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明清的經學
關燈
小
中
大
清代的經學可以稱之為漢學。
漢代古文、今文的發展都有政治上的原因，宋學的發生也有政治上的原因。
西漢經學重點在講陰陽災異。
不僅《書經·洪範》篇講災異，《詩經》也講災異。
自董仲舒始，任何一經都須講災異，不講，這部經書就站不住腳。
東漢時，光講災異還不夠，還要講谶緯。
講谶緯比講災異更容易。
隻有古文經學是反對災異、谶緯之類的迷信的。
漢代經學壞處比好處多，因為講迷信，欺騙人民，反迷信的隻有一部分古文經學家。
宋學的興起，是由于安史及五代的大亂，倫常敗壞。
宋學的目的是整頓倫常道德。
宋學固然毛病很多，但在重整倫常方面收效不少。
宋學重個人氣節，因此，宋以後，國家危亡時，民族氣節提高了。
這樣看起來，宋學也有其積極方面，不是完全消極的。
宋學的毛病是空談心、性、天道等抽象的東西。
程朱還是比較重視實踐的。
當然，他們的實踐不是革命的實踐，而是指做人的修養。
朱熹主張半天讀書，半天打坐。
程朱的末流就完全流于空談了。
陸象山的思想則更趨于佛教化。
由陸象山到王陽明這一派的思想，實際上是佛教南宗慧能一派的“即心成佛”的思想。
南宗認為，明心見性即成佛。
儒家講成聖人，成聖人本極不容易，孔子也不敢自稱是聖人。
王陽明把佛家的明心見性一套思想拿過來，改裝成一旦豁然貫通，即可成聖人的理論。
王陽明自己還有些辦事的本領，其末流空談之風越來越厲害。
明亡與士大夫階層不務實學，光事空談有關系。
明朝時候的八股文，就是宋學的表現形式，是宋學的文風。
明永樂時頒布《四書大全》以朱熹注為正宗。
于是明人隻讀朱注《四書》，連《五經》也不讀。
因為讀熟《四書》，即可考取進士作大官。
考進士的題目都出在《四書》上，所以讀《五經》的人很少。
明人的學問很狹隘，隻知道《四書》。
明人嘴上是仁義道德，實際上無恥到極點。
讀《明史·閹黨傳》，真令人怒發沖冠。
閹黨中，除一人外，都是進士出身。
宋學和八股文的流弊，明亡之後，看得更清楚。
明亡于清，固然有其他原因，但宋學隻講空談，不務實際，閹黨的堕落，也是明亡的原因之一。
比較有正義感的士人，對程朱之學的流弊痛恨得很。
亡國之後，痛定思痛，都感到宋明理學家所講的明心見性、明道窮性一套理論，全是廢話；主靜主敬，全是沒有道理的，應該提倡經世緻用之學。
明末清初，主經世緻用的學者，南有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
黃、顧、王三人對學術都有很大貢獻。
北方有顔元、李塨。
顔元講實踐。
北方的顔、李及孫奇逢，與南方三大家是沒有直接聯系的。
明人學問的空疏，曆史已有定論。
他們所印的書也大都靠不住，當然也不能一筆抹煞。
有一批人，看到國家危亡，也在認真讀書，而且有成績。
清初的幾個大學問家，就是在這種環境中長大起來的。
明孝宗時的前後七子，他們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
這種隻讀古書的學風，影響很大。
厚古薄今，越古越好，這當然是不對的，但在當時，對于八股先生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明人在經學方面是有成績的，主要有如下幾家： 梅鷟的《尚書考異》。
梅鷟把《古文尚書》完全推倒了。
《古文尚書》宋人雖然已經疑其為僞，但那是從文字的難易方面提出些疑點。
宋人覺得，為什麼《古文尚書》反而比今文容易讀呢？因此疑古文不可靠，但沒有具體論證。
梅鷟則提出了許多确鑿證據，以證明其僞。
朱謀玮的《周易象通》。
朱的學問很大。
朱是反對宋學的，宋代易學是講數的，漢人講象。
朱用象來講易，實際上是向宋人的《先天圖》、《太極圖》、《皇極經世》、朱熹的《周易》等宋人的易學挑戰。
朱謀玮的《周易象通》也不敢完全把《河圖》《洛書》等謊言推倒。
他以自己所編造的謊言代替了宋人編造的謊言。
朱是明皇朝的同姓，他詐稱自己從明内府得了一個真正的《河圖》。
這個《河圖》真正是伏犧所作，一直保存在皇帝的内府，到宋徽宗時才發現。
這當然是胡說八道。
但在那時，他這樣作，多少還有點可以原諒。
趙宦光等的音韻之學。
古代音韻和宋人不同，宋學家不懂這個道理，看到經書上不協韻的，即任意更改。
趙宦光等研究《說文解字》，指出經書的字音，宋時雖然不協韻，但古代則是協韻的，宋人亂改經書中不協韻的字，是錯誤的。
陳第進一步研究古音，作《毛詩古音考》
漢代古文、今文的發展都有政治上的原因，宋學的發生也有政治上的原因。
西漢經學重點在講陰陽災異。
不僅《書經·洪範》篇講災異，《詩經》也講災異。
自董仲舒始，任何一經都須講災異，不講，這部經書就站不住腳。
東漢時，光講災異還不夠，還要講谶緯。
講谶緯比講災異更容易。
隻有古文經學是反對災異、谶緯之類的迷信的。
漢代經學壞處比好處多，因為講迷信，欺騙人民，反迷信的隻有一部分古文經學家。
宋學的興起，是由于安史及五代的大亂，倫常敗壞。
宋學的目的是整頓倫常道德。
宋學固然毛病很多，但在重整倫常方面收效不少。
宋學重個人氣節，因此，宋以後，國家危亡時，民族氣節提高了。
這樣看起來，宋學也有其積極方面，不是完全消極的。
宋學的毛病是空談心、性、天道等抽象的東西。
程朱還是比較重視實踐的。
當然，他們的實踐不是革命的實踐，而是指做人的修養。
朱熹主張半天讀書，半天打坐。
程朱的末流就完全流于空談了。
陸象山的思想則更趨于佛教化。
由陸象山到王陽明這一派的思想，實際上是佛教南宗慧能一派的“即心成佛”的思想。
南宗認為，明心見性即成佛。
儒家講成聖人，成聖人本極不容易，孔子也不敢自稱是聖人。
王陽明把佛家的明心見性一套思想拿過來，改裝成一旦豁然貫通，即可成聖人的理論。
王陽明自己還有些辦事的本領，其末流空談之風越來越厲害。
明亡與士大夫階層不務實學，光事空談有關系。
明朝時候的八股文，就是宋學的表現形式，是宋學的文風。
明永樂時頒布《四書大全》以朱熹注為正宗。
于是明人隻讀朱注《四書》，連《五經》也不讀。
因為讀熟《四書》，即可考取進士作大官。
考進士的題目都出在《四書》上，所以讀《五經》的人很少。
明人的學問很狹隘，隻知道《四書》。
明人嘴上是仁義道德，實際上無恥到極點。
讀《明史·閹黨傳》，真令人怒發沖冠。
閹黨中，除一人外，都是進士出身。
宋學和八股文的流弊，明亡之後，看得更清楚。
明亡于清，固然有其他原因，但宋學隻講空談，不務實際，閹黨的堕落，也是明亡的原因之一。
比較有正義感的士人，對程朱之學的流弊痛恨得很。
亡國之後，痛定思痛，都感到宋明理學家所講的明心見性、明道窮性一套理論，全是廢話；主靜主敬，全是沒有道理的，應該提倡經世緻用之學。
明末清初，主經世緻用的學者，南有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
黃、顧、王三人對學術都有很大貢獻。
北方有顔元、李塨。
顔元講實踐。
北方的顔、李及孫奇逢，與南方三大家是沒有直接聯系的。
明人學問的空疏，曆史已有定論。
他們所印的書也大都靠不住，當然也不能一筆抹煞。
有一批人，看到國家危亡，也在認真讀書，而且有成績。
清初的幾個大學問家，就是在這種環境中長大起來的。
明孝宗時的前後七子，他們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
這種隻讀古書的學風，影響很大。
厚古薄今，越古越好，這當然是不對的，但在當時，對于八股先生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明人在經學方面是有成績的，主要有如下幾家： 梅鷟的《尚書考異》。
梅鷟把《古文尚書》完全推倒了。
《古文尚書》宋人雖然已經疑其為僞，但那是從文字的難易方面提出些疑點。
宋人覺得，為什麼《古文尚書》反而比今文容易讀呢？因此疑古文不可靠，但沒有具體論證。
梅鷟則提出了許多确鑿證據，以證明其僞。
朱謀玮的《周易象通》。
朱的學問很大。
朱是反對宋學的，宋代易學是講數的，漢人講象。
朱用象來講易，實際上是向宋人的《先天圖》、《太極圖》、《皇極經世》、朱熹的《周易》等宋人的易學挑戰。
朱謀玮的《周易象通》也不敢完全把《河圖》《洛書》等謊言推倒。
他以自己所編造的謊言代替了宋人編造的謊言。
朱是明皇朝的同姓，他詐稱自己從明内府得了一個真正的《河圖》。
這個《河圖》真正是伏犧所作，一直保存在皇帝的内府，到宋徽宗時才發現。
這當然是胡說八道。
但在那時，他這樣作，多少還有點可以原諒。
趙宦光等的音韻之學。
古代音韻和宋人不同，宋學家不懂這個道理，看到經書上不協韻的，即任意更改。
趙宦光等研究《說文解字》，指出經書的字音，宋時雖然不協韻，但古代則是協韻的，宋人亂改經書中不協韻的字，是錯誤的。
陳第進一步研究古音，作《毛詩古音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