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被震撼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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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争以後，中國進入一個社會大變動的時期。
對于古老的沉睡着的中國，鴉片戰争是一個極大的震撼，不管曆史的惰性力怎樣頑固，人們還是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感應到了它的震波。
戰後十年間，中國封建社會内部固有的舊的矛盾沒有消失，新的矛盾又加上來。
這一切，使“牢固的中華帝國遭受了社會危機”。
五口開放與暴力掠奪 英國在強占香港，把它變成侵略中國的基地的同時，憑借《南京條約》第二款的規定，迫使清政府按照他們指定的地點，在東南沿海開辟了五個通商口岸。
1843年7月27日（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初一日），廣州重新開市；11月2日（九月十一日），廈門開市；11月17日（九月二十六日），上海開市；1844年1月1日（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福州開市；7月3日（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甯波開市。
此外，葡萄牙殖民者于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驅逐在澳門的中國官吏，停付地租，公然搶占澳門。
五口開放初期，舊日的商業中心廣州和新起的上海，貿易最盛。
上海位于中國海岸線的中點，是進出長江流域的門戶，水陸交通便利，周圍盛産絲茶，物産富饒，商品經濟發達，市場腹地廣大，所以到了五十年代初，貿易中心就逐漸由廣州移向上海。
據1853年統計：英國輸入中國的總貨值為一百七十四萬九千五百九十七鎊，其中有一百零四萬五千鎊就是由上海進口的，占百分之五十九點七；同年，由上海輸往英國的貨值，也占全國對英輸出總額的百分之五十二點五。
廈門、福州、甯波開埠後，商務卻依然冷落。
近代以來，外國侵略者壓迫中國，變中國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根據不平等條約，從許多通商口岸劃出一部分土地，作為它們直接管理的租界。
首先在中國内部建立殖民地制度，使租界成為侵略據點的是英國；而英國最初建立的租界，是在上海。
英國侵略者對上海垂涎已久。
1756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畢谷（Pigou），就認為上海是很有價值的商品銷售市場。
1843年11月8日，即《南京條約》簽訂後一年零兩個多月，英國第一任駐滬領事巴富爾（GeorgeBalfour,1809—1894年）便乘水怪号船來到上海。
11月17日（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上海正式被辟為商埠。
開埠後，巴富爾立即着手勒索土地。
他以《虎門條約》第七款關于允準英人在通商口岸租地建屋的規定為口實，又以“華洋分居可以避免彼此間的糾紛”進行誘騙，迫使蘇松太道宮慕久劃定一塊供外人占用的居留地。
1845年11月29日（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宮慕久以道台名義和告示形式，公布了《上海地皮章程》：“劃定洋泾浜以北、李家莊以南之地，準租與英國商人，為建築房屋及居住之用。
”居留地的南界、北界劃定了，東邊默認以黃浦江為界，隻剩西界尚未确定。
1846年9月24日（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初五日），又議定以界路為西界。
至此，東臨黃浦江，南到洋泾浜（今延安東路），西迄界路（今河南路），北界李家莊（今北京東路），這一塊總面積八百三十畝的土地，後來就被稱為英租界。
這是資本主義侵略者在中國勒索到的第一個租界。
1843年底，在上海的外國人連領事在内隻有二十五人，到1849年，也不過一百七十五人，居留地的面積已經夠大了。
但是，侵略者并不就此滿足。
1848年11月27日，英國駐滬領事阿禮國（RutherfordAlcock,1809—1897）逼着新任上海道台麟桂訂立協定，将租界的西邊劃到泥城浜（今西藏中路），北邊劃到蘇州河。
于是，英租界的整個面積，一下子擴展為二千八百二十畝。
繼英國之後，法國也在上海強索租界。
1849年4月6日，上海北門外，南至城河，北至洋泾浜，西至關帝廟褚家橋，東至廣東潮州會館沿河到洋泾浜東角，面積共八百四十畝土地，被劃為法租界。
美國一方面贊助英、法強索租界，一方面自行攫取土地。
1848年，以美國文惠廉（W．J．Boone,1811—1864）為首的一批聖公會傳教士，用極低的價格在蘇州河北岸虹口一帶置地造屋。
1863年6月（同治二年五月），美國領事終于迫使上海道台吳健彰将蘇州河北岸七千八百五十六畝土地劃為美租界（1863年9月20日，英美租界合并為上海公共租界）。
英、法、美三國在上海強索租界，都選中緊靠黃浦江的蘆灘地。
原因何在？英國領事巴富爾曾毫不掩飾地說，這是因為：“我們的海軍可以在那裡遊弋，憑我們的船艦，可以使人家看到我們的力量，必要時還可以使人家迅即感到我們的力量。
我們的政策是徹底支配這條大江”。
目的則是便于掠奪中國。
當上海租界最初建立時，中國政府對租界内的行政、司法等還有幹預權，并保有租界内的領土主權（《上海地皮章程》規定，租界内的土地為永租而非賣絕）。
但随着資本主義對中國侵略的擴大和加深，租界的地位也不斷變化，中國保有的權利，逐漸被侵犯以至完全被排斥。
外國侵略者以租界為巢穴，販賣鴉片，組織走私，傾銷商品，攫取原料，通過掠奪性的貿易吮吸中國人民的脂膏。
1854年7月（鹹豐四年六月），又在上海擅自成立被稱為“工部局”的機關，對租界實行完全獨立于中國行政系統和法律制度以外的一套統治制度，即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制度。
這樣，租界便成了“國中之國”。
租界是中國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的一種特殊的象征。
它是外國侵略者的天堂，冒險家的樂園，罪犯的逋逃薮。
曾在海關占據高位的英國人萊特（S．F．Wright）也認為：上海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時候，已經變成了無法無天的外國人們的一個真正黃金國”。
繼上海之後，這種租界制度，還被推廣到廣州、天津、廈門等許多商埠。
鴉片戰争以後，清政府既不敢再提“禁煙”，又不便公開宣布“弛禁”，于是，在侵略者的庇護和清政府的默許下，英美鴉片販子明目張膽地運銷毒品而無須交納關稅。
鴉片走私以香港為中心，以上海和廣州為最大輸入口岸，運往南起廣東、北到奉天的大小海口。
鴉片銷售量惡性膨脹，四十年代，僅從印度輸入中國的鴉片，平均每年已超過三萬七千箱；五十年代，平均每年高達六萬八千箱。
外國侵略者不但走私鴉片，還走私一般商品。
值百抽五的關稅本已極低，然而貪得無厭的外國資産階級，在其政府慫恿下，以租界為據點，以特權為庇護，肆無忌憚地偷稅漏稅，進行大規模的商品走私。
非但五口走私猖獗，原有海關和關稅制度近乎瓦解，而且汕頭、淡水、溫州、鎮海、舟山，乃至東南沿海各大小港口和城鎮，也都有外國商人的武裝走私。
在販毒、走私的同時，外國侵略者又以配備槍炮的武裝艦船出沒東南沿海，一面洗劫商船，焚掠村莊；一面打着“護航”旗号，強迫中國商船交納名為“護航費”的買路錢。
走私、洗劫、“護航”的三位一體，便是這批海盜的真實寫照。
外國侵略者大規模掠賣華工的罪行，更是令人發指。
從十九世紀初葉開始，在五十至七十年代達于高峰的販賣華工的殘暴行動，是西方殖民主義勢力侵略中國的産物，是十六至十八世紀販賣非洲黑奴的繼續。
早在鴉片戰争前，西方殖民者已偷偷利用葡萄牙霸占的澳門，拐賣和綁架中國的勞動力、婦女以及兒童。
戰後，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訂立，外國侵略者在廈門（這是最大中心）、上海、廣州、汕頭、香港、澳門等地，猖狂地掠賣華工。
他們在中國豢養了一批流氓、地痞、惡棍作為盜人的賊，捕掠和誘拐華工。
例如，在廣州街上，就有被人假借債務糾紛或私人嫌隙而被綁架出賣，淪為“豬仔”的危險。
在上海，“鄉人賣布粜米，獨行夷場（按指租界）者，辄被掠去。
積數月，竟失數百人”。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掠賣華工的航船大多屬于英國，其次屬西班牙、美國、法國和秘魯；六十年代起，美國占了首位。
據估計：1801—1850年，出國華工總數約三十二萬人，其中被販往南北美洲和英屬西印度群島的約占六萬多人。
1851—1875年，出國華工數劇增為一百二十八萬人，其中，被販往南北美洲和西印度群島的約有五
對于古老的沉睡着的中國，鴉片戰争是一個極大的震撼，不管曆史的惰性力怎樣頑固，人們還是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感應到了它的震波。
戰後十年間，中國封建社會内部固有的舊的矛盾沒有消失，新的矛盾又加上來。
這一切，使“牢固的中華帝國遭受了社會危機”。
五口開放與暴力掠奪 英國在強占香港，把它變成侵略中國的基地的同時，憑借《南京條約》第二款的規定，迫使清政府按照他們指定的地點，在東南沿海開辟了五個通商口岸。
1843年7月27日（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初一日），廣州重新開市；11月2日（九月十一日），廈門開市；11月17日（九月二十六日），上海開市；1844年1月1日（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福州開市；7月3日（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甯波開市。
此外，葡萄牙殖民者于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驅逐在澳門的中國官吏，停付地租，公然搶占澳門。
五口開放初期，舊日的商業中心廣州和新起的上海，貿易最盛。
上海位于中國海岸線的中點，是進出長江流域的門戶，水陸交通便利，周圍盛産絲茶，物産富饒，商品經濟發達，市場腹地廣大，所以到了五十年代初，貿易中心就逐漸由廣州移向上海。
據1853年統計：英國輸入中國的總貨值為一百七十四萬九千五百九十七鎊，其中有一百零四萬五千鎊就是由上海進口的，占百分之五十九點七；同年，由上海輸往英國的貨值，也占全國對英輸出總額的百分之五十二點五。
廈門、福州、甯波開埠後，商務卻依然冷落。
近代以來，外國侵略者壓迫中國，變中國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根據不平等條約，從許多通商口岸劃出一部分土地，作為它們直接管理的租界。
首先在中國内部建立殖民地制度，使租界成為侵略據點的是英國；而英國最初建立的租界，是在上海。
英國侵略者對上海垂涎已久。
1756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畢谷（Pigou），就認為上海是很有價值的商品銷售市場。
1843年11月8日，即《南京條約》簽訂後一年零兩個多月，英國第一任駐滬領事巴富爾（GeorgeBalfour,1809—1894年）便乘水怪号船來到上海。
11月17日（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上海正式被辟為商埠。
開埠後，巴富爾立即着手勒索土地。
他以《虎門條約》第七款關于允準英人在通商口岸租地建屋的規定為口實，又以“華洋分居可以避免彼此間的糾紛”進行誘騙，迫使蘇松太道宮慕久劃定一塊供外人占用的居留地。
1845年11月29日（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宮慕久以道台名義和告示形式，公布了《上海地皮章程》：“劃定洋泾浜以北、李家莊以南之地，準租與英國商人，為建築房屋及居住之用。
”居留地的南界、北界劃定了，東邊默認以黃浦江為界，隻剩西界尚未确定。
1846年9月24日（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初五日），又議定以界路為西界。
至此，東臨黃浦江，南到洋泾浜（今延安東路），西迄界路（今河南路），北界李家莊（今北京東路），這一塊總面積八百三十畝的土地，後來就被稱為英租界。
這是資本主義侵略者在中國勒索到的第一個租界。
1843年底，在上海的外國人連領事在内隻有二十五人，到1849年，也不過一百七十五人，居留地的面積已經夠大了。
但是，侵略者并不就此滿足。
1848年11月27日，英國駐滬領事阿禮國（RutherfordAlcock,1809—1897）逼着新任上海道台麟桂訂立協定，将租界的西邊劃到泥城浜（今西藏中路），北邊劃到蘇州河。
于是，英租界的整個面積，一下子擴展為二千八百二十畝。
繼英國之後，法國也在上海強索租界。
1849年4月6日，上海北門外，南至城河，北至洋泾浜，西至關帝廟褚家橋，東至廣東潮州會館沿河到洋泾浜東角，面積共八百四十畝土地，被劃為法租界。
美國一方面贊助英、法強索租界，一方面自行攫取土地。
1848年，以美國文惠廉（W．J．Boone,1811—1864）為首的一批聖公會傳教士，用極低的價格在蘇州河北岸虹口一帶置地造屋。
1863年6月（同治二年五月），美國領事終于迫使上海道台吳健彰将蘇州河北岸七千八百五十六畝土地劃為美租界（1863年9月20日，英美租界合并為上海公共租界）。
英、法、美三國在上海強索租界，都選中緊靠黃浦江的蘆灘地。
原因何在？英國領事巴富爾曾毫不掩飾地說，這是因為：“我們的海軍可以在那裡遊弋，憑我們的船艦，可以使人家看到我們的力量，必要時還可以使人家迅即感到我們的力量。
我們的政策是徹底支配這條大江”。
目的則是便于掠奪中國。
當上海租界最初建立時，中國政府對租界内的行政、司法等還有幹預權，并保有租界内的領土主權（《上海地皮章程》規定，租界内的土地為永租而非賣絕）。
但随着資本主義對中國侵略的擴大和加深，租界的地位也不斷變化，中國保有的權利，逐漸被侵犯以至完全被排斥。
外國侵略者以租界為巢穴，販賣鴉片，組織走私，傾銷商品，攫取原料，通過掠奪性的貿易吮吸中國人民的脂膏。
1854年7月（鹹豐四年六月），又在上海擅自成立被稱為“工部局”的機關，對租界實行完全獨立于中國行政系統和法律制度以外的一套統治制度，即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制度。
這樣，租界便成了“國中之國”。
租界是中國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的一種特殊的象征。
它是外國侵略者的天堂，冒險家的樂園，罪犯的逋逃薮。
曾在海關占據高位的英國人萊特（S．F．Wright）也認為：上海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時候，已經變成了無法無天的外國人們的一個真正黃金國”。
繼上海之後，這種租界制度，還被推廣到廣州、天津、廈門等許多商埠。
鴉片戰争以後，清政府既不敢再提“禁煙”，又不便公開宣布“弛禁”，于是，在侵略者的庇護和清政府的默許下，英美鴉片販子明目張膽地運銷毒品而無須交納關稅。
鴉片走私以香港為中心，以上海和廣州為最大輸入口岸，運往南起廣東、北到奉天的大小海口。
鴉片銷售量惡性膨脹，四十年代，僅從印度輸入中國的鴉片，平均每年已超過三萬七千箱；五十年代，平均每年高達六萬八千箱。
外國侵略者不但走私鴉片，還走私一般商品。
值百抽五的關稅本已極低，然而貪得無厭的外國資産階級，在其政府慫恿下，以租界為據點，以特權為庇護，肆無忌憚地偷稅漏稅，進行大規模的商品走私。
非但五口走私猖獗，原有海關和關稅制度近乎瓦解，而且汕頭、淡水、溫州、鎮海、舟山，乃至東南沿海各大小港口和城鎮，也都有外國商人的武裝走私。
在販毒、走私的同時，外國侵略者又以配備槍炮的武裝艦船出沒東南沿海，一面洗劫商船，焚掠村莊；一面打着“護航”旗号，強迫中國商船交納名為“護航費”的買路錢。
走私、洗劫、“護航”的三位一體，便是這批海盜的真實寫照。
外國侵略者大規模掠賣華工的罪行，更是令人發指。
從十九世紀初葉開始，在五十至七十年代達于高峰的販賣華工的殘暴行動，是西方殖民主義勢力侵略中國的産物，是十六至十八世紀販賣非洲黑奴的繼續。
早在鴉片戰争前，西方殖民者已偷偷利用葡萄牙霸占的澳門，拐賣和綁架中國的勞動力、婦女以及兒童。
戰後，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訂立，外國侵略者在廈門（這是最大中心）、上海、廣州、汕頭、香港、澳門等地，猖狂地掠賣華工。
他們在中國豢養了一批流氓、地痞、惡棍作為盜人的賊，捕掠和誘拐華工。
例如，在廣州街上，就有被人假借債務糾紛或私人嫌隙而被綁架出賣，淪為“豬仔”的危險。
在上海，“鄉人賣布粜米，獨行夷場（按指租界）者，辄被掠去。
積數月，竟失數百人”。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掠賣華工的航船大多屬于英國，其次屬西班牙、美國、法國和秘魯；六十年代起，美國占了首位。
據估計：1801—1850年，出國華工總數約三十二萬人，其中被販往南北美洲和英屬西印度群島的約占六萬多人。
1851—1875年，出國華工數劇增為一百二十八萬人，其中，被販往南北美洲和西印度群島的約有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