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譚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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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梁，搭瑞盛和班），而又吸收了幾個青衣的腔，聚若幹人的長處，而又加以錘煉，方得自成一家。
以下再談談叫天演戲的經過。
兩個得力助手 古人說過，人能借他人之長以補己之短，就是極大的本領。
叫天真能學人，也真肯學人，這也是他人所不及的地方。
倘隻學了來，不能加以變化，所謂食古不化，囫囵吞棗，那是任憑你知道的怎樣博，會的怎樣多，也不會有什麼成就的。
近來學人的往往有此弊病。
叫天能變化，固然是他的天才，但是專靠他一人，也是不能成功的。
有許多地方，也是靠人幫助，幫助他的是什麼人呢？當然很多。
最要緊的，就是給打鼓拉琴的兩個人。
本來這兩行人，乃是與唱念動作，關系最密切的人員，又趕的他這兩位都是極出名，數一數二的高手。
打鼓人姓耿（忽忘其姓氏，仿佛姓耿），在本界極有聲望，人人佩服，都說他不但知道的多，且手下極靈活。
拉琴的即梅雨田，乃梅蘭芳的伯父，能吹昆曲四百餘出，胡琴拉的尤好，戲界人都說，乃百餘年來的第一人。
他們三個人，天天晚上，讨論研究，這個說這句應該怎麼唱，那個說胡琴怎麼托怎麼補，那個又說，鼓怎麼加點。
這樣的研究法，怎麼會不能産生好腔調呢！ 這裡附帶着說一件小笑話，因為這三個人都是各人有各人的技術，旗鼓相當，誰也不肯聽命于人，讨論半天，大多數總是沒有結果。
末了必是有一人，假托說閑話，說：比方某一句，如果要這樣唱，胡琴這樣托，鼓這樣打，大緻必可以好聽。
這套話說完，也必沒人回答。
可是到第二天台上唱時，必定是如前一晚那一個比方的。
倘若有一人說，咱們應該這樣辦，那是誰也不會聽從的。
總而言之，誰也不肯聽誰的，可是每次讨論，總有好的結果。
這當然是他們三人個性使然，大緻也就是文人相輕之義，然亦足見他三人的知識技術都夠且判斷優劣的能力很強。
為什麼要這樣的說法呢？由于三個人的主意，哪個的好，哪個的壞，三個人彼此都知道，隻要某一人說的有理，彼二人便都很以為然，不過隻是心中認可，而不肯輸嘴耳。
所以一有人用商量式的語氣提出來，總可獲緻通過的。
以上這一段，可以作一個笑談，無關宏旨。
叫天倘無此二人，則很不容易成就大名。
凡事都靠一種遇合，而絕非偶然的。
且亦足可證明，無論自己有多大本領，無論何時何地，也免不了需要他人的幫助。
語雲：多師是我師，叫天可算做的到。
如今演員，稍稍出點名，便自滿的不得了，技術焉能再有進步？ 以下再談一談叫天演戲的過程。
演戲的過程 叫天回京後，嗓音慢慢的回來了，聲名也一天比一天好，而他自己仍感覺着自己的技術不夠，乃想多學點老生戲，于是把武生戲擱下，不常演，一心專注重老生，并且琢磨，哪一出戲于自己對工，此乃叫天絕頂的聰明，也是令人極佩服的地方，在民國初年，我常同叫天閑談，往往談到他改唱老生的情形，說起話來，于得意之中，也很感慨。
現在我把他對我說的話，約略寫在下邊，就知道他成功也不是容易的了。
唱老生的腳，最初用功，當然是應該由正生戲人手的，我（譚自稱，下同）研究了幾出正生戲，可是我身材瘦小，演着不對味兒，先把他擱下，再研究靠背戲。
不但王帽戲自己覺得不對味兒，連《昭關》這路戲，演出來也不大合式。
前頭有程大老闆，後頭有孫一掠（指孫菊仙，當時戲界，都稱孫菊仙為孫一掠，貶詞也），至于大頭（指汪桂芬）雖然是晚生後輩，但他的嗓子，比我悲壯，唱不過他們，隻好自己又捉摩（琢磨）了一出《南陽關》，也可以抵過《昭關》了。
至于《打侄上墳》《盜宗卷》這類戲，唱不過張勝奎；《探母》唱不過月樓；《空城計》唱不過盧台子等等。
這些戲咱們先不動（意為暫不演），都是他們死了以後我才唱的。
唱，咱們可不能照舊唱，咱們得自己琢磨。
琢磨添上點俏頭，好醒一醒人的耳目。
《戰長沙》這出戲，從前大老闆常演，以後就沒什麼人演了。
靠背也正對咱的味兒，正好琢磨琢磨，當然是琢磨關公了，可是總算唱不過大頭。
乃改過來琢磨黃忠，所以兩個腳，我都下過一番苦心。
因為此戲，本是關公的正戲，咱們要去黃忠，也不能落在大頭之後哇（意是不能弱于關公）。
這也就如同《搜孤救孤》這出戲，本是公孫的正戲，最初我陪着盧台子唱，人家當然去公孫了，他雖然不算老輩，也總是老腳兒啦（這種地方，便見譚稍為驕傲。
按他既稱汪桂芬為晚生後輩，便應該稱盧為前輩）。
演了兩次，我以為光當配腳，不合式，我就對盧台子說：您是已經成名的腳兒了，但
以下再談談叫天演戲的經過。
兩個得力助手 古人說過，人能借他人之長以補己之短，就是極大的本領。
叫天真能學人，也真肯學人，這也是他人所不及的地方。
倘隻學了來，不能加以變化，所謂食古不化，囫囵吞棗，那是任憑你知道的怎樣博，會的怎樣多，也不會有什麼成就的。
近來學人的往往有此弊病。
叫天能變化，固然是他的天才，但是專靠他一人，也是不能成功的。
有許多地方，也是靠人幫助，幫助他的是什麼人呢？當然很多。
最要緊的，就是給打鼓拉琴的兩個人。
本來這兩行人，乃是與唱念動作，關系最密切的人員，又趕的他這兩位都是極出名，數一數二的高手。
打鼓人姓耿（忽忘其姓氏，仿佛姓耿），在本界極有聲望，人人佩服，都說他不但知道的多，且手下極靈活。
拉琴的即梅雨田，乃梅蘭芳的伯父，能吹昆曲四百餘出，胡琴拉的尤好，戲界人都說，乃百餘年來的第一人。
他們三個人，天天晚上，讨論研究，這個說這句應該怎麼唱，那個說胡琴怎麼托怎麼補，那個又說，鼓怎麼加點。
這樣的研究法，怎麼會不能産生好腔調呢！ 這裡附帶着說一件小笑話，因為這三個人都是各人有各人的技術，旗鼓相當，誰也不肯聽命于人，讨論半天，大多數總是沒有結果。
末了必是有一人，假托說閑話，說：比方某一句，如果要這樣唱，胡琴這樣托，鼓這樣打，大緻必可以好聽。
這套話說完，也必沒人回答。
可是到第二天台上唱時，必定是如前一晚那一個比方的。
倘若有一人說，咱們應該這樣辦，那是誰也不會聽從的。
總而言之，誰也不肯聽誰的，可是每次讨論，總有好的結果。
這當然是他們三人個性使然，大緻也就是文人相輕之義，然亦足見他三人的知識技術都夠且判斷優劣的能力很強。
為什麼要這樣的說法呢？由于三個人的主意，哪個的好，哪個的壞，三個人彼此都知道，隻要某一人說的有理，彼二人便都很以為然，不過隻是心中認可，而不肯輸嘴耳。
所以一有人用商量式的語氣提出來，總可獲緻通過的。
以上這一段，可以作一個笑談，無關宏旨。
叫天倘無此二人，則很不容易成就大名。
凡事都靠一種遇合，而絕非偶然的。
且亦足可證明，無論自己有多大本領，無論何時何地，也免不了需要他人的幫助。
語雲：多師是我師，叫天可算做的到。
如今演員，稍稍出點名，便自滿的不得了，技術焉能再有進步？ 以下再談一談叫天演戲的過程。
演戲的過程 叫天回京後，嗓音慢慢的回來了，聲名也一天比一天好，而他自己仍感覺着自己的技術不夠，乃想多學點老生戲，于是把武生戲擱下，不常演，一心專注重老生，并且琢磨，哪一出戲于自己對工，此乃叫天絕頂的聰明，也是令人極佩服的地方，在民國初年，我常同叫天閑談，往往談到他改唱老生的情形，說起話來，于得意之中，也很感慨。
現在我把他對我說的話，約略寫在下邊，就知道他成功也不是容易的了。
唱老生的腳，最初用功，當然是應該由正生戲人手的，我（譚自稱，下同）研究了幾出正生戲，可是我身材瘦小，演着不對味兒，先把他擱下，再研究靠背戲。
不但王帽戲自己覺得不對味兒，連《昭關》這路戲，演出來也不大合式。
前頭有程大老闆，後頭有孫一掠（指孫菊仙，當時戲界，都稱孫菊仙為孫一掠，貶詞也），至于大頭（指汪桂芬）雖然是晚生後輩，但他的嗓子，比我悲壯，唱不過他們，隻好自己又捉摩（琢磨）了一出《南陽關》，也可以抵過《昭關》了。
至于《打侄上墳》《盜宗卷》這類戲，唱不過張勝奎；《探母》唱不過月樓；《空城計》唱不過盧台子等等。
這些戲咱們先不動（意為暫不演），都是他們死了以後我才唱的。
唱，咱們可不能照舊唱，咱們得自己琢磨。
琢磨添上點俏頭，好醒一醒人的耳目。
《戰長沙》這出戲，從前大老闆常演，以後就沒什麼人演了。
靠背也正對咱的味兒，正好琢磨琢磨，當然是琢磨關公了，可是總算唱不過大頭。
乃改過來琢磨黃忠，所以兩個腳，我都下過一番苦心。
因為此戲，本是關公的正戲，咱們要去黃忠，也不能落在大頭之後哇（意是不能弱于關公）。
這也就如同《搜孤救孤》這出戲，本是公孫的正戲，最初我陪着盧台子唱，人家當然去公孫了，他雖然不算老輩，也總是老腳兒啦（這種地方，便見譚稍為驕傲。
按他既稱汪桂芬為晚生後輩，便應該稱盧為前輩）。
演了兩次，我以為光當配腳，不合式，我就對盧台子說：您是已經成名的腳兒了，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