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被震撼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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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股潮流在互相激蕩。
人民群衆不但與英夷為仇雠，而且與官府為冰炭。
就在廣州反入城鬥争的怒潮高漲之時，以兩廣、湖南為中心的全國各地區、各民族人民的反清起義，也風起雲湧。
延續兩年的對英作戰，清政府支出戰費七千萬兩。
戰後，英國又勒索賠款二千一百萬元。
龐大的戰費和賠款，都被清政府用加緊搜括、催征錢糧的辦法，轉嫁到勞動人民頭上。
鴉片和洋貨的大量輸入，使白銀外流和銀貴錢賤的老問題越來越嚴重。
按直隸甯津縣大柳鎮統泰昇記商店的賬冊記錄統計，如以1821年銀一兩平均兌錢一千二百六十六點五文為指數一百，那麼，1843—1850年間的比價為： 銀兩愈貴，農民和手工業者的賦稅負擔愈沉重。
這一點，連曾國藩在1852年2月的一份奏折中也提道：“東南産米之區，大率石米賣錢三千”，“昔日兩銀換錢一千，則石米得銀三兩；今日兩銀換錢二千，則石米僅得銀一兩五錢。
昔日賣米三鬥，輸一畝之課而有餘；今日賣米六鬥，輸一畝之課而不足”。
農民收入減少，支出倍增，生活艱難，勢必加速貧困破産的進程。
兇如惡狼的官吏，對人民進行敲骨吸髓的壓榨。
江浙一帶，漕賦一石，經過官吏層層攤派勒索，浮收至二石五六鬥；湖南官吏，“合黨分肥”，巧立名目，“不飽不放”。
大戶更将賦稅轉嫁，“剜小戶之肉，補大戶之瘡”，使小農不堪重負。
貧富分化愈急劇，土地兼并愈嚴重。
據直隸、江蘇、浙江、山西、湖北、陝西、山東、河南、江西、福建、廣東、廣西以及東北地區的材料分析，當時全國土地有百分之四十到八十集中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的少數人手中，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九十的多數人，則沒有土地。
廣西素稱“地瘠民貧”，據1851年統計，每人平均隻有耕地一畝一分多；而且耕地絕大部分掌握在地主手裡。
戰費與賠款的轉嫁，銀貴錢賤的壓榨，賦稅徭役的重擔，官府衙門的貪索，以及大批農民的喪失土地，大量遊民的失業流亡，這一切，就使中國社會固有的封建主義和農民大衆的矛盾空前激化了。
與此同時，“英國的大炮破壞了中國皇帝的威權”，在人民眼裡，皇權開始失去昔日神聖的靈光圈。
廣大農民再也不能忍受封建階級的統治，一份起義告示（《萬大洪告示》）尖銳地指出：“天下貪官，甚于強盜，衙門污吏，何異虎狼”；在“無道昏君”統治下，“富貴者縱惡不究，貧賤者有冤莫伸”；“民之财盡矣，民之苦極矣！”除了起來反抗，已經無路可走了。
各地農民紛紛揭竿起義，少數民族也群起反清。
僅據《清實錄》道光朝、鹹豐朝資料統計：從1842年起，到太平天國革命前夜的1850年為止，全國大小武裝起義和暴動事件，即有九十二起之多。
其中，規模和影響較大的有： 1842年1月，湖北崇陽锺人傑聚衆二三千人起義，攻占崇陽、通城二縣，殺死縣官，立“锺勤王”名号，豎“都督大元帥”紅旗，并“開倉散谷”“制造軍器”，攻打附近城邑。
起義隊伍堅持鬥争一個多月，後被殘酷鎮壓。
8月，撚黨首領馬宗禹率衆起義，轉戰江蘇、安徽、河南三省。
1843年3月，雲南騰越彜人刀承緒聚衆千餘人抗清。
7月，湖南武崗曾如炷率衆起義，阻止地主運米出境，并将追捕他們的知州徐光弼殺死。
1844年5月，台灣嘉義洪協、郭崇高等聚衆二千餘人，與清軍接戰六次。
7月，湖南耒陽農民陽大鵬等千餘人，因反對知縣加征錢糧、扣押百姓，憤起“持械攻城，拒傷官兵”。
1845年7月，西甯金羊嶺地方藏民二千餘人暴動，殺死清總兵慶和。
清廷先後調兵五千餘人前往鎮壓，屢被挫敗，甘肅提督胡超因此而被革職。
8月，廣東香山、新會、順德、南海、番禺、東莞、三水等縣，三合會數萬人結黨聚會，劫富濟貧。
11月，雲南永昌府回民起義，擊斃清軍武官朱曰恭等；次年夏，起義回民進入各府州縣，川陝回民亦相率而至。
10月，雲貴總督賀長齡因“謬妄無能”，丢掉了烏紗帽。
1846年11月，湖南東安縣王棕獻起義，“制造旗幟器械，拒捕傷兵”。
1847年9月，新疆維吾爾族人民起兵抗清，10月，攻破喀什噶爾城。
清廷授布彥泰為定西将軍，奕山為參贊大臣，調大軍萬餘前往鎮壓。
起義曆時兩個多月，打死涼州營守備馬興魁等，最後失敗。
11月，在湖南新甯與廣西全州交界處，爆發了震撼湘桂的雷再浩、李世得起義。
雷再浩是新甯縣黃坡峒瑤民，他與漢人李世得“糾黨結會”，立将軍旗号，攻打新甯、全州等地。
12月，李世得戰死，雷再浩率起義軍轉入山内堅持鬥争。
年底，清軍夥同當地以江忠源為首的地主武裝，截路斷糧，分路攻擊，雷再浩不幸被捕。
餘部伏藏深岩絕洞，遊擊無定，伺機出擊。
1848年1月，湖南道州李魔旺率衆攻入廣西灌陽。
湖南乾州廳苗民群起抗租。
廣東欽州和廣西賓州、橫山等地，天地會紛紛起事。
廣東高要人張嘉祥（後改名張國梁），在廣西賓州聚衆暴動。
1849年，廣西大旱，江蘇、浙江、安徽、湖北等省嚴重水災，江西、湖南各地鬧災。
9月，江蘇常州府、蘇州府各有饑民數百人暴動。
12月，湖南新甯李沅發，率衆二千餘人反清，為雷再浩報仇。
起義軍占領新甯縣城，殺知縣，毀衙署，砸監獄，并與廣西各地會黨聯系，抗拒官兵。
清廷大震，急令湖廣總督裕泰、湖南巡撫馮德馨調兵圍城。
1850年1月11日，清軍用地雷轟開城角，李沅發率隊突圍轉戰于湘、桂、黔三省邊界崇山峻嶺之中。
起義軍“東奔西突”，襲擊清軍，打死廣西參将瑪隆阿，聲勢大壯。
面對清軍優勢兵力，李沅發毫不畏怯，率部進行大小戰鬥十餘次。
湖南提督英俊、巡撫馮德馨，相繼丢官。
6月，起義隊伍在新甯金峰嶺地區失敗，李沅發負傷跌落崖澗被捕。
1850年，各地農民起義的風暴愈演愈烈。
據内閣侍讀學士董瀛山奏報，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安徽、湖北、陝西、四川、江西、廣東、湖南、廣西各水陸交界之區，都有起義隊伍。
廣西是風暴中心，天地會打起“官逼民反”“劫富濟貧”“反清複明”的旗号，到處起兵。
剛剛坐上皇位的鹹豐皇帝，憂心忡忡地宣稱：“若不及早撲滅，勢恐滋蔓難圖。
”特别是在廣西修仁、荔浦爆發的陳亞貴起義，攻城略地，轉戰兩月有餘，攪得清政府手忙腳亂。
鹹豐皇帝從貴州、湖南、雲南各省調兵六千餘人，派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向榮為廣西提督，星馳就道，妄圖将廣西起義一舉蕩平。
然而，烈焰四起撲不滅，吓得鹹豐皇帝連連查問，遍及廣西全省的農民起義，“是否各股絕不相謀，抑有總頭目為之号召？何以四處搶掠，同時并發，究竟起于何時何地？” 封建時代，各級地方官員害怕受皇帝處分或上峰申斥，對風起雲湧的農民起義和暴動事件，往往隐匿不報或彌縫粉刷；對已報事件，也常常虛報戰績，冒功請賞。
上引《清實錄》中有關農民起義、人民暴動的記載，是很不完全的。
綜合分析這九十二次起義暴動，有如下幾個特點： 從發展趨勢看，1842年十次，1843年四次，1844年九次，1845年九次，1846年六次，1847年八次，1848年十次，1849年十三次，1850年高達二十三次。
明顯的軌迹是，鴉片戰争以後，随着社會矛盾的激化，農民起義日趨頻繁，規模越來越大，特别是1847—1850年，農民起義更以暴風驟雨之勢迅猛發展。
從分布地區看，内地十八省和伊犁、西甯地區，到處都有反清義旗；特别是1847—1850年間，兩廣、湖南鼓角相聞，爆發二十五次起義，廣西更成為全國農民起義的中心。
從民族構成看，廣大漢族農民是主體，但回、藏、彜、苗、瑤、維吾爾、厄魯特等少數民族人民，也各自投入反清鬥争。
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才可能形成以太平天國革命為主流的中華民族各族人民的起義洪流。
從組織領導看，大多數反清鬥争由會黨發動，其中又以“反清複明”為宗旨的天地會勢力最大，會員遍布長江流域和南方各省，山山冒煙、處處起火的廣西，就是以它為核心的。
唯其山堂林立，各自為戰，雖有聯絡，不相節制，缺乏統一的領導和明确的目标，故随起随落，不能彙成沖垮清王朝的巨流。
人民群衆不但與英夷為仇雠，而且與官府為冰炭。
就在廣州反入城鬥争的怒潮高漲之時，以兩廣、湖南為中心的全國各地區、各民族人民的反清起義，也風起雲湧。
延續兩年的對英作戰，清政府支出戰費七千萬兩。
戰後，英國又勒索賠款二千一百萬元。
龐大的戰費和賠款，都被清政府用加緊搜括、催征錢糧的辦法，轉嫁到勞動人民頭上。
鴉片和洋貨的大量輸入，使白銀外流和銀貴錢賤的老問題越來越嚴重。
按直隸甯津縣大柳鎮統泰昇記商店的賬冊記錄統計，如以1821年銀一兩平均兌錢一千二百六十六點五文為指數一百，那麼，1843—1850年間的比價為： 銀兩愈貴，農民和手工業者的賦稅負擔愈沉重。
這一點，連曾國藩在1852年2月的一份奏折中也提道：“東南産米之區，大率石米賣錢三千”，“昔日兩銀換錢一千，則石米得銀三兩；今日兩銀換錢二千，則石米僅得銀一兩五錢。
昔日賣米三鬥，輸一畝之課而有餘；今日賣米六鬥，輸一畝之課而不足”。
農民收入減少，支出倍增，生活艱難，勢必加速貧困破産的進程。
兇如惡狼的官吏，對人民進行敲骨吸髓的壓榨。
江浙一帶，漕賦一石，經過官吏層層攤派勒索，浮收至二石五六鬥；湖南官吏，“合黨分肥”，巧立名目，“不飽不放”。
大戶更将賦稅轉嫁，“剜小戶之肉，補大戶之瘡”，使小農不堪重負。
貧富分化愈急劇，土地兼并愈嚴重。
據直隸、江蘇、浙江、山西、湖北、陝西、山東、河南、江西、福建、廣東、廣西以及東北地區的材料分析，當時全國土地有百分之四十到八十集中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的少數人手中，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九十的多數人，則沒有土地。
廣西素稱“地瘠民貧”，據1851年統計，每人平均隻有耕地一畝一分多；而且耕地絕大部分掌握在地主手裡。
戰費與賠款的轉嫁，銀貴錢賤的壓榨，賦稅徭役的重擔，官府衙門的貪索，以及大批農民的喪失土地，大量遊民的失業流亡，這一切，就使中國社會固有的封建主義和農民大衆的矛盾空前激化了。
與此同時，“英國的大炮破壞了中國皇帝的威權”，在人民眼裡，皇權開始失去昔日神聖的靈光圈。
廣大農民再也不能忍受封建階級的統治，一份起義告示（《萬大洪告示》）尖銳地指出：“天下貪官，甚于強盜，衙門污吏，何異虎狼”；在“無道昏君”統治下，“富貴者縱惡不究，貧賤者有冤莫伸”；“民之财盡矣，民之苦極矣！”除了起來反抗，已經無路可走了。
各地農民紛紛揭竿起義，少數民族也群起反清。
僅據《清實錄》道光朝、鹹豐朝資料統計：從1842年起，到太平天國革命前夜的1850年為止，全國大小武裝起義和暴動事件，即有九十二起之多。
其中，規模和影響較大的有： 1842年1月，湖北崇陽锺人傑聚衆二三千人起義，攻占崇陽、通城二縣，殺死縣官，立“锺勤王”名号，豎“都督大元帥”紅旗，并“開倉散谷”“制造軍器”，攻打附近城邑。
起義隊伍堅持鬥争一個多月，後被殘酷鎮壓。
8月，撚黨首領馬宗禹率衆起義，轉戰江蘇、安徽、河南三省。
1843年3月，雲南騰越彜人刀承緒聚衆千餘人抗清。
7月，湖南武崗曾如炷率衆起義，阻止地主運米出境，并将追捕他們的知州徐光弼殺死。
1844年5月，台灣嘉義洪協、郭崇高等聚衆二千餘人，與清軍接戰六次。
7月，湖南耒陽農民陽大鵬等千餘人，因反對知縣加征錢糧、扣押百姓，憤起“持械攻城，拒傷官兵”。
1845年7月，西甯金羊嶺地方藏民二千餘人暴動，殺死清總兵慶和。
清廷先後調兵五千餘人前往鎮壓，屢被挫敗，甘肅提督胡超因此而被革職。
8月，廣東香山、新會、順德、南海、番禺、東莞、三水等縣，三合會數萬人結黨聚會，劫富濟貧。
11月，雲南永昌府回民起義，擊斃清軍武官朱曰恭等；次年夏，起義回民進入各府州縣，川陝回民亦相率而至。
10月，雲貴總督賀長齡因“謬妄無能”，丢掉了烏紗帽。
1846年11月，湖南東安縣王棕獻起義，“制造旗幟器械，拒捕傷兵”。
1847年9月，新疆維吾爾族人民起兵抗清，10月，攻破喀什噶爾城。
清廷授布彥泰為定西将軍，奕山為參贊大臣，調大軍萬餘前往鎮壓。
起義曆時兩個多月，打死涼州營守備馬興魁等，最後失敗。
11月，在湖南新甯與廣西全州交界處，爆發了震撼湘桂的雷再浩、李世得起義。
雷再浩是新甯縣黃坡峒瑤民，他與漢人李世得“糾黨結會”，立将軍旗号，攻打新甯、全州等地。
12月，李世得戰死，雷再浩率起義軍轉入山内堅持鬥争。
年底，清軍夥同當地以江忠源為首的地主武裝，截路斷糧，分路攻擊，雷再浩不幸被捕。
餘部伏藏深岩絕洞，遊擊無定，伺機出擊。
1848年1月，湖南道州李魔旺率衆攻入廣西灌陽。
湖南乾州廳苗民群起抗租。
廣東欽州和廣西賓州、橫山等地，天地會紛紛起事。
廣東高要人張嘉祥（後改名張國梁），在廣西賓州聚衆暴動。
1849年，廣西大旱，江蘇、浙江、安徽、湖北等省嚴重水災，江西、湖南各地鬧災。
9月，江蘇常州府、蘇州府各有饑民數百人暴動。
12月，湖南新甯李沅發，率衆二千餘人反清，為雷再浩報仇。
起義軍占領新甯縣城，殺知縣，毀衙署，砸監獄，并與廣西各地會黨聯系，抗拒官兵。
清廷大震，急令湖廣總督裕泰、湖南巡撫馮德馨調兵圍城。
1850年1月11日，清軍用地雷轟開城角，李沅發率隊突圍轉戰于湘、桂、黔三省邊界崇山峻嶺之中。
起義軍“東奔西突”，襲擊清軍，打死廣西參将瑪隆阿，聲勢大壯。
面對清軍優勢兵力，李沅發毫不畏怯，率部進行大小戰鬥十餘次。
湖南提督英俊、巡撫馮德馨，相繼丢官。
6月，起義隊伍在新甯金峰嶺地區失敗，李沅發負傷跌落崖澗被捕。
1850年，各地農民起義的風暴愈演愈烈。
據内閣侍讀學士董瀛山奏報，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安徽、湖北、陝西、四川、江西、廣東、湖南、廣西各水陸交界之區，都有起義隊伍。
廣西是風暴中心，天地會打起“官逼民反”“劫富濟貧”“反清複明”的旗号，到處起兵。
剛剛坐上皇位的鹹豐皇帝，憂心忡忡地宣稱：“若不及早撲滅，勢恐滋蔓難圖。
”特别是在廣西修仁、荔浦爆發的陳亞貴起義，攻城略地，轉戰兩月有餘，攪得清政府手忙腳亂。
鹹豐皇帝從貴州、湖南、雲南各省調兵六千餘人，派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向榮為廣西提督，星馳就道，妄圖将廣西起義一舉蕩平。
然而，烈焰四起撲不滅，吓得鹹豐皇帝連連查問，遍及廣西全省的農民起義，“是否各股絕不相謀，抑有總頭目為之号召？何以四處搶掠，同時并發，究竟起于何時何地？” 封建時代，各級地方官員害怕受皇帝處分或上峰申斥，對風起雲湧的農民起義和暴動事件，往往隐匿不報或彌縫粉刷；對已報事件，也常常虛報戰績，冒功請賞。
上引《清實錄》中有關農民起義、人民暴動的記載，是很不完全的。
綜合分析這九十二次起義暴動，有如下幾個特點： 從發展趨勢看，1842年十次，1843年四次，1844年九次，1845年九次，1846年六次，1847年八次，1848年十次，1849年十三次，1850年高達二十三次。
明顯的軌迹是，鴉片戰争以後，随着社會矛盾的激化，農民起義日趨頻繁，規模越來越大，特别是1847—1850年，農民起義更以暴風驟雨之勢迅猛發展。
從分布地區看，内地十八省和伊犁、西甯地區，到處都有反清義旗；特别是1847—1850年間，兩廣、湖南鼓角相聞，爆發二十五次起義，廣西更成為全國農民起義的中心。
從民族構成看，廣大漢族農民是主體，但回、藏、彜、苗、瑤、維吾爾、厄魯特等少數民族人民，也各自投入反清鬥争。
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才可能形成以太平天國革命為主流的中華民族各族人民的起義洪流。
從組織領導看，大多數反清鬥争由會黨發動，其中又以“反清複明”為宗旨的天地會勢力最大，會員遍布長江流域和南方各省，山山冒煙、處處起火的廣西，就是以它為核心的。
唯其山堂林立，各自為戰，雖有聯絡，不相節制，缺乏統一的領導和明确的目标，故随起随落，不能彙成沖垮清王朝的巨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