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小天堂”的理想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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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了農民小生産者要求擴大和改善自己經濟、發展自己财産的願望，因此，這個方案又是空想的，行不通的。
《天朝田畝制度》關于建立鄉官制度的規定，在太平天國占領區是較為普遍地實行了的，在建都天京後所攻克的地區，大多皆令州縣編造戶冊，各就本鄉推舉各級鄉官，執行征調和政教等任務。
如安徽潛山縣産生過六個軍帥、十八個師帥、七十二個旅帥。
但《天朝田畝制度》最重要的内容，即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卻沒有實行，這是由于無論從當時的戰争環境，或是從土地與人口分布的複雜性，以及從《天朝田畝制度》所規定的分田辦法之脫離實際（例如各地糧食品種很不一緻，怎能以産糧數劃分九等土地？各地人口疏密很不一緻，如何“豐荒相通”？人口在不斷增減，其增減以後的土地從哪去領或交歸誰？等等，或者沒有規定，或者規定不科學），決定了它是無法實行的。
對于農民生産和生活的其他規定，包括每個“兩”設一國庫，設一禮拜堂，每家種桑及畜養雞、豬，收獲除口糧外皆繳國庫等等，亦均未實行。
天國的内政與外交 太平天國實際施行的各項政策，較重要的有下述各項。
土地政策《天朝田畝制度》按人口平分土地的規定既然沒有實行，而太平天國必須有糧饷的穩定來源，因此，至遲到1854年夏秋之間，便由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聯奏提出，由洪秀全批準，太平天國正式在自己控制的安徽、江西地區，實行“照舊交糧納稅”的政策，亦即沿用清朝舊章，向地主、自耕農按土地畝數征收田賦。
其辦法一般是先由鄉官稽查一軍之地共有田畝若幹，以種一石終歲折交錢一千文、米三石六鬥核算，注于冊籍，每年分征二次，夏熟征銀，秋熟征糧，其手續較清政府簡便，賦稅本身亦輕得多，且去除了各種浮收、勒索等弊政。
要地主向太平天國“照舊交糧納稅”，就等于承認地主對土地的所有權，允許其繼續向佃農收租。
太平天國前期在主要占領區湖北、安徽、江西三省，所行的便是如此。
後期在蘇、浙地區，也允許地主照舊收租，并未改變土地占有關系，隻一部分地區因地主逃亡，冊籍散失等原因，改向佃農征收錢糧。
盡管太平天國并未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但還是在多方面體現了《天朝田畝制度》中的反封建精神，打擊了地主階級，保護了農民利益。
這主要反映在：一是沒收了一部分地主、官僚和寺院、庵觀的土地歸公。
先是在天京城内，沒收了居民包括土地在内的全部私産，由天朝政府管理，其中當然也包括了地主所有的土地。
後又在天京以外，也在所克地區，沒收官僚的土地。
如克常熟時，将翁、龐、楊、王等大官僚地主的田地盡行沒收，交農民耕種。
有的地方，太平軍還将地主的租米沒收充公。
二是支持農民對地主抗租和減租的鬥争。
在太平軍打擊下，很多地主逃亡，原來的佃農就可不必向地主繳租；有的地區即使地主不逃，但農民拒絕向其繳租，如天京城外三十裡的陳墟橋蔡村，農民在向太平天國繳納錢糧後，就不複交田主糧。
1862年，江蘇吳江太平天國當局還将“田憑”發給佃農，“領憑後，租田概作自産，農民竊喜”。
有的地方，如無錫的佃農，将租田當自産，不向地主交租。
事實說明了太平天國不僅在前期，而且在後期，一般是支持農民向地主拒繳或少繳地租的。
不過，後期有些地方也出現太平天國地方當局支持地主向農民收租的情況。
商業政策太平天國按照“天下一切财富都是上帝創造”的教旨，一度宣布廢除商業。
執行中因障礙重重，幾經修改，以後就定為：在天京城内和其他太平軍防守的重要城池禁止設店之外，允許而且鼓勵商人在天京城外和其他州縣城外自由經商。
為此，太平天國還在1854年6月頒行銀錢、大錢、小錢三種錢币（後兩種為銅币），并在水陸要道設關收稅。
太平天國規定，開店者必須先向政府領取“商憑”。
政府在發給商憑之前，先要稽查商人所報的資本。
商憑上載明了商人應予遵守的紀律和道德。
例如在《金匮黃興和頭繩花布店商憑》上，就有“一切貨物，務須公平交易，既不得奇貨自居，亦不得高擡市價”，“無論大小貿易，概須至公至正，無黨無偏”，等等，體現了保障消費者利益，也給商人正當好處，以繁榮經濟的精神。
太平天國還經常用船運淮鹽到湖北各地，廉價出售，并運回當地布匹，到安徽、江蘇廉價出售，便利了境内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供應。
對于中外貿易，太平天國也積極提倡，但嚴禁鴉片，
《天朝田畝制度》關于建立鄉官制度的規定，在太平天國占領區是較為普遍地實行了的，在建都天京後所攻克的地區，大多皆令州縣編造戶冊，各就本鄉推舉各級鄉官，執行征調和政教等任務。
如安徽潛山縣産生過六個軍帥、十八個師帥、七十二個旅帥。
但《天朝田畝制度》最重要的内容，即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卻沒有實行，這是由于無論從當時的戰争環境，或是從土地與人口分布的複雜性，以及從《天朝田畝制度》所規定的分田辦法之脫離實際（例如各地糧食品種很不一緻，怎能以産糧數劃分九等土地？各地人口疏密很不一緻，如何“豐荒相通”？人口在不斷增減，其增減以後的土地從哪去領或交歸誰？等等，或者沒有規定，或者規定不科學），決定了它是無法實行的。
對于農民生産和生活的其他規定，包括每個“兩”設一國庫，設一禮拜堂，每家種桑及畜養雞、豬，收獲除口糧外皆繳國庫等等，亦均未實行。
天國的内政與外交 太平天國實際施行的各項政策，較重要的有下述各項。
土地政策《天朝田畝制度》按人口平分土地的規定既然沒有實行，而太平天國必須有糧饷的穩定來源，因此，至遲到1854年夏秋之間，便由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聯奏提出，由洪秀全批準，太平天國正式在自己控制的安徽、江西地區，實行“照舊交糧納稅”的政策，亦即沿用清朝舊章，向地主、自耕農按土地畝數征收田賦。
其辦法一般是先由鄉官稽查一軍之地共有田畝若幹，以種一石終歲折交錢一千文、米三石六鬥核算，注于冊籍，每年分征二次，夏熟征銀，秋熟征糧，其手續較清政府簡便，賦稅本身亦輕得多，且去除了各種浮收、勒索等弊政。
要地主向太平天國“照舊交糧納稅”，就等于承認地主對土地的所有權，允許其繼續向佃農收租。
太平天國前期在主要占領區湖北、安徽、江西三省，所行的便是如此。
後期在蘇、浙地區，也允許地主照舊收租，并未改變土地占有關系，隻一部分地區因地主逃亡，冊籍散失等原因，改向佃農征收錢糧。
盡管太平天國并未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但還是在多方面體現了《天朝田畝制度》中的反封建精神，打擊了地主階級，保護了農民利益。
這主要反映在：一是沒收了一部分地主、官僚和寺院、庵觀的土地歸公。
先是在天京城内，沒收了居民包括土地在内的全部私産，由天朝政府管理，其中當然也包括了地主所有的土地。
後又在天京以外，也在所克地區，沒收官僚的土地。
如克常熟時，将翁、龐、楊、王等大官僚地主的田地盡行沒收，交農民耕種。
有的地方，太平軍還将地主的租米沒收充公。
二是支持農民對地主抗租和減租的鬥争。
在太平軍打擊下，很多地主逃亡，原來的佃農就可不必向地主繳租；有的地區即使地主不逃，但農民拒絕向其繳租，如天京城外三十裡的陳墟橋蔡村，農民在向太平天國繳納錢糧後，就不複交田主糧。
1862年，江蘇吳江太平天國當局還将“田憑”發給佃農，“領憑後，租田概作自産，農民竊喜”。
有的地方，如無錫的佃農，将租田當自産，不向地主交租。
事實說明了太平天國不僅在前期，而且在後期，一般是支持農民向地主拒繳或少繳地租的。
不過，後期有些地方也出現太平天國地方當局支持地主向農民收租的情況。
商業政策太平天國按照“天下一切财富都是上帝創造”的教旨，一度宣布廢除商業。
執行中因障礙重重，幾經修改，以後就定為：在天京城内和其他太平軍防守的重要城池禁止設店之外，允許而且鼓勵商人在天京城外和其他州縣城外自由經商。
為此，太平天國還在1854年6月頒行銀錢、大錢、小錢三種錢币（後兩種為銅币），并在水陸要道設關收稅。
太平天國規定，開店者必須先向政府領取“商憑”。
政府在發給商憑之前，先要稽查商人所報的資本。
商憑上載明了商人應予遵守的紀律和道德。
例如在《金匮黃興和頭繩花布店商憑》上，就有“一切貨物，務須公平交易，既不得奇貨自居，亦不得高擡市價”，“無論大小貿易，概須至公至正，無黨無偏”，等等，體現了保障消費者利益，也給商人正當好處，以繁榮經濟的精神。
太平天國還經常用船運淮鹽到湖北各地，廉價出售，并運回當地布匹，到安徽、江蘇廉價出售，便利了境内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供應。
對于中外貿易，太平天國也積極提倡，但嚴禁鴉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