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宋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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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不讀書，不著文字，因為反正什麼都是空的。
佛講涅槃，涅槃即是寂滅（死）的意思。
人世什麼都空，都是“無常”，認為有生即有滅，最好是無生，無生即可不滅。
《易經》剛好與之相反。
《易傳》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仁近于樂”，“仁者不憂”（《論語》）。
這就是說，人不是苦的。
儒家講“有”，有父子，有君臣，有夫婦。
《易經》還講不滅，說“天地之大德曰生”。
這都是與佛教對立的。
宋學，一是經學，一是哲學。
漢人講訓诂，不講義理，宋學則在《周易》中找哲理，以代替佛教的哲學。
《易經》是最易于附會發揮的。
宋學的《太極圖說》是從道士陳抟那兒來的。
太極圖原是講煉丹術，是道家講煉丹秘訣的，講的次序由下而上。
陳抟的太極圖，經數傳到了周濂溪（周敦頤）。
他講太極圖的次序改為由上而下，并與“易有太極”聯系起來，這就成了儒家的東西了。
無極太極、動靜陰陽、缊感通，堯舜之道等等名堂，都是從《周易》的十翼中引伸出來的。
葉水心所說的“夷狄之說，本于中國”，就是指宋學把佛教的一套東西，加以改造，用《易經》的形式表述出來。
《易經》有象和數，宋人特别重數。
邵雍的《皇極經世》是專講數的，他甚至相信《河圖》《洛書》等無稽之談。
朱熹學問很博，但他也相信《河圖》《洛書》。
《周禮》也是宋代最重要的一部書。
宋是最積弱的朝代，統治者幻想實行《周禮》中所說的井田制度以求強盛。
宋儒李觏提倡《周禮》，他在《緻太平論》中說：“周之制，其神矣乎？”這就是說，按照《周禮》辦事，就可以解決積弱的問題。
據《周禮》記載，周時八家九頃地，各家種100畝，中間一頃為公地。
這樣，民可以安居樂業。
宋儒所以對《周禮》所記載的這種土地制度感興趣，說明宋代土地問題的嚴重。
張載也很重視《周禮》，認為治天下不用井田，即不會平，周緻治世，就是由于天下平，人君行井田，須有仁心。
王安石做宰相，不僅提倡《周禮》，還作《周禮新義》，規定考進士須讀《周禮》。
他還用《周禮》作為自己駁反對者的理論根據。
宋代重《周禮》，從政治上看，無非是企圖借《周禮》的井田制來對當前作些改良罷了。
《春秋》講尊王、攘夷，當然會受到統治者的重視。
宋儒重《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是從宋開始的。
《大學》《中庸》都是《禮記》中的一篇文章。
程伊川認為《大學》是孔子的遺書，是初學入德之門。
他解釋“中庸”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不變謂之“常道”。
禅宗講傳授心法，宋學認為《中庸》就是孔門心法。
孔子傳給子思，子思傳給孟子，前後相傳，其味無窮。
宋儒講經學與漢人不同。
漢人是笃守師法，宋儒則認為，凡合于理的便是師法，否則便不是。
因此，宋人講經有個特點：敢于懷疑。
這就把漢唐認為“經”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一套都推倒了。
敢于懷疑，這是好的，但不能沒有根據的亂懷疑。
清人王鳴盛批評宋儒是，道學大倡，罷落漢唐，獨研義理，治學創别是非，以理為準，“其流弊也悍”。
皮錫瑞在《經學曆史》中，也說宋人既不信注疏，又不信經文，删改經文“不可為訓”。
歐陽修寫了《易童子問》三卷，認為《易經》的《系辭》、《文言》等十翼是假的。
朱熹懷疑古文《尚書》的真實性。
朱熹的學生王柏作《詩疑》，删去了30多篇所謂“淫奔之詩”。
《春秋》三傳，孫複在作《春秋尊王發微》時，完全把它擱在一邊不管。
南宋葉夢得作《春秋谳》，把《公羊》《穀梁》二傳一概駁倒。
司馬光疑《孟子》不是孟子自己作的。
宋儒對古代經典的這些懷疑，隻有朱熹對古文《尚書》的懷疑是對的。
朱熹雖然懷疑古文《尚書》，但卻認為《僞古文尚書·大禹谟》所說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一段話，是好得不得了，是孔門傳授心法。
宋學的興起，有其曆史的必要。
唐末五代大亂，倫常敗壞，佛教又與倫常有矛盾，因此，統治階級提倡儒學。
當然，要使儒學能夠為宋代的統治者服務，還必須吸取和改造佛教中的有用的東西，以便能更好地欺騙群衆。
宋以前，國亡之後很少有人以死殉國的，宋以後就多起來了。
清初，毛奇齡變節投清，他講道學時說宋人都沒有國亡殉國的，全祖望舉出了許多例子來駁他。
二程主張“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北宋時，女人再嫁是不受斥責的。
王安石兒媳再嫁，範仲淹的母親也是再嫁過的。
他們都不回避再嫁的事。
南宋以後，提倡死守貞節。
現在再提倡宋學是要不得的，但是否宋學全要不得呢？是否宋學還有些可用之處呢？宋學講氣節，國亡殉國，不投降外國，這是值得肯定的。
佛講涅槃，涅槃即是寂滅（死）的意思。
人世什麼都空，都是“無常”，認為有生即有滅，最好是無生，無生即可不滅。
《易經》剛好與之相反。
《易傳》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仁近于樂”，“仁者不憂”（《論語》）。
這就是說，人不是苦的。
儒家講“有”，有父子，有君臣，有夫婦。
《易經》還講不滅，說“天地之大德曰生”。
這都是與佛教對立的。
宋學，一是經學，一是哲學。
漢人講訓诂，不講義理，宋學則在《周易》中找哲理，以代替佛教的哲學。
《易經》是最易于附會發揮的。
宋學的《太極圖說》是從道士陳抟那兒來的。
太極圖原是講煉丹術，是道家講煉丹秘訣的，講的次序由下而上。
陳抟的太極圖，經數傳到了周濂溪（周敦頤）。
他講太極圖的次序改為由上而下，并與“易有太極”聯系起來，這就成了儒家的東西了。
無極太極、動靜陰陽、缊感通，堯舜之道等等名堂，都是從《周易》的十翼中引伸出來的。
葉水心所說的“夷狄之說，本于中國”，就是指宋學把佛教的一套東西，加以改造，用《易經》的形式表述出來。
《易經》有象和數，宋人特别重數。
邵雍的《皇極經世》是專講數的，他甚至相信《河圖》《洛書》等無稽之談。
朱熹學問很博，但他也相信《河圖》《洛書》。
《周禮》也是宋代最重要的一部書。
宋是最積弱的朝代，統治者幻想實行《周禮》中所說的井田制度以求強盛。
宋儒李觏提倡《周禮》，他在《緻太平論》中說：“周之制，其神矣乎？”這就是說，按照《周禮》辦事，就可以解決積弱的問題。
據《周禮》記載，周時八家九頃地，各家種100畝，中間一頃為公地。
這樣，民可以安居樂業。
宋儒所以對《周禮》所記載的這種土地制度感興趣，說明宋代土地問題的嚴重。
張載也很重視《周禮》，認為治天下不用井田，即不會平，周緻治世，就是由于天下平，人君行井田，須有仁心。
王安石做宰相，不僅提倡《周禮》，還作《周禮新義》，規定考進士須讀《周禮》。
他還用《周禮》作為自己駁反對者的理論根據。
宋代重《周禮》，從政治上看，無非是企圖借《周禮》的井田制來對當前作些改良罷了。
《春秋》講尊王、攘夷，當然會受到統治者的重視。
宋儒重《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是從宋開始的。
《大學》《中庸》都是《禮記》中的一篇文章。
程伊川認為《大學》是孔子的遺書，是初學入德之門。
他解釋“中庸”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不變謂之“常道”。
禅宗講傳授心法，宋學認為《中庸》就是孔門心法。
孔子傳給子思，子思傳給孟子，前後相傳，其味無窮。
宋儒講經學與漢人不同。
漢人是笃守師法，宋儒則認為，凡合于理的便是師法，否則便不是。
因此，宋人講經有個特點：敢于懷疑。
這就把漢唐認為“經”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一套都推倒了。
敢于懷疑，這是好的，但不能沒有根據的亂懷疑。
清人王鳴盛批評宋儒是，道學大倡，罷落漢唐，獨研義理，治學創别是非，以理為準，“其流弊也悍”。
皮錫瑞在《經學曆史》中，也說宋人既不信注疏，又不信經文，删改經文“不可為訓”。
歐陽修寫了《易童子問》三卷，認為《易經》的《系辭》、《文言》等十翼是假的。
朱熹懷疑古文《尚書》的真實性。
朱熹的學生王柏作《詩疑》，删去了30多篇所謂“淫奔之詩”。
《春秋》三傳，孫複在作《春秋尊王發微》時，完全把它擱在一邊不管。
南宋葉夢得作《春秋谳》，把《公羊》《穀梁》二傳一概駁倒。
司馬光疑《孟子》不是孟子自己作的。
宋儒對古代經典的這些懷疑，隻有朱熹對古文《尚書》的懷疑是對的。
朱熹雖然懷疑古文《尚書》，但卻認為《僞古文尚書·大禹谟》所說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一段話，是好得不得了，是孔門傳授心法。
宋學的興起，有其曆史的必要。
唐末五代大亂，倫常敗壞，佛教又與倫常有矛盾，因此，統治階級提倡儒學。
當然，要使儒學能夠為宋代的統治者服務，還必須吸取和改造佛教中的有用的東西，以便能更好地欺騙群衆。
宋以前，國亡之後很少有人以死殉國的，宋以後就多起來了。
清初，毛奇齡變節投清，他講道學時說宋人都沒有國亡殉國的，全祖望舉出了許多例子來駁他。
二程主張“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北宋時，女人再嫁是不受斥責的。
王安石兒媳再嫁，範仲淹的母親也是再嫁過的。
他們都不回避再嫁的事。
南宋以後，提倡死守貞節。
現在再提倡宋學是要不得的，但是否宋學全要不得呢？是否宋學還有些可用之處呢？宋學講氣節，國亡殉國，不投降外國，這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