客觀上起了警醒的作用。
早期改良派的出現 直到甲午戰争時，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傳教士，所傳播的上述各種西學，大多還是零星的和粗淺的，有的甚至是歪曲的。
特别是關于西方資産階級啟蒙思想家創立的哲學、政治、倫理等方面的學說，都還沒有翻譯介紹過來（這要到甲午戰争後，才由嚴複系統譯介）。
盡管如此，西學的逐步傳入，仍然對那時的中國人，起了啟迪思想的作用，促使一些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更加迫切地希望學習西方，改革中國的現狀。
這些人便成為早期改良派。
繼龔自珍、林則徐、魏源等人之後，馮桂芬于1861年寫了《校邠廬抗議》一書，進一步闡發改革内政、學習西方的思想。
他針對中國的内外形勢，指出“自強之道，誠不可須臾緩矣”，主張“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亦即在保存封建制度及其綱常倫理的前提下，采用西學和西方一些具體的治國方策來達到自強。
馮桂芬所理解的“諸國富強之術”，内容遠比魏源所指的“夷之長技”廣泛。
他認為，中國當時在“人無棄材”“地無遺利”“君民不隔”“名實必符”和船堅炮利等很多方面，皆“不如夷”。
也就是說，這些皆為“諸國富強之術”，都是中國應當學習和改革的方面。
針對上述情況，馮桂芬提出了範圍廣泛的改革建議，諸如改革科舉、推廣西學、裁汰冗官、簡化律例、發展農桑、聘請外國技師設廠制造船炮，等等。
這些情況表明：馮桂芬的思想，已比鴉片戰争前後地主階級改革派的思想，有了明顯的發展。
他是從地主階級改革派到行将出現的早期資産階級改良派之間的一個過渡性人物。
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起，外國資本主義的對華控制、掠奪大大加強，形勢迫使一些憂國之士更加深入地研究西方富強之道和中國貧弱之因。
七十年代後，中國已産生了民族資本，但是它們在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重重壓制下，難以發展。
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從七十年代中後期起，中國産生了一批要求廣泛地學習西方，改革現行經濟、文化、軍事以至政治，讓資本主義順利發展的人物。
他們的要求，反映了當時新生的民族資本的利益。
他們是早期資産階級改良派。
著名的有王韬、馬建忠、薛福成、鄭觀應、湯震、陳熾、宋育仁、何啟、胡禮垣、宋恕、陳虬、邵作舟等人。
他們多半同外國資本主義，同本國的封建官府和洋務活動接觸較多，對之了解較深，有的本是洋務運動的積極參與者，有的則是封建官吏。
特殊的經曆和地位，使他們對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對洋務運動和整個中國社會的弊病，都有較深的認識，知道中國隻有改革現狀，盡快發展資本主義，才能适應世界大勢。
他們認為，西方富強是因“育才于學堂，論政于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移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這是它們的富強之“體”，即根本或基礎；而洋務派熱衷的“輪船火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即隻是具體的手段，不是根本或基礎。
他們批評洋務派搞的一些東西是“遺其體而求其用”，即忘了西方富強的根本，而隻學了一些皮毛，因此不可能使中國富強。
他們譴責洋務派對民族資本的壓制，其官督商辦是“名為保商
這是近代史上外國在華設立的一個最大的出版機構，其規模和出版圖書數，均遠遠超過京師同文館、江南制造局。
僅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1845—1919，主持廣學會時間達二十五年）一人所譯著的書，大小就有一百多種。
廣學會所翻譯和出版的書刊，除大量屬于宣傳宗教的宣傳品外，發行的《萬國公報》，時間長，流行廣，伴随宗教宣傳也傳播了一些西學知識，在思想上對維新運動頗有影響。
還出版了一些近代數理化和天文、地理、公法、曆史等方面的圖書，其中有代表性和影響較大的，一本是由李提摩太翻譯，于1894年出版的《泰西新史攬要》，另一本是由美國傳教士林樂知（Y．J．Allen,1836—1907）編譯，1896年出版的《中東戰紀本末》。
前者原為英國新聞記者麥墾西（Mackenzie）所著的一部十九世紀的歐洲各國史，記叙了歐美基督教文化和資本主義發展史。
李提摩太在翻譯時，對原著常作歪曲取舍，并在譯者序中攻擊革命，鼓吹中國應“和異國”“敬善人”，亦即向西方侵略者屈服投降。
但此書較詳細地介紹了十九世紀歐美的曆史，對近代中國人了解西方各國有重要作用，因而曾被梁啟超稱為“西史中最佳之書”。
後者彙錄了有關甲午戰争的各種報道，林樂知在書中散布“弱肉強食”的殖民主義論調。
但此書關于甲午戰争的一些觸目驚心的報道，對于當時的中國人，客觀上起了警醒的作用。
早期改良派的出現 直到甲午戰争時，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傳教士，所傳播的上述各種西學，大多還是零星的和粗淺的，有的甚至是歪曲的。
特别是關于西方資産階級啟蒙思想家創立的哲學、政治、倫理等方面的學說，都還沒有翻譯介紹過來（這要到甲午戰争後，才由嚴複系統譯介）。
盡管如此，西學的逐步傳入，仍然對那時的中國人，起了啟迪思想的作用，促使一些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更加迫切地希望學習西方，改革中國的現狀。
這些人便成為早期改良派。
繼龔自珍、林則徐、魏源等人之後，馮桂芬于1861年寫了《校邠廬抗議》一書，進一步闡發改革内政、學習西方的思想。
他針對中國的内外形勢，指出“自強之道，誠不可須臾緩矣”，主張“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亦即在保存封建制度及其綱常倫理的前提下，采用西學和西方一些具體的治國方策來達到自強。
馮桂芬所理解的“諸國富強之術”，内容遠比魏源所指的“夷之長技”廣泛。
他認為，中國當時在“人無棄材”“地無遺利”“君民不隔”“名實必符”和船堅炮利等很多方面，皆“不如夷”。
也就是說，這些皆為“諸國富強之術”，都是中國應當學習和改革的方面。
針對上述情況，馮桂芬提出了範圍廣泛的改革建議，諸如改革科舉、推廣西學、裁汰冗官、簡化律例、發展農桑、聘請外國技師設廠制造船炮，等等。
這些情況表明：馮桂芬的思想，已比鴉片戰争前後地主階級改革派的思想，有了明顯的發展。
他是從地主階級改革派到行将出現的早期資産階級改良派之間的一個過渡性人物。
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起，外國資本主義的對華控制、掠奪大大加強，形勢迫使一些憂國之士更加深入地研究西方富強之道和中國貧弱之因。
七十年代後，中國已産生了民族資本，但是它們在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重重壓制下，難以發展。
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從七十年代中後期起，中國産生了一批要求廣泛地學習西方，改革現行經濟、文化、軍事以至政治，讓資本主義順利發展的人物。
他們的要求，反映了當時新生的民族資本的利益。
他們是早期資産階級改良派。
著名的有王韬、馬建忠、薛福成、鄭觀應、湯震、陳熾、宋育仁、何啟、胡禮垣、宋恕、陳虬、邵作舟等人。
他們多半同外國資本主義，同本國的封建官府和洋務活動接觸較多，對之了解較深，有的本是洋務運動的積極參與者，有的則是封建官吏。
特殊的經曆和地位，使他們對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對洋務運動和整個中國社會的弊病，都有較深的認識，知道中國隻有改革現狀，盡快發展資本主義，才能适應世界大勢。
他們認為，西方富強是因“育才于學堂，論政于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移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這是它們的富強之“體”，即根本或基礎；而洋務派熱衷的“輪船火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即隻是具體的手段，不是根本或基礎。
他們批評洋務派搞的一些東西是“遺其體而求其用”，即忘了西方富強的根本，而隻學了一些皮毛，因此不可能使中國富強。
他們譴責洋務派對民族資本的壓制，其官督商辦是“名為保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