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輩輩的閉關保守局面，把人們的視線引向廣闊的世界去，這是極富時代意義的愛國精神。

    近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将清末出使或訪問外國所寫的日記和遊記，編為《走向世界叢書》。

    這些書，雖然精華與糟粕互陳，但使人們重溫前人遠渡重洋和認識世界的辛酸曆程，受到知識界的很大歡迎。

    因為它們曾經是近代中國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突破點，是向世界尋求知識的可喜行動。

    這裡且以日本最初遣使歐美一事例比。

    1871年，日本首次派赴美國的署理公使森有禮，在辦理交涉事宜外，訪察美國“立國興學”的途轍，向美國各部長官、國會議員和大學校長發出照會，列舉若幹問題請他們回答，然後将複件一一譯為日文，題曰《文學興國策》。

    該書寄回日本印行，成為促進明治維新極有影響的書，甲午戰後中國也有譯本。

    而清朝在五年後，1876年派赴英、法的第一個使臣郭嵩焘，他寫了《使西紀程》，備述彼邦的政教、技藝和民俗，寄回總理衙門付印，卻遭到保守官僚們的攻擊而毀版。

    從《文學興國策》與《使西紀程》的不同遭遇，不難窺見十九世紀時中日兩國的腳步在維新道路上的差距。

     走向世界是曆史發展的必然現象，但在近代中國邁出這一步，并把這一步向前推進，卻是坎坷的。

    盡管那些主張學習西方的早先的中國人，大都是激于外國侵略，恥己之不如人，要把别人打痛了自己的東西學過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報仇雪恨。

    在其開始，卻很少不被誤解，不被責難。

    其實，“師夷”除了“制夷”的要求外，還有一層，為使中國放眼世界，不要徒以“漢官威儀”自诩，而要看到西方國家的發展，有所借鑒，改變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諸方面的落後狀況。

    資産階級維新派、資産階級革命派和關心國家前途的大批知識分子，他們對此說了許多話，寫了許多文章和書，以啟锢蔽。

    “誓起民權移舊俗，更研哲理牖新知”，梁啟超這兩句詩就表現了這樣的意境。

    在滿坑滿谷的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