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西學與改良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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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在腐朽的封建統治和外國的壓迫、掠奪下，政治、經濟、軍事、科學、文化等各個領域，都落後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
因此，從鴉片戰争起，向西方學習越來越被認為是使中國擺脫落後挨打的必經之途。
歐洲十六世紀以來的近代學術文化，包括其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推而廣之包括有關西方社會情況的各種知識，亦即所謂的“西學”，便在中國逐步得到傳播。
随着西學的逐漸傳播，一些愛國人士對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曆史和現狀，越發感到中國封建社會的嚴重弊病；中國必須改革，才能跟上世界形勢，發展自己。
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中國産生了民族資本，反映其發展要求的改良思想，也日益擡頭。
那些改良思想家通過著書立說，呼籲向西方學習，革除中國社會的種種弊端，使資本主義在中國得到順利發展。
他們的呼聲到中法戰争前後，形成一股社會思潮，從而成為甲午戰争後變法運動的先聲。
西學的傳播 遠在鴉片戰争前二百多年，西學即已開始傳進中國。
1581年（明萬曆九年），意大利耶稣會士利瑪窦（P．MatthieuRicci,1552—1610）到達中國，他以介紹當時歐洲的數學、天文、地理等一類學科，作為接近中國人的手段之一，并建議羅馬教廷注意派遣有學問的教士來華。
因此，明清之際來華的傳教士，确有一些博學者，他們的譯著，除大量神學書籍外，還有：《幾何原本》前六卷（利瑪窦和中國人徐光啟合譯），首次把歐幾裡得的數學理論介紹到中國；《萬國輿圖》（利瑪窦撰），開始在中國傳播世界分五大洲的學說；《職方外紀》［意大利耶稣會士艾儒略（JulesAleni,1582—1649）撰譯］，這是在中國的最早一部世界各國地理志書；《遠鏡說》〔日耳曼耶稣會士湯若望（JohnAdamSchallvonBall,1591—1666）編著〕，介紹了近代光學；由法國耶稣會士白晉（JoachimBouvet,1656—1730）等人與中國學者合作，曆時十一年完成的中國第一幅四十萬分之一全國地圖《康熙皇輿全圖》，等等。
康熙末年，由于羅馬教廷禁止中國信徒敬天、祭祖和尊孔，幹涉了中國的内政，康熙皇帝下令禁教。
1723年清政府正式下禁教令，1757年更下令實行閉關政策。
這樣，從康熙末年起，特别是雍正以後，西方傳教士在華的人數和活動，都大大減少。
到鴉片戰争前夕，西方傳教士在華的活動又趨積極，這時他們已更直接地為殖民主義侵華服務，像利瑪窦那樣有濃厚宗教氣質的，已不複見了。
同時，清政府長期推行閉關政策的結果，使西方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上半葉迅速發展的學術文化，與中國人隔絕；清朝前期厲行文字獄的結果，又窒息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創造精神。
這樣，中國長期居于世界前列的科技文化，日益落後于西方，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了解，也極為貧乏。
這是中國在鴉片戰争中遭到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鴉片戰争前後，以龔自珍、林則徐、魏源等為代表的愛國者，看到中國封建統治的危機和西方侵略的威脅，主張改革内政，了解西方，學其長處。
中國近代向西方尋找救國救民真理的先驅者洪秀全，也從《勸世良言》學得了西方基督教的某些教義和儀式，創立了“拜上帝教”，作為發動太平天國起義的主要理論武器。
1859年，洪仁玕結合自己在香港時學得的一些外國知識，寫成《資政新篇》，介紹并提倡學習西方先進的經濟和某些政治設施。
這些說明：在西方資本主義侵略的客觀形勢下，鴉片戰争後要求了解西方、學習西方的中國人，漸漸多起來了。
第二次鴉片戰争結束後，清政府為了适應中外交涉和開展洋務運動的需要，1862年在北京設立同文館，次年又在上海設立廣方言館，1864年在廣州也設同文館。
這些主要是培訓外語人才的學校。
在洋務運動開展過程中，各地還陸續開設了一批工藝學校、軍事學校和其他新式學校。
如1865年江南制造局附設機械學校，1866年福州船政局附設的福州船政學堂，1879年設立的天津電報學堂，1880年設立的天津水師學堂，1882年設立的上海電報學堂，1886年設立的天津武備學堂、廣東陸師學堂，1887年設立的廣東水師學堂，1893年設立的天津軍醫學堂，等等。
這些學校，有的一開始就開設一些西方近代自然科學或實用科學的課程。
也有的如京師同文館，雖屬外語學校，後來也增設了外國史地、數理啟蒙、代數、物理、幾何、機器制造、微積分、航海測算、化學、天文測算、國際法和地質礦務等課程，其所學自然科學雖皆淺嘗辄止，但範圍已相當廣泛。
因此，洋務運動期間通過這些新式學校的建立，傳播了較多的西方自然科學知識，以及西方史地、國情等方面的知識。
因此，從鴉片戰争起，向西方學習越來越被認為是使中國擺脫落後挨打的必經之途。
歐洲十六世紀以來的近代學術文化，包括其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推而廣之包括有關西方社會情況的各種知識，亦即所謂的“西學”，便在中國逐步得到傳播。
随着西學的逐漸傳播，一些愛國人士對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曆史和現狀，越發感到中國封建社會的嚴重弊病；中國必須改革，才能跟上世界形勢，發展自己。
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中國産生了民族資本，反映其發展要求的改良思想，也日益擡頭。
那些改良思想家通過著書立說，呼籲向西方學習，革除中國社會的種種弊端，使資本主義在中國得到順利發展。
他們的呼聲到中法戰争前後，形成一股社會思潮，從而成為甲午戰争後變法運動的先聲。
西學的傳播 遠在鴉片戰争前二百多年，西學即已開始傳進中國。
1581年（明萬曆九年），意大利耶稣會士利瑪窦（P．MatthieuRicci,1552—1610）到達中國，他以介紹當時歐洲的數學、天文、地理等一類學科，作為接近中國人的手段之一，并建議羅馬教廷注意派遣有學問的教士來華。
因此，明清之際來華的傳教士，确有一些博學者，他們的譯著，除大量神學書籍外，還有：《幾何原本》前六卷（利瑪窦和中國人徐光啟合譯），首次把歐幾裡得的數學理論介紹到中國；《萬國輿圖》（利瑪窦撰），開始在中國傳播世界分五大洲的學說；《職方外紀》［意大利耶稣會士艾儒略（JulesAleni,1582—1649）撰譯］，這是在中國的最早一部世界各國地理志書；《遠鏡說》〔日耳曼耶稣會士湯若望（JohnAdamSchallvonBall,1591—1666）編著〕，介紹了近代光學；由法國耶稣會士白晉（JoachimBouvet,1656—1730）等人與中國學者合作，曆時十一年完成的中國第一幅四十萬分之一全國地圖《康熙皇輿全圖》，等等。
康熙末年，由于羅馬教廷禁止中國信徒敬天、祭祖和尊孔，幹涉了中國的内政，康熙皇帝下令禁教。
1723年清政府正式下禁教令，1757年更下令實行閉關政策。
這樣，從康熙末年起，特别是雍正以後，西方傳教士在華的人數和活動，都大大減少。
到鴉片戰争前夕，西方傳教士在華的活動又趨積極，這時他們已更直接地為殖民主義侵華服務，像利瑪窦那樣有濃厚宗教氣質的，已不複見了。
同時，清政府長期推行閉關政策的結果，使西方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上半葉迅速發展的學術文化，與中國人隔絕；清朝前期厲行文字獄的結果，又窒息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創造精神。
這樣，中國長期居于世界前列的科技文化，日益落後于西方，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了解，也極為貧乏。
這是中國在鴉片戰争中遭到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鴉片戰争前後，以龔自珍、林則徐、魏源等為代表的愛國者，看到中國封建統治的危機和西方侵略的威脅，主張改革内政，了解西方，學其長處。
中國近代向西方尋找救國救民真理的先驅者洪秀全，也從《勸世良言》學得了西方基督教的某些教義和儀式，創立了“拜上帝教”，作為發動太平天國起義的主要理論武器。
1859年，洪仁玕結合自己在香港時學得的一些外國知識，寫成《資政新篇》，介紹并提倡學習西方先進的經濟和某些政治設施。
這些說明：在西方資本主義侵略的客觀形勢下，鴉片戰争後要求了解西方、學習西方的中國人，漸漸多起來了。
第二次鴉片戰争結束後，清政府為了适應中外交涉和開展洋務運動的需要，1862年在北京設立同文館，次年又在上海設立廣方言館，1864年在廣州也設同文館。
這些主要是培訓外語人才的學校。
在洋務運動開展過程中，各地還陸續開設了一批工藝學校、軍事學校和其他新式學校。
如1865年江南制造局附設機械學校，1866年福州船政局附設的福州船政學堂，1879年設立的天津電報學堂，1880年設立的天津水師學堂，1882年設立的上海電報學堂，1886年設立的天津武備學堂、廣東陸師學堂，1887年設立的廣東水師學堂，1893年設立的天津軍醫學堂，等等。
這些學校，有的一開始就開設一些西方近代自然科學或實用科學的課程。
也有的如京師同文館，雖屬外語學校，後來也增設了外國史地、數理啟蒙、代數、物理、幾何、機器制造、微積分、航海測算、化學、天文測算、國際法和地質礦務等課程，其所學自然科學雖皆淺嘗辄止，但範圍已相當廣泛。
因此，洋務運動期間通過這些新式學校的建立，傳播了較多的西方自然科學知識，以及西方史地、國情等方面的知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