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被震撼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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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萬人以上，前往東南亞地區的将近六十五萬。
這些被迫離鄉背井，胼手胝足于異國，為開發西半球和東南亞等地作出貢獻的華工，就是今天許多華僑和外籍華人的祖先。
這些勞動人民從被掠賣之日起，便開始了牛馬般的奴隸生活。
奴隸販子們把捕掠華工叫作“買豬仔”。
中國最早的留美學生容闳在《西學東漸記》中寫道：“當1855年，予初次歸國時，甫抵澳門，第一遇見之事，即為無數華工以辮相連，結成一串，牽往囚室，其一種奴隸牛馬之慘狀，及今思之，猶為酸鼻。
”華工被販運出國前，先囚禁于“巴臘坑”（Barracoon，意即拘禁奴隸或罪犯的場所），剝得一絲不挂，并按各人預定輸送地點，在胸前烙上C（加利福尼亞）、P（秘魯）、S（夏威夷）等字樣，若有人反抗，則鞭笞吊打。
裝載華工的船，是名副其實的“浮動地獄”。
由于“浮動地獄”中非人的待遇，華工在航行途中死亡率最高達百分之四十五，最低也有百分之十四。
受盡折磨、苦海餘生的華工，一登岸便成為奴隸市場拍賣的“商品”，每名價格四百元左右。
拍賣時，華工被迫脫去周身衣服，買主像挑牲口似的，握握他的臂肌，在肋部捏幾下，然後把他像陀螺似地扭過來轉過去，以便整個地看清他的體質。
掠賣華工實質上就是奴隸貿易。
這一點，連英美外交官也無法否認。
1854年7月15日，英國外交部文件透露：英國人在英國旗幟下，将中國的勞動者運入欽嘉島，其被奴役的可怕狀态，打破了過去一切黑奴貿易的記錄。
然而，這些滔天罪行，都是在英、美政府的支持下進行的。
他們派駐中國的領事，本人竟是掠賣華工的罪魁。
如，在1846年身兼西、葡、荷三國駐廈門領事的英國人泰特（J．Tait），是當地最大的德記賣人行老闆；美國駐廈門代理領事，則是另一家合記賣人行的股東。
盡管“浮動地獄”有嚴密的武裝鎮壓設施，殖民強盜用槍炮、皮鞭、鐐铐對付手無寸鐵的華工，但是華工們一有機會便奮起反抗，為争取自由而鬥争。
據不完全統計：1852—1861年間，華工先後在十七艘販奴船上掀起暴動。
如美國販奴船白鷹号在行抵馬尼拉以東海面時，五百名華工憤起暴動。
不幸，樓梯口被鐵格子蓋上了，船長和他的幫兇們用槍瘋狂射擊華工。
子彈射出的火焰，燒着了華工屍體的布衣，華工們死生相繼，拼命保住火種，決心放火燒船，與敵人同歸于盡。
白鷹号終于在烈火中沉入海底。
以上所述，就是鴉片戰争以後十餘年間，資本主義侵略者強迫中國開放五口，強索租界，走私販毒，掠賣華工，進行暴力掠奪的血迹斑斑的圖畫。
西方資産階級種種駭人聽聞的暴行，是資本原始積累在中國的繼續，處處重演了他們的祖先所特有的海盜“文明”。
自然經濟受到沖擊 鴉片戰争結束後，西方資本主義各國以不平等條約為護符，向中國大量傾銷商品，掠奪原料。
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受到了來自外部的嚴重沖擊。
《南京條約》剛訂立，璞鼎查就宣告，他已為英國資産階級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
香港英文《中國郵報》發表社論，認為“隻消中國人每人每年需用一頂棉織睡帽，不必更多，那英格蘭現有的工廠就已經供給不上了”。
被“新市場的美景”沖昏了頭腦的英美資産階級，前推後擠地向中國傾銷工業品。
1840—1845年，隻不過短短五年，英國對華商品輸出額增加了四倍多，達到二百三十九萬英鎊（其中棉紡織品占百分之七十以上）。
美國也竭力向中國傾銷本國的工業制品。
但是，英、美資産階級一般商品對華輸出的增長額，與它在中國市場的實際銷售情況，并不相符。
正如馬克思所分析的：“人們過高估計了天朝老百姓的需求和購買力。
在以小農經濟和家庭手工業為核心的當前中國社會經濟制度下，談不上什麼大宗進口外國貨。
”從1846年起，英國對華商品輸出額開始急劇下降。
顯然，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結構，對于外國商品的容納量很有限度，而摧毀這種經濟結構，卻需要相當長一段時間。
戰後十餘年間，中國自然經濟首先受到沖擊的隻是沿海和長江下遊各省。
英、美資産階級在傾銷工業品的同時，大量掠奪絲、茶等中國農副産品和工業原料。
1842—1846年，茶的出口增長一倍，達到八千四百多萬磅；絲的出口增長将近五倍，達到一萬八千多包。
1846—1856年，茶的出口又增長百分之五十五，達到一億三千萬磅；絲的出口再增加三倍多，達到七萬九千多包。
中國絲茶大量出口，一方面擴大了部分地區農業生産中商品經濟作物的比重；另一方面又必然導緻農業經濟中自給比重的縮小。
戰後，江蘇、浙江一帶的蠶、絲生産和上海附近的缫絲業，由于絲貨出口激增而大有發展。
杭、嘉、湖地區許多農戶本以農桑為業，至同治初年，已是“半以蠶桑為業”。
鄰近上海的産絲中心南浔鎮，就出産著名的輯裡絲（即七裡絲）。
據《南浔志》中有一首題為《南浔絲市行》的詩寫道：“蠶事乍畢絲事起，鄉農賣絲争赴市，市中人塞不得行，千聲萬語聾人耳。
”可想見其盛況空前了。
茶葉出口的增加，也促進了國内茶葉生産和制茶工場的發展。
福建崇安武夷茶，戰前大多内銷，戰後通過福州、廈門、廣州大量輸出，茶商每家經營資本，動辄百數十萬元。
鹹豐初年，制茶工場在上海迅速發展，據記載，當時茶葉外貿供不應求，“于是上海滬商乃采買毛茶，在滬改制”，“土莊茶棧約三四十家，營業頗為發達”。
然而，絲、茶出口貿易，幾乎完全受外商尤其英商的控制。
中國日益卷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并且不能不服從它的需要。
棉紡織業是中國最大的手工業部門，也是農村家庭手工業的根基。
它因洋布、洋紗等機器産品的大量進口而逐漸受到破壞的過程，從一個側面，典型地反映了戰後中國自然經濟的開始解體。
上海、松江、太倉、蘇州一帶盛産棉布，本是江南棉紡織業中心，戰前國内銷路很廣，還有一部分經由廣州出口。
但因上海開埠和洋布、洋紗入侵，這一帶的手工棉紡織業很快衰落下去。
據1846年包世臣記載：松（江）、太（倉）利在棉花梭布，“近日洋布大行，價才當梭布三之一。
吾村專以紡織為業，近聞已無紗可紡，松、太布市，消減大半。
”上海本地棉紡織業被破壞的情況也很嚴重。
1847年7月，英國商人吉布在下院答辯時提道：“中國人所織的白而結實的布，比我們的貨物貴得多。
我在上海發現，由于我們的布代替了他們的布的結果，他們的織布業已迅速下降了。
”福建、廣東的情況基本相同。
大體說來，英、美資産階級是以機制紗布的低廉價格（所謂“三之一”）為武器，由沿海、沿江和交通沿線的城鄉地區，一步一步地向交通不便的内陸腹地推進，逐漸破壞中國的手工棉紡織業。
其他手工業部門，凡是受到進口工業品排擠的，如冶鐵、制針、制靛等行業，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破壞。
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傾銷商品、掠奪原料，中國農村經濟作物比重的增加和棉紡織等家庭手工業的遭受破壞，絲、茶出口的增長和農産品加工工場的發展，這一切都表明，戰後十餘年間，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開始發生新的變化，中國的商品生産被迫卷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并成為它的經濟附庸。
自然經濟的解體和商品經濟的發展，這在封建社會末期本來是一種曆史進步的現象，然而在當時的中國，卻有它的特殊情況。
因為，這個過程不是中國社會内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自行發展的結果，而是伴随着鴉片戰争後中國社會一步一步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出現的，是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擴展殖民地貿易和加緊經濟侵略強行促成的。
這種變化雖然給中國資本主義生産的發展，造成了某些客觀的條件和可能，但這決不是外國侵略者的目的。
外國侵略者的目的，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工業品的市場，同時又使中國的農業生産，服從于他們的需要。
随着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中國社會的階級關系也有新的變化。
五口通商以後，公行制度廢除。
外國資産階級一開始就注意培植為他們服務的買辦和買辦商人（Comprador，即“康白度”，也譯為“通事”）。
五口地區出現的這類為外國資本家推銷商品、鴉片，收購絲、茶原料，刺探情報，經辦事務，把自己的
這些被迫離鄉背井，胼手胝足于異國，為開發西半球和東南亞等地作出貢獻的華工，就是今天許多華僑和外籍華人的祖先。
這些勞動人民從被掠賣之日起，便開始了牛馬般的奴隸生活。
奴隸販子們把捕掠華工叫作“買豬仔”。
中國最早的留美學生容闳在《西學東漸記》中寫道：“當1855年，予初次歸國時，甫抵澳門，第一遇見之事，即為無數華工以辮相連，結成一串，牽往囚室，其一種奴隸牛馬之慘狀，及今思之，猶為酸鼻。
”華工被販運出國前，先囚禁于“巴臘坑”（Barracoon，意即拘禁奴隸或罪犯的場所），剝得一絲不挂，并按各人預定輸送地點，在胸前烙上C（加利福尼亞）、P（秘魯）、S（夏威夷）等字樣，若有人反抗，則鞭笞吊打。
裝載華工的船，是名副其實的“浮動地獄”。
由于“浮動地獄”中非人的待遇，華工在航行途中死亡率最高達百分之四十五，最低也有百分之十四。
受盡折磨、苦海餘生的華工，一登岸便成為奴隸市場拍賣的“商品”，每名價格四百元左右。
拍賣時，華工被迫脫去周身衣服，買主像挑牲口似的，握握他的臂肌，在肋部捏幾下，然後把他像陀螺似地扭過來轉過去，以便整個地看清他的體質。
掠賣華工實質上就是奴隸貿易。
這一點，連英美外交官也無法否認。
1854年7月15日，英國外交部文件透露：英國人在英國旗幟下，将中國的勞動者運入欽嘉島，其被奴役的可怕狀态，打破了過去一切黑奴貿易的記錄。
然而，這些滔天罪行，都是在英、美政府的支持下進行的。
他們派駐中國的領事，本人竟是掠賣華工的罪魁。
如，在1846年身兼西、葡、荷三國駐廈門領事的英國人泰特（J．Tait），是當地最大的德記賣人行老闆；美國駐廈門代理領事，則是另一家合記賣人行的股東。
盡管“浮動地獄”有嚴密的武裝鎮壓設施，殖民強盜用槍炮、皮鞭、鐐铐對付手無寸鐵的華工，但是華工們一有機會便奮起反抗，為争取自由而鬥争。
據不完全統計：1852—1861年間，華工先後在十七艘販奴船上掀起暴動。
如美國販奴船白鷹号在行抵馬尼拉以東海面時，五百名華工憤起暴動。
不幸，樓梯口被鐵格子蓋上了，船長和他的幫兇們用槍瘋狂射擊華工。
子彈射出的火焰，燒着了華工屍體的布衣，華工們死生相繼，拼命保住火種，決心放火燒船，與敵人同歸于盡。
白鷹号終于在烈火中沉入海底。
以上所述，就是鴉片戰争以後十餘年間，資本主義侵略者強迫中國開放五口，強索租界，走私販毒，掠賣華工，進行暴力掠奪的血迹斑斑的圖畫。
西方資産階級種種駭人聽聞的暴行，是資本原始積累在中國的繼續，處處重演了他們的祖先所特有的海盜“文明”。
自然經濟受到沖擊 鴉片戰争結束後，西方資本主義各國以不平等條約為護符，向中國大量傾銷商品，掠奪原料。
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受到了來自外部的嚴重沖擊。
《南京條約》剛訂立，璞鼎查就宣告，他已為英國資産階級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
香港英文《中國郵報》發表社論，認為“隻消中國人每人每年需用一頂棉織睡帽，不必更多，那英格蘭現有的工廠就已經供給不上了”。
被“新市場的美景”沖昏了頭腦的英美資産階級，前推後擠地向中國傾銷工業品。
1840—1845年，隻不過短短五年，英國對華商品輸出額增加了四倍多，達到二百三十九萬英鎊（其中棉紡織品占百分之七十以上）。
美國也竭力向中國傾銷本國的工業制品。
但是，英、美資産階級一般商品對華輸出的增長額，與它在中國市場的實際銷售情況，并不相符。
正如馬克思所分析的：“人們過高估計了天朝老百姓的需求和購買力。
在以小農經濟和家庭手工業為核心的當前中國社會經濟制度下，談不上什麼大宗進口外國貨。
”從1846年起，英國對華商品輸出額開始急劇下降。
顯然，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結構，對于外國商品的容納量很有限度，而摧毀這種經濟結構，卻需要相當長一段時間。
戰後十餘年間，中國自然經濟首先受到沖擊的隻是沿海和長江下遊各省。
英、美資産階級在傾銷工業品的同時，大量掠奪絲、茶等中國農副産品和工業原料。
1842—1846年，茶的出口增長一倍，達到八千四百多萬磅；絲的出口增長将近五倍，達到一萬八千多包。
1846—1856年，茶的出口又增長百分之五十五，達到一億三千萬磅；絲的出口再增加三倍多，達到七萬九千多包。
中國絲茶大量出口，一方面擴大了部分地區農業生産中商品經濟作物的比重；另一方面又必然導緻農業經濟中自給比重的縮小。
戰後，江蘇、浙江一帶的蠶、絲生産和上海附近的缫絲業，由于絲貨出口激增而大有發展。
杭、嘉、湖地區許多農戶本以農桑為業，至同治初年，已是“半以蠶桑為業”。
鄰近上海的産絲中心南浔鎮，就出産著名的輯裡絲（即七裡絲）。
據《南浔志》中有一首題為《南浔絲市行》的詩寫道：“蠶事乍畢絲事起，鄉農賣絲争赴市，市中人塞不得行，千聲萬語聾人耳。
”可想見其盛況空前了。
茶葉出口的增加，也促進了國内茶葉生産和制茶工場的發展。
福建崇安武夷茶，戰前大多内銷，戰後通過福州、廈門、廣州大量輸出，茶商每家經營資本，動辄百數十萬元。
鹹豐初年，制茶工場在上海迅速發展，據記載，當時茶葉外貿供不應求，“于是上海滬商乃采買毛茶，在滬改制”，“土莊茶棧約三四十家，營業頗為發達”。
然而，絲、茶出口貿易，幾乎完全受外商尤其英商的控制。
中國日益卷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并且不能不服從它的需要。
棉紡織業是中國最大的手工業部門，也是農村家庭手工業的根基。
它因洋布、洋紗等機器産品的大量進口而逐漸受到破壞的過程，從一個側面，典型地反映了戰後中國自然經濟的開始解體。
上海、松江、太倉、蘇州一帶盛産棉布，本是江南棉紡織業中心，戰前國内銷路很廣，還有一部分經由廣州出口。
但因上海開埠和洋布、洋紗入侵，這一帶的手工棉紡織業很快衰落下去。
據1846年包世臣記載：松（江）、太（倉）利在棉花梭布，“近日洋布大行，價才當梭布三之一。
吾村專以紡織為業，近聞已無紗可紡，松、太布市，消減大半。
”上海本地棉紡織業被破壞的情況也很嚴重。
1847年7月，英國商人吉布在下院答辯時提道：“中國人所織的白而結實的布，比我們的貨物貴得多。
我在上海發現，由于我們的布代替了他們的布的結果，他們的織布業已迅速下降了。
”福建、廣東的情況基本相同。
大體說來，英、美資産階級是以機制紗布的低廉價格（所謂“三之一”）為武器，由沿海、沿江和交通沿線的城鄉地區，一步一步地向交通不便的内陸腹地推進，逐漸破壞中國的手工棉紡織業。
其他手工業部門，凡是受到進口工業品排擠的，如冶鐵、制針、制靛等行業，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破壞。
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傾銷商品、掠奪原料，中國農村經濟作物比重的增加和棉紡織等家庭手工業的遭受破壞，絲、茶出口的增長和農産品加工工場的發展，這一切都表明，戰後十餘年間，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開始發生新的變化，中國的商品生産被迫卷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并成為它的經濟附庸。
自然經濟的解體和商品經濟的發展，這在封建社會末期本來是一種曆史進步的現象，然而在當時的中國，卻有它的特殊情況。
因為，這個過程不是中國社會内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自行發展的結果，而是伴随着鴉片戰争後中國社會一步一步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出現的，是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擴展殖民地貿易和加緊經濟侵略強行促成的。
這種變化雖然給中國資本主義生産的發展，造成了某些客觀的條件和可能，但這決不是外國侵略者的目的。
外國侵略者的目的，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工業品的市場，同時又使中國的農業生産，服從于他們的需要。
随着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中國社會的階級關系也有新的變化。
五口通商以後，公行制度廢除。
外國資産階級一開始就注意培植為他們服務的買辦和買辦商人（Comprador，即“康白度”，也譯為“通事”）。
五口地區出現的這類為外國資本家推銷商品、鴉片，收購絲、茶原料，刺探情報，經辦事務，把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