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建士人歌頌的還是唐虞盛世，把穴居野處當作世外桃源的當時，人們走向世界，引進新事物，是要有一股勇氣的。

     西學是新學，中學是舊學，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作了明确的論述。

    對西學的學習與否，在近代中國通常表現為新舊之争，有的是尖銳的封建與反封建的鬥争。

    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雖然有革命與改良、新民主與舊民主之别，但其中貫串了新學和舊學之争，一個比一個深刻。

    此前的洋務運動，雖然是地主階級當權派一部分人的作為，甚至是以新衛舊，但表現為地主階級内部的分化，他們同頑固派的若幹争議，也不無微渺的新舊矛盾存乎其間。

     在近代學習西方的進程中，早就存在一個嚴峻的問題，即怎樣适合中國的國情。

    它一直有兩種令人懊惱的傾向：一種是迎合傳統的中國國情，不敢放手汲取他國的長處，把西方資本主義的新事物附會為中國古已有之，惟恐蹈“以夷變夏”之嫌，前期的認識大都如此；另一種是不顧中國的國情和條件，把西方的東西盲目地移植過來，生吞活剝，奇形怪狀，這種表現後期較多。

    前者是尚未脫落的封建型，後者則流為仰人鼻息的買辦型。

    由于兩者的困擾，以緻長期不能把借鑒他國和走自己的道路摸索出來。

    在兩種傾向中，前者給中國帶來的迷惘更大，許多先進的中國人也難免不受到它的牽制，這是因它深深紮根于小農經濟的土壤中而又攀附在民族感情的大樹上，遠不似後者的招搖過市，面目可憎。

     近代中國的行程是曲折而畸形的，又總是沖破陰霾迎着困難而前進的。

    愛國和革新、革命始終是引導人們奮鬥的旗幟，愛國的怒潮沖向帝國主義，革新、革命的鋒芒直指封建主義。

    而革新、革命的思想武器又不能不借助于西方，盡管西方資産階級那些東西隻能上陣打幾個回合，但它們曾經是先進的中國人奮鬥的最佳武器，對封建勢力反複作了較量，對帝國主義也不甘屈服。

    西方資産階級早期的進步學說，并不為後來西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