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天國的悲壯結束
關燈
小
中
大
1861年後，清朝封建統治者和外國侵略者互相勾結，共同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太平天國方面則政治危機日深，軍事形勢日惡。
面對逆境，太平天國廣大将士不屈不撓地頑強抗擊中外敵人，堅持鬥争，最後終于悲壯地失敗了。
内部危機加深 安慶失守前後，太平天國政治上的危機日益嚴重，洪秀全找不到别的武器，來代替已威信大降的拜上帝教理論，也始終沒有從天京變亂等一系列挫折中完全振奮起來。
相反，面對人心不振、将領抗命等現象，他更沉溺于宗教和迷信了。
1861年3月，他把太平天國改名為“上帝天國”，旋又易名“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又規定在軍、民等之前都加上“天”字，諸如天朝、天軍、天民、天官、天将等；還下诏強調“爺、哥、朕、幼坐朝廷”，即強調太平天國一切權力歸爺（天父）、哥（天兄）、朕（洪秀全）、幼（洪秀全之子）專有。
這種改國名和加強宗教色彩的辦法，當然無補于實際政治狀況。
在面對各種矛盾而束手無策之下，洪秀全動辄用“天話責人”，經常“言天說地，并不以國為事”。
他沉溺于迷信中已不能自拔了。
與此同時，隊伍内結黨營私、貪贓枉法、紀律敗壞等現象已很嚴重。
洪仁玕主政後力圖整頓，但沒有成效。
他參加革命太遲，沒有戰功，威信不著，加以沒有得力助手，孤掌難鳴。
洪秀全受人挑唆，對洪仁玕一度不予信任，在安慶失守後，将他與陳玉成一道革職，重新起用不得人心的洪仁發、洪仁達和林紹璋等人。
這些人重主朝政後，賣官鬻爵、賄賂公行，日甚一日。
接着，洪秀全又濫封王爵，大批無才無德的人，通過行賄等手法，被封為王。
到1864年7月，太平天國已有二千七百多個王，嚴重破壞了前期選賢任能的政策，造成朝政混亂，賞罰颠倒，以及擁兵自重等情況惡性大發展。
随着朝政的混亂，紀律敗壞的現象日益嚴重。
陳玉成犧牲後握有太平天國最大兵力的李秀成，擁有七八十萬官兵，但其中絕大部分是他進軍江西、湖北和攻取蘇、浙時，才擴充的，包括很多會黨分子、土匪、地痞，以至清軍的敗兵降将。
其紀律比太平軍老戰士相差甚遠，嚴重影響了太平軍的名聲和戰鬥力。
李秀成在蘇、浙地區推行“招降一切”的政策，使得各地反動勢力得以保存，以至受到保護，進行猖狂的破壞。
例如，浙江諸暨包村的大地主包立身，糾集地主武裝一兩萬人，盤踞包村半年多，與太平軍頑抗；蘇州永昌地主徐佩瑗，在蘇州、常熟之間有水陸勇幾千人，與附近地主武裝勾串，一呼四應，不下數萬人；江浙水網地區還有地主、流氓、土匪等組成的“槍船”武裝進行活動，等等。
這些地方勢力，有的公然武力對抗太平天國，有的表面應酬，暗中與清朝官方聯絡，充當内線，或拉攏、腐蝕太平天國官員，策動叛亂。
同時，他們還在農村燒殺搶掠，欺壓農民，脅迫農民參加地主武裝，擾亂太平天國後方。
與上述情況相應，太平天國一些高級官員意志衰退，生活腐化。
李秀成和他的“左右之手”納王郜永寬，以及主管常熟軍政的錢桂仁、駱國忠，主管蘇州政事的熊萬荃等人，都擁有大量私财。
李秀成在蘇州和天京皆有華麗的王府。
天國政治上的衰敗，加速了運動的最終失敗。
蘇浙戰場瓦解 1861年祺祥政變後，清政府進一步重用曾國藩，任命他統轄蘇、浙、皖、贛四省軍務，節制四省各級文武官員。
1862年1月底，又授以“協辦大學士”銜。
曾國藩受到大用後，布置了三路夾擊太平天國的戰略：曾國荃率湘軍主力由安慶沿江東下，主攻天京；左宗棠率另一部湘軍進攻浙江；李鴻章率淮軍從上海西犯蘇南地區。
左宗棠（1812—1885年），湖南湘陰人，舉人出身，1860年率湘軍五千人赴江西和皖南，與太平軍作戰，1862年2月受任浙江巡撫，率湘軍入浙。
李鴻章（1823—1901年），安徽合肥人，進士出身，青年時從學于曾國藩，後回安徽辦團練。
1861年，他在原淮南團練基礎上，仿湘軍模式，糾集一幫安徽地主，組成七千人的淮軍，1862年4月起，由上海反動官紳雇英國輪船從安慶運到上海。
不久，清廷任李鴻章為江蘇巡撫。
他在上海勾結和依靠外國侵略者，淮軍很快發展為中國近代繼湘軍之後的又一支最大的地主武裝。
在上海和浙江的外國侵略軍，也在這時公開與清軍一起，向太平軍瘋狂進攻。
1862年1月，太平軍借克複浙江的威勢，第二次進軍上海。
李秀成諄谕上海軍民，要求在滬外國人與太平軍“兩不相擾”，但當太平軍向上海進軍前夕，上海清朝地方政府與在滬外國侵略者，于1月3日成立“中外會防公所”，為
面對逆境，太平天國廣大将士不屈不撓地頑強抗擊中外敵人，堅持鬥争，最後終于悲壯地失敗了。
内部危機加深 安慶失守前後，太平天國政治上的危機日益嚴重，洪秀全找不到别的武器，來代替已威信大降的拜上帝教理論，也始終沒有從天京變亂等一系列挫折中完全振奮起來。
相反，面對人心不振、将領抗命等現象，他更沉溺于宗教和迷信了。
1861年3月，他把太平天國改名為“上帝天國”，旋又易名“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又規定在軍、民等之前都加上“天”字，諸如天朝、天軍、天民、天官、天将等；還下诏強調“爺、哥、朕、幼坐朝廷”，即強調太平天國一切權力歸爺（天父）、哥（天兄）、朕（洪秀全）、幼（洪秀全之子）專有。
這種改國名和加強宗教色彩的辦法，當然無補于實際政治狀況。
在面對各種矛盾而束手無策之下，洪秀全動辄用“天話責人”，經常“言天說地，并不以國為事”。
他沉溺于迷信中已不能自拔了。
與此同時，隊伍内結黨營私、貪贓枉法、紀律敗壞等現象已很嚴重。
洪仁玕主政後力圖整頓，但沒有成效。
他參加革命太遲，沒有戰功，威信不著，加以沒有得力助手，孤掌難鳴。
洪秀全受人挑唆，對洪仁玕一度不予信任，在安慶失守後，将他與陳玉成一道革職，重新起用不得人心的洪仁發、洪仁達和林紹璋等人。
這些人重主朝政後，賣官鬻爵、賄賂公行，日甚一日。
接着，洪秀全又濫封王爵，大批無才無德的人，通過行賄等手法，被封為王。
到1864年7月，太平天國已有二千七百多個王，嚴重破壞了前期選賢任能的政策，造成朝政混亂，賞罰颠倒，以及擁兵自重等情況惡性大發展。
随着朝政的混亂，紀律敗壞的現象日益嚴重。
陳玉成犧牲後握有太平天國最大兵力的李秀成，擁有七八十萬官兵，但其中絕大部分是他進軍江西、湖北和攻取蘇、浙時，才擴充的，包括很多會黨分子、土匪、地痞，以至清軍的敗兵降将。
其紀律比太平軍老戰士相差甚遠，嚴重影響了太平軍的名聲和戰鬥力。
李秀成在蘇、浙地區推行“招降一切”的政策，使得各地反動勢力得以保存，以至受到保護，進行猖狂的破壞。
例如，浙江諸暨包村的大地主包立身，糾集地主武裝一兩萬人，盤踞包村半年多，與太平軍頑抗；蘇州永昌地主徐佩瑗，在蘇州、常熟之間有水陸勇幾千人，與附近地主武裝勾串，一呼四應，不下數萬人；江浙水網地區還有地主、流氓、土匪等組成的“槍船”武裝進行活動，等等。
這些地方勢力，有的公然武力對抗太平天國，有的表面應酬，暗中與清朝官方聯絡，充當内線，或拉攏、腐蝕太平天國官員，策動叛亂。
同時，他們還在農村燒殺搶掠，欺壓農民，脅迫農民參加地主武裝，擾亂太平天國後方。
與上述情況相應，太平天國一些高級官員意志衰退，生活腐化。
李秀成和他的“左右之手”納王郜永寬，以及主管常熟軍政的錢桂仁、駱國忠，主管蘇州政事的熊萬荃等人，都擁有大量私财。
李秀成在蘇州和天京皆有華麗的王府。
天國政治上的衰敗，加速了運動的最終失敗。
蘇浙戰場瓦解 1861年祺祥政變後，清政府進一步重用曾國藩，任命他統轄蘇、浙、皖、贛四省軍務，節制四省各級文武官員。
1862年1月底，又授以“協辦大學士”銜。
曾國藩受到大用後，布置了三路夾擊太平天國的戰略：曾國荃率湘軍主力由安慶沿江東下，主攻天京；左宗棠率另一部湘軍進攻浙江；李鴻章率淮軍從上海西犯蘇南地區。
左宗棠（1812—1885年），湖南湘陰人，舉人出身，1860年率湘軍五千人赴江西和皖南，與太平軍作戰，1862年2月受任浙江巡撫，率湘軍入浙。
李鴻章（1823—1901年），安徽合肥人，進士出身，青年時從學于曾國藩，後回安徽辦團練。
1861年，他在原淮南團練基礎上，仿湘軍模式，糾集一幫安徽地主，組成七千人的淮軍，1862年4月起，由上海反動官紳雇英國輪船從安慶運到上海。
不久，清廷任李鴻章為江蘇巡撫。
他在上海勾結和依靠外國侵略者，淮軍很快發展為中國近代繼湘軍之後的又一支最大的地主武裝。
在上海和浙江的外國侵略軍，也在這時公開與清軍一起，向太平軍瘋狂進攻。
1862年1月，太平軍借克複浙江的威勢，第二次進軍上海。
李秀成諄谕上海軍民，要求在滬外國人與太平軍“兩不相擾”，但當太平軍向上海進軍前夕，上海清朝地方政府與在滬外國侵略者，于1月3日成立“中外會防公所”，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