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被震撼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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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澍和林則徐籌議漕運、水利、鹽政等。
1842年，入兩江總督裕謙幕府，參與浙東抗英戰争。
從鴉片戰争爆發之日起，魏源便注意了解和研究世界；戰後，在林則徐主持編譯的《四洲志》基礎上，增補中外資料，完成著名的《海國圖志》。
這部關于世界各國地理、曆史概況和社會現狀的巨著，以它的先進思想，啟迪和鼓舞了後來中國的維新志士，也曾影響及于日本的明治維新。
鴉片戰争的失敗，迫使魏源去尋找救國圖強、強國禦侮之道。
在《海國圖志》中，他系統發揮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強調指出：“善師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師四夷者，外夷制之”。
魏源認為，“船堅炮利”是西方戰勝中國的主要原因，所謂“師夷”，主要是指學習西方在軍事技術上的一套長處。
他說：“夷之長技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
”英、法等國在軍事上之所以強大，是因為它們注重發展工商業，“佐行賈以行兵，兵賈相資，遂雄”。
所謂“制夷”，是指抵抗侵略，克敵制勝。
魏源指出：“制敵者必使敵失其所長。
”從這個戰略思想出發，他認為隻有“誘賊入内河”，才能将侵略者的兵船前堵後截，使其難以發揮威力，從而乘機殲滅之。
魏源從反侵略的立場出發，主張在軍事技術上師敵之長，補己之短，以“師夷”為手段，以“制夷”為目的，邁出了向西方學習的第一步。
在清王朝腐朽統治下，整個社會瀕臨“魚爛河潰不可救”的困境。
魏源要求革新，主張變法。
他強調：“小變則小革，大變則大革，小革則小治，大革則大治。
”鴉片戰争前，他要“變”要“革”的，還隻是停留在漕運、票鹽、屯墾、河道水利等方面的“興利除弊”。
鴉片戰争後，從《海國圖志》看，他的變革思想有了發展，不但主張“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強調“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收輯了仿造西洋船炮器械的圖說、資料；而且鼓吹創辦民用工業，提出了“沿海商民，有自願仿設廠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自售者，聽之”的建議；甚至羨慕美國的聯邦制度，把“不設君位，惟立官長、貴族等辦理國務”的瑞士，頌揚為“西土之桃花源”。
魏源的改革思想中，雖然有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微弱呼聲，有稱贊資産階級政體的某些詞句，但腳步卻始終沒有跨出封建主義的門檻。
幻想清王朝能改弦更張，通過學習西方某些富國強兵之道，以重振國威。
正是這個政治立場，驅使魏源在1853年任江蘇高郵知州時，組織地主團練武裝，對抗太平天國農民起義。
民族抵抗的烈火，抨擊黑暗的義憤，是龔自珍、林則徐、魏源富有時代特色的反侵略思想和改革思想的源泉。
他們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積極貢獻，正在于：憤怒地譴責了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尖銳地揭露了清朝封建統治的腐朽黑暗，并在這個基礎上發出要求了解西方、學習西方的最初呼喊。
他們的思想，共性是主要的，但是雷奔電馳的鬥争形勢，所處地位的不盡相同，又使他們各有自己的個性。
從而顯示了這條鍊索上三個相互緊扣的環節。
反對侵略是他們的共性，但龔自珍偏重于揭露，林則徐的業績在抵抗，魏源的思想貢獻卻在系統闡述“師夷之長技以制夷”。
主張改革也是他們的共性，龔自珍去世早，對西方了解少，因而“藥方隻販古時丹”；林則徐是開明的當權督撫，雖能睜開眼睛看世界，也隻能在封建體制上“煉石補天”；魏源的改革思想中，向西方學習的呼聲，相對比較強烈。
這正是那個時代的鬥争，在思想界留下的前進的腳印。
廣州反入城鬥争 《南京條約》簽訂後，炮火暫息。
但在通商口岸和香港、澳門等地，人民群衆的反抗鬥争繼續發展，其中尤以廣州反入城鬥争，規模最大，延續時間最長。
經過鴉片戰争和三元裡戰鬥，廣州人民不僅對英軍燒殺淫掠的暴行恨之切骨，而且“熟睹官兵之不可恃”，“深知英夷之不足畏”。
他們決心依靠自己的力量，以“社學”形式組成抗英武裝，阻止英軍進入廣州城。
“社學”，又稱“義學”“書院”，始于明初，相沿至清。
原為“學人課藝”“紳耆講睦”的教育組織。
清中葉後，逐漸變為地主士紳興辦團練以“禦盜賊”的場所。
鴉片戰争期間，民族矛盾尖銳，人民自發要求抗英，在一部分愛國士紳也投入反侵略鬥争的特定條件下，社學就成為團結和組織鄉勇進行抗英武裝鬥争的合法形式。
從1841年6月廣州西北石井士紳李芳等籌設升平社學起，到1849年，廣州以及附近南海、番禺、從化、花縣、增城等地，已經按社學和團勇的組織，集結了幾十萬人的抗英隊伍。
他們“踵寓兵于農之法”，“無事則負耒力田，聞警則操戈禦侮”。
以廣州附近的升平、東平、南平、隆平等社學最為著名。
愛國士紳在社學中起着領導和組織的作用，廣大農民、手工業工人、店員、城市貧民及天地會衆，是社學的基本群衆。
城鄉社學組織雖無統一的領導機構，但在團結禦侮的共同目标下，以“通傳飛柬”形式彼此聯絡，守望相助。
在社學推動影響下，1842—1849年間，廣州人民掀起了一系列反侵略、反投降的鬥争。
外國商人來中國貿易，一向居住在廣州城外珠江畔的洋館。
1843年7月，廣州重新開市後，英國曲解《南京條約》，要入城貿易和租地建屋居住。
城鄉人民輿論沸騰，堅決反對。
清朝官員則見風使舵，或“抑民撫夷”，或“順民阻夷”。
這場鬥争，形式上是為了不準洋人進入廣州城，實質上卻表現了中國人民對西方資本主義侵略者不平等條約的頑強抗争，對封建統治者賣國投降的堅決抵制。
1844年和1845年，英國香港總督兼駐華公使德庇時（J．F．Davis）多次交涉，要求催辦入城之事，均未得逞。
1846年1月，德庇時乘兵船直駛珠江，援引福州已準英人入城的先例，脅迫兩廣總督耆英和廣東巡撫黃恩彤，聯銜發布告示，準許英人進入廣州城。
告示一貼出，立即被百姓撕毀。
耆英派廣州知府劉浔與英人密定進城日期，社學偵知後，立即“于城廂内外遍張揭帖，約以夷人入城之日，閉城起事”。
1月14日，數千群衆攻入劉浔府署，“搜其朝珠公服而焚之”，吓得劉浔從後院翻牆而逃。
社學又出揭帖，約期攻打洋館。
德庇時怕事态擴大，被迫帶兵退回香港。
耆英乘勢落篷，将劉浔做替罪羊撤職後，貼告示“杜絕英人入城之請”。
英國挾征服者的兇焰，欲借武力強行入城。
1847年4月，德庇時率大小軍艦二十餘艘、侵略軍一千餘名偷襲虎門，闖入省河，炮擊廣州城，提出包括進城在内的七項要求，限八小時内答複。
耆英“懼激民變”，又“懼開邊釁”，與英國秘密談判，約定兩年以後允許入城，以渡過眼前難關。
1848年，徐廣缙接任兩廣總督、欽差大臣，葉名琛授廣東巡撫。
這一年，新任香港總督文翰（S．GeorgeBonham）繼任英國駐華公使。
1849年2月，文翰根據耆英的許諾，要挾徐廣缙踐約進城，并以“助兵彈壓”、北上“詢問”、“阻運截漕”相威脅。
徐廣缙舉棋不定，在兩有所難的情況下，隻得上奏朝廷。
道光皇帝的答複也是模棱兩可：“酌量日期，暫令入城瞻仰”，“隻準暫入，不準常住”。
但是廣州人民不答應，“提及進城，無不立動公憤”。
抗英武裝“同仇共憤”，很快行動起來，“城廂内外街之團勇，戶戶出兵，合計不下十餘萬人”。
徐廣缙權衡利害，覺得“婉阻之未必遽開邊釁，輕許之必至立啟兵端。
且阻其進城而有事，則衆志成城，尚有爪牙之可恃；許其進城而有事，則人心瓦解，必至内外之交讧”。
決定采取“順民阻夷”的辦法，在4月1日照會文翰，拒絕英人入城。
文翰帶領兵船到虎門進行恫吓，堅執進城。
社學群衆十萬人守衛珠江兩岸，嚴陣以待，呼聲震天。
文翰懾于中國人民的反抗威力，不敢貿然動武，隻得暫時退出珠江。
4月11日複照徐廣缙，表示以後不再辯論進城之事。
廣州人民衆志成城，“堅逾金石”的抗争，挫敗了侵略者強行入城的計劃。
事後，文翰在給帕麥斯頓的報告中，供認：“附近民衆和團勇會堅決抵抗我們入城，結果使我們非用極大的武力不能達到目的，因為他們的抵抗力量比1841年第一次抵抗時要強得多。
” 風起雲湧的反清起義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中國大地上同時
1842年，入兩江總督裕謙幕府，參與浙東抗英戰争。
從鴉片戰争爆發之日起，魏源便注意了解和研究世界；戰後，在林則徐主持編譯的《四洲志》基礎上，增補中外資料，完成著名的《海國圖志》。
這部關于世界各國地理、曆史概況和社會現狀的巨著，以它的先進思想，啟迪和鼓舞了後來中國的維新志士，也曾影響及于日本的明治維新。
鴉片戰争的失敗，迫使魏源去尋找救國圖強、強國禦侮之道。
在《海國圖志》中，他系統發揮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強調指出：“善師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師四夷者，外夷制之”。
魏源認為，“船堅炮利”是西方戰勝中國的主要原因，所謂“師夷”，主要是指學習西方在軍事技術上的一套長處。
他說：“夷之長技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
”英、法等國在軍事上之所以強大，是因為它們注重發展工商業，“佐行賈以行兵，兵賈相資，遂雄”。
所謂“制夷”，是指抵抗侵略，克敵制勝。
魏源指出：“制敵者必使敵失其所長。
”從這個戰略思想出發，他認為隻有“誘賊入内河”，才能将侵略者的兵船前堵後截，使其難以發揮威力，從而乘機殲滅之。
魏源從反侵略的立場出發，主張在軍事技術上師敵之長，補己之短，以“師夷”為手段，以“制夷”為目的，邁出了向西方學習的第一步。
在清王朝腐朽統治下，整個社會瀕臨“魚爛河潰不可救”的困境。
魏源要求革新，主張變法。
他強調：“小變則小革，大變則大革，小革則小治，大革則大治。
”鴉片戰争前，他要“變”要“革”的，還隻是停留在漕運、票鹽、屯墾、河道水利等方面的“興利除弊”。
鴉片戰争後，從《海國圖志》看，他的變革思想有了發展，不但主張“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強調“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收輯了仿造西洋船炮器械的圖說、資料；而且鼓吹創辦民用工業，提出了“沿海商民，有自願仿設廠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自售者，聽之”的建議；甚至羨慕美國的聯邦制度，把“不設君位，惟立官長、貴族等辦理國務”的瑞士，頌揚為“西土之桃花源”。
魏源的改革思想中，雖然有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微弱呼聲，有稱贊資産階級政體的某些詞句，但腳步卻始終沒有跨出封建主義的門檻。
幻想清王朝能改弦更張，通過學習西方某些富國強兵之道，以重振國威。
正是這個政治立場，驅使魏源在1853年任江蘇高郵知州時，組織地主團練武裝，對抗太平天國農民起義。
民族抵抗的烈火，抨擊黑暗的義憤，是龔自珍、林則徐、魏源富有時代特色的反侵略思想和改革思想的源泉。
他們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積極貢獻，正在于：憤怒地譴責了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尖銳地揭露了清朝封建統治的腐朽黑暗，并在這個基礎上發出要求了解西方、學習西方的最初呼喊。
他們的思想，共性是主要的，但是雷奔電馳的鬥争形勢，所處地位的不盡相同，又使他們各有自己的個性。
從而顯示了這條鍊索上三個相互緊扣的環節。
反對侵略是他們的共性，但龔自珍偏重于揭露，林則徐的業績在抵抗，魏源的思想貢獻卻在系統闡述“師夷之長技以制夷”。
主張改革也是他們的共性，龔自珍去世早，對西方了解少，因而“藥方隻販古時丹”；林則徐是開明的當權督撫，雖能睜開眼睛看世界，也隻能在封建體制上“煉石補天”；魏源的改革思想中，向西方學習的呼聲，相對比較強烈。
這正是那個時代的鬥争，在思想界留下的前進的腳印。
廣州反入城鬥争 《南京條約》簽訂後，炮火暫息。
但在通商口岸和香港、澳門等地，人民群衆的反抗鬥争繼續發展，其中尤以廣州反入城鬥争，規模最大，延續時間最長。
經過鴉片戰争和三元裡戰鬥，廣州人民不僅對英軍燒殺淫掠的暴行恨之切骨，而且“熟睹官兵之不可恃”，“深知英夷之不足畏”。
他們決心依靠自己的力量，以“社學”形式組成抗英武裝，阻止英軍進入廣州城。
“社學”，又稱“義學”“書院”，始于明初，相沿至清。
原為“學人課藝”“紳耆講睦”的教育組織。
清中葉後，逐漸變為地主士紳興辦團練以“禦盜賊”的場所。
鴉片戰争期間，民族矛盾尖銳，人民自發要求抗英，在一部分愛國士紳也投入反侵略鬥争的特定條件下，社學就成為團結和組織鄉勇進行抗英武裝鬥争的合法形式。
從1841年6月廣州西北石井士紳李芳等籌設升平社學起，到1849年，廣州以及附近南海、番禺、從化、花縣、增城等地，已經按社學和團勇的組織，集結了幾十萬人的抗英隊伍。
他們“踵寓兵于農之法”，“無事則負耒力田，聞警則操戈禦侮”。
以廣州附近的升平、東平、南平、隆平等社學最為著名。
愛國士紳在社學中起着領導和組織的作用，廣大農民、手工業工人、店員、城市貧民及天地會衆，是社學的基本群衆。
城鄉社學組織雖無統一的領導機構，但在團結禦侮的共同目标下，以“通傳飛柬”形式彼此聯絡，守望相助。
在社學推動影響下，1842—1849年間，廣州人民掀起了一系列反侵略、反投降的鬥争。
外國商人來中國貿易，一向居住在廣州城外珠江畔的洋館。
1843年7月，廣州重新開市後，英國曲解《南京條約》，要入城貿易和租地建屋居住。
城鄉人民輿論沸騰，堅決反對。
清朝官員則見風使舵，或“抑民撫夷”，或“順民阻夷”。
這場鬥争，形式上是為了不準洋人進入廣州城，實質上卻表現了中國人民對西方資本主義侵略者不平等條約的頑強抗争，對封建統治者賣國投降的堅決抵制。
1844年和1845年，英國香港總督兼駐華公使德庇時（J．F．Davis）多次交涉，要求催辦入城之事，均未得逞。
1846年1月，德庇時乘兵船直駛珠江，援引福州已準英人入城的先例，脅迫兩廣總督耆英和廣東巡撫黃恩彤，聯銜發布告示，準許英人進入廣州城。
告示一貼出，立即被百姓撕毀。
耆英派廣州知府劉浔與英人密定進城日期，社學偵知後，立即“于城廂内外遍張揭帖，約以夷人入城之日，閉城起事”。
1月14日，數千群衆攻入劉浔府署，“搜其朝珠公服而焚之”，吓得劉浔從後院翻牆而逃。
社學又出揭帖，約期攻打洋館。
德庇時怕事态擴大，被迫帶兵退回香港。
耆英乘勢落篷，将劉浔做替罪羊撤職後，貼告示“杜絕英人入城之請”。
英國挾征服者的兇焰，欲借武力強行入城。
1847年4月，德庇時率大小軍艦二十餘艘、侵略軍一千餘名偷襲虎門，闖入省河，炮擊廣州城，提出包括進城在内的七項要求，限八小時内答複。
耆英“懼激民變”，又“懼開邊釁”，與英國秘密談判，約定兩年以後允許入城，以渡過眼前難關。
1848年，徐廣缙接任兩廣總督、欽差大臣，葉名琛授廣東巡撫。
這一年，新任香港總督文翰（S．GeorgeBonham）繼任英國駐華公使。
1849年2月，文翰根據耆英的許諾，要挾徐廣缙踐約進城，并以“助兵彈壓”、北上“詢問”、“阻運截漕”相威脅。
徐廣缙舉棋不定，在兩有所難的情況下，隻得上奏朝廷。
道光皇帝的答複也是模棱兩可：“酌量日期，暫令入城瞻仰”，“隻準暫入，不準常住”。
但是廣州人民不答應，“提及進城，無不立動公憤”。
抗英武裝“同仇共憤”，很快行動起來，“城廂内外街之團勇，戶戶出兵，合計不下十餘萬人”。
徐廣缙權衡利害，覺得“婉阻之未必遽開邊釁，輕許之必至立啟兵端。
且阻其進城而有事，則衆志成城，尚有爪牙之可恃；許其進城而有事，則人心瓦解，必至内外之交讧”。
決定采取“順民阻夷”的辦法，在4月1日照會文翰，拒絕英人入城。
文翰帶領兵船到虎門進行恫吓，堅執進城。
社學群衆十萬人守衛珠江兩岸，嚴陣以待，呼聲震天。
文翰懾于中國人民的反抗威力，不敢貿然動武，隻得暫時退出珠江。
4月11日複照徐廣缙，表示以後不再辯論進城之事。
廣州人民衆志成城，“堅逾金石”的抗争，挫敗了侵略者強行入城的計劃。
事後，文翰在給帕麥斯頓的報告中，供認：“附近民衆和團勇會堅決抵抗我們入城，結果使我們非用極大的武力不能達到目的，因為他們的抵抗力量比1841年第一次抵抗時要強得多。
” 風起雲湧的反清起義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中國大地上同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