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被震撼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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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和侵略者緊緊聯結在一起的買辦商人，就是中國近代最早的買辦階級。
上海取代廣州成為最大的外貿港口之後，買辦迅速成為一股社會勢力。
這批買辦中，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但多半是從行商轉來，或原先同外商有過交往的廣東幫商人。
如，上海最早的美商旗昌洋行買辦吳健彰（1815—1870），又稱“爽官”，原先就是廣東“同順行”商人。
此人後來用錢捐了一個官職，1848年署理蘇松太道兼江海關監督。
此外，甯波幫商人在上海買辦中勢力也很大，著名的有穆炳元、楊坊和錢塘（今杭州）人吳煦等。
楊坊（啟堂）既是上海英商怡和洋行買辦，又是經營絲行、錢莊的老闆。
吳健彰和楊坊，後來在鎮壓上海小刀會起義和組織華爾洋槍隊的事件中，都是些惡名昭彰的人物。
買辦商人是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中國的産物，是一批典型的洋奴。
經濟上，他們為外國資産階級掠奪中國服務，并從主子那裡分肥；政治上，他們是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中國的幫兇，是中國封建勢力的支柱，并在溝通中外反革命勢力中，起着特殊的作用。
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後，還為它自己準備了掘墓人，即中國無産階級。
外國資産階級為了擴展對中國的貿易掠奪，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陸續在香港、廣州、上海等地開辟碼頭，招雇海員，興辦企業，設立了一批船舶修造廠和印刷廠（如1843年上海墨海書館，1845年廣州柯拜船塢，1850年上海字林報館，1852年前的上海美商船廠等），雇傭和剝削中國廉價的勞動力。
這就是中國最早的一批産業工人。
社會思潮的動向 鴉片戰争前，清朝統治者采取高壓與懷柔并用的政策，封建士大夫“避席畏聞文字獄”，因而籠罩着當時學術界和思想界的，是一片面向故紙，背對現實的沉悶氣氛。
英國軍艦的隆隆炮聲，《南京條約》的喪權辱國，加速了“天朝上國”的衰敗沒落，使封建士大夫中的一部分人，從昏睡狀态中驚醒過來。
地主階級中關心國家命運和“世情民隐”的有識之士，不能不睜開眼睛看看世界，議論國事，發出外抗強敵、内求變革的呼聲。
龔自珍、林則徐、魏源等，正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
龔自珍（1792—1841），又名鞏祚，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于一個世族書香和三世京官的家庭。
1829年（道光九年）中進士，曆任内閣中書、禮部主事等官職，抑郁不得志。
鴉片戰争爆發後第二年，客死江蘇丹陽雲陽書院。
龔自珍在世的五十年，是中國封建社會正在崩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剛剛開始的轉折時期。
他留給後世的三百多篇文章和近八百首詩詞，不隻是對封建末世的憤怒抨擊，而且呼喚未來，向往改革，開了近代中國知識界“慷慨論天下事”的風氣。
揭露封建“衰世”的腐朽黑暗，是龔自珍思想的最大特色。
他把社會境況形象地比喻為：“日有三時，一曰早時，二曰午時，三曰昏時”。
認為鴉片戰争前夕的中國社會，已處于“昏時”，即“衰世”階段，猶如“日之将夕”，無可挽回了。
為什麼朝廷昏庸，吏治腐敗，士風卑下，民生凋敝？從政治上分析，龔自珍将批判鋒芒指向了腐朽的官僚體制。
他在《明良論（三）》中指出：從秀才、舉人到考取進士，年過三十，還隻到達追逐封建功名的起點；從入翰林院到任尚書，一級一級須要爬三十或三十五年；至大學士又得花十年。
“賢者終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馴而到”的結果，年輕有為的“英奇未盡之士”，始終無法“起而相代”，“此辦事者所以日不足之根源也”。
從經濟上分析，龔自珍認為，本源在于“貧富不均”。
貧富之間由“小不相齊”至“大不相齊”，由“大不相齊”必至“喪天下”。
這才是“千萬載治亂興亡之數”。
大聲疾呼地要求變革，是龔自珍思想的又一特色。
他立足現實，聯系曆史，提出了“更法”“變功令”的改革主張。
在他看來，“自古及今，法無不改”，肯定了改革是曆史必由之路，痛斥了那種“拘一祖之法”而不思變革的頑固主張。
要變法，就要有人材，“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
”然而，他所急盼的人材，是有見識的地主階級改革派；因而他的改革方案，也就隻能是“藥方隻販古時丹”。
例如，“按宗授田”的均田設想，不過是将地租關系納入宗法家族制度，按照血緣親疏，調節土地分配，克服“大不相齊”的矛盾，以緩和因土地高度集中而激起的農民階級對地主階級的反抗鬥争。
長期閉關自守，使龔自珍無法了解世界各國曆史發展的潮流，因此他隻能從理想化的中國古代社會改革中，去尋找救世良藥。
鴉片戰争前，龔自珍用心研究邊疆曆史、地理，主張移民實邊，開發西北，十分警惕沙俄侵略者從陸路觊觎中國領土。
1838年12月，當好友林則徐赴廣東禁煙時，龔自珍在《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痛斥鴉片為“食妖”，激勵林則徐堅決禁絕鴉片，對吸食者處以絞刑，對販賣制造者處以斬刑，對破壞禁煙的紳商官吏要“殺一儆百”；期望他統率重兵，“修整軍器”，堅守海口，抗擊英國的武裝入侵。
龔自珍全神注視着中國曆史轉折時期正在發生的巨大事變，他是帶着時代賦予的改革思想和反侵略思想，進入中國近代社會的。
林則徐是鴉片戰争時期清朝官員中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作為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偉大的愛國者，廣東禁煙和抵抗英國侵略，是林則徐政治生活和思想發展中最光彩的一章。
他主張嚴禁鴉片而不反對正當的中外貿易；要求抵抗侵略而不排斥學習敵人的長處，提出了“師敵之長技以制敵”的思想；一定程度上相信“民心可用”而不取“防民甚于防寇”的政策；還能丢開“天朝大吏”的所謂“體統”，派人刺探西事，翻譯西書，又購其新聞紙，以了解敵情，抉擇對策。
這些思想見解，在當時極為難能可貴！ 林則徐還高度警惕沙俄對西北的陸路侵略。
他被清政府遣戍新疆伊犁後，從1842年冬起，在西北邊疆度過了将近三年。
“亂吹戈壁龍沙起，桃杏花開分外紅”。
林則徐的詩句，表達了他對祖國邊陲的深情。
虎視眈眈的沙皇俄國，早就對中國富饒的新疆抱有野心。
鴉片戰争以後，沙俄趁清政府忙于應付海警，打着“友好通商”的旗号，深入新疆地區進行經濟侵略和間諜活動。
清政府為沙俄的“友好”姿态所迷惑，西北邊疆毫無戰守準備。
曾與英、美侵略者交鋒的林則徐，敏銳地察覺到沙俄隐藏着極大的領土野心，認為“動以禦外侮”是伊犁駐軍的主要職責。
他一面向伊犁将軍布彥泰建議，“改屯兵為操防”；一面親自踏勘天山南北阿克蘇、喀什、和阗等地，浚水源，辟溝渠，屯田三萬七千餘頃，以兵農合一、屯墾戍邊的辦法，增強抗禦力量。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末，關心邊事的清朝官員和愛國知識分子，“方以西洋為憂”，向林則徐請教方略。
林則徐大聲疾呼：“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吾老矣！君等當見之。
”林則徐敲起“俄患”的警鐘，終為日後事實所證明。
林則徐是封建統治階級中一位開明的政治家。
在新舊交替的進程中，他不是身子向前、臉朝後的人物，而是企圖給中國引進某些西方的進步東西。
雲貴總督任上，林則徐眼見雲南礦廠由于官府的腐敗經營而流弊叢生時，曾于1849年3月上奏道光皇帝，請準“招集商民，聽其朋資夥辦，成則加獎，歇亦不追”。
這種準許民間集合資本，開發礦産的主張，順應了曆史發展的步伐，表現了社會革新的傾向。
當然，作為地主階級統治集團的一員，林則徐跳不出“忠君”思想的窠臼。
維護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始終是他的根本立足點。
正因為這一點，他不可能違拗道光皇帝的意旨，不可能和人民的反侵略活動真正結合，不可能不去鎮壓農民起義和少數民族反清起事。
這一切，都典型地反映了林則徐不可能突破的階級性格。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陽人。
1822年（道光二年）中舉人，1844年中進士。
魏源與龔自珍、林則徐交往甚密，切磋學問，議論時政，注重經世之學。
時人并稱“龔、魏”，同為變法維新的思想前驅。
1826年以後，曾代江蘇布政使賀長齡編輯《皇朝經世文編》，并先後為兩江總督
上海取代廣州成為最大的外貿港口之後，買辦迅速成為一股社會勢力。
這批買辦中，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但多半是從行商轉來，或原先同外商有過交往的廣東幫商人。
如，上海最早的美商旗昌洋行買辦吳健彰（1815—1870），又稱“爽官”，原先就是廣東“同順行”商人。
此人後來用錢捐了一個官職，1848年署理蘇松太道兼江海關監督。
此外，甯波幫商人在上海買辦中勢力也很大，著名的有穆炳元、楊坊和錢塘（今杭州）人吳煦等。
楊坊（啟堂）既是上海英商怡和洋行買辦，又是經營絲行、錢莊的老闆。
吳健彰和楊坊，後來在鎮壓上海小刀會起義和組織華爾洋槍隊的事件中，都是些惡名昭彰的人物。
買辦商人是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中國的産物，是一批典型的洋奴。
經濟上，他們為外國資産階級掠奪中國服務，并從主子那裡分肥；政治上，他們是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中國的幫兇，是中國封建勢力的支柱，并在溝通中外反革命勢力中，起着特殊的作用。
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後，還為它自己準備了掘墓人，即中國無産階級。
外國資産階級為了擴展對中國的貿易掠奪，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陸續在香港、廣州、上海等地開辟碼頭，招雇海員，興辦企業，設立了一批船舶修造廠和印刷廠（如1843年上海墨海書館，1845年廣州柯拜船塢，1850年上海字林報館，1852年前的上海美商船廠等），雇傭和剝削中國廉價的勞動力。
這就是中國最早的一批産業工人。
社會思潮的動向 鴉片戰争前，清朝統治者采取高壓與懷柔并用的政策，封建士大夫“避席畏聞文字獄”，因而籠罩着當時學術界和思想界的，是一片面向故紙，背對現實的沉悶氣氛。
英國軍艦的隆隆炮聲，《南京條約》的喪權辱國，加速了“天朝上國”的衰敗沒落，使封建士大夫中的一部分人，從昏睡狀态中驚醒過來。
地主階級中關心國家命運和“世情民隐”的有識之士，不能不睜開眼睛看看世界，議論國事，發出外抗強敵、内求變革的呼聲。
龔自珍、林則徐、魏源等，正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
龔自珍（1792—1841），又名鞏祚，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于一個世族書香和三世京官的家庭。
1829年（道光九年）中進士，曆任内閣中書、禮部主事等官職，抑郁不得志。
鴉片戰争爆發後第二年，客死江蘇丹陽雲陽書院。
龔自珍在世的五十年，是中國封建社會正在崩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剛剛開始的轉折時期。
他留給後世的三百多篇文章和近八百首詩詞，不隻是對封建末世的憤怒抨擊，而且呼喚未來，向往改革，開了近代中國知識界“慷慨論天下事”的風氣。
揭露封建“衰世”的腐朽黑暗，是龔自珍思想的最大特色。
他把社會境況形象地比喻為：“日有三時，一曰早時，二曰午時，三曰昏時”。
認為鴉片戰争前夕的中國社會，已處于“昏時”，即“衰世”階段，猶如“日之将夕”，無可挽回了。
為什麼朝廷昏庸，吏治腐敗，士風卑下，民生凋敝？從政治上分析，龔自珍将批判鋒芒指向了腐朽的官僚體制。
他在《明良論（三）》中指出：從秀才、舉人到考取進士，年過三十，還隻到達追逐封建功名的起點；從入翰林院到任尚書，一級一級須要爬三十或三十五年；至大學士又得花十年。
“賢者終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馴而到”的結果，年輕有為的“英奇未盡之士”，始終無法“起而相代”，“此辦事者所以日不足之根源也”。
從經濟上分析，龔自珍認為，本源在于“貧富不均”。
貧富之間由“小不相齊”至“大不相齊”，由“大不相齊”必至“喪天下”。
這才是“千萬載治亂興亡之數”。
大聲疾呼地要求變革，是龔自珍思想的又一特色。
他立足現實，聯系曆史，提出了“更法”“變功令”的改革主張。
在他看來，“自古及今，法無不改”，肯定了改革是曆史必由之路，痛斥了那種“拘一祖之法”而不思變革的頑固主張。
要變法，就要有人材，“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
”然而，他所急盼的人材，是有見識的地主階級改革派；因而他的改革方案，也就隻能是“藥方隻販古時丹”。
例如，“按宗授田”的均田設想，不過是将地租關系納入宗法家族制度，按照血緣親疏，調節土地分配，克服“大不相齊”的矛盾，以緩和因土地高度集中而激起的農民階級對地主階級的反抗鬥争。
長期閉關自守，使龔自珍無法了解世界各國曆史發展的潮流，因此他隻能從理想化的中國古代社會改革中，去尋找救世良藥。
鴉片戰争前，龔自珍用心研究邊疆曆史、地理，主張移民實邊，開發西北，十分警惕沙俄侵略者從陸路觊觎中國領土。
1838年12月，當好友林則徐赴廣東禁煙時，龔自珍在《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痛斥鴉片為“食妖”，激勵林則徐堅決禁絕鴉片，對吸食者處以絞刑，對販賣制造者處以斬刑，對破壞禁煙的紳商官吏要“殺一儆百”；期望他統率重兵，“修整軍器”，堅守海口，抗擊英國的武裝入侵。
龔自珍全神注視着中國曆史轉折時期正在發生的巨大事變，他是帶着時代賦予的改革思想和反侵略思想，進入中國近代社會的。
林則徐是鴉片戰争時期清朝官員中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作為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偉大的愛國者，廣東禁煙和抵抗英國侵略，是林則徐政治生活和思想發展中最光彩的一章。
他主張嚴禁鴉片而不反對正當的中外貿易；要求抵抗侵略而不排斥學習敵人的長處，提出了“師敵之長技以制敵”的思想；一定程度上相信“民心可用”而不取“防民甚于防寇”的政策；還能丢開“天朝大吏”的所謂“體統”，派人刺探西事，翻譯西書，又購其新聞紙，以了解敵情，抉擇對策。
這些思想見解，在當時極為難能可貴！ 林則徐還高度警惕沙俄對西北的陸路侵略。
他被清政府遣戍新疆伊犁後，從1842年冬起，在西北邊疆度過了将近三年。
“亂吹戈壁龍沙起，桃杏花開分外紅”。
林則徐的詩句，表達了他對祖國邊陲的深情。
虎視眈眈的沙皇俄國，早就對中國富饒的新疆抱有野心。
鴉片戰争以後，沙俄趁清政府忙于應付海警，打着“友好通商”的旗号，深入新疆地區進行經濟侵略和間諜活動。
清政府為沙俄的“友好”姿态所迷惑，西北邊疆毫無戰守準備。
曾與英、美侵略者交鋒的林則徐，敏銳地察覺到沙俄隐藏着極大的領土野心，認為“動以禦外侮”是伊犁駐軍的主要職責。
他一面向伊犁将軍布彥泰建議，“改屯兵為操防”；一面親自踏勘天山南北阿克蘇、喀什、和阗等地，浚水源，辟溝渠，屯田三萬七千餘頃，以兵農合一、屯墾戍邊的辦法，增強抗禦力量。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末，關心邊事的清朝官員和愛國知識分子，“方以西洋為憂”，向林則徐請教方略。
林則徐大聲疾呼：“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吾老矣！君等當見之。
”林則徐敲起“俄患”的警鐘，終為日後事實所證明。
林則徐是封建統治階級中一位開明的政治家。
在新舊交替的進程中，他不是身子向前、臉朝後的人物，而是企圖給中國引進某些西方的進步東西。
雲貴總督任上，林則徐眼見雲南礦廠由于官府的腐敗經營而流弊叢生時，曾于1849年3月上奏道光皇帝，請準“招集商民，聽其朋資夥辦，成則加獎，歇亦不追”。
這種準許民間集合資本，開發礦産的主張，順應了曆史發展的步伐，表現了社會革新的傾向。
當然，作為地主階級統治集團的一員，林則徐跳不出“忠君”思想的窠臼。
維護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始終是他的根本立足點。
正因為這一點，他不可能違拗道光皇帝的意旨，不可能和人民的反侵略活動真正結合，不可能不去鎮壓農民起義和少數民族反清起事。
這一切，都典型地反映了林則徐不可能突破的階級性格。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陽人。
1822年（道光二年）中舉人，1844年中進士。
魏源與龔自珍、林則徐交往甚密，切磋學問，議論時政，注重經世之學。
時人并稱“龔、魏”，同為變法維新的思想前驅。
1826年以後，曾代江蘇布政使賀長齡編輯《皇朝經世文編》，并先後為兩江總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