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宋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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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龍湯即是大便。
據說發高燒的人吃黃龍湯是會好的。
小和尚不管生什麼病，都叫他們吃黃龍湯。
道士罵和尚吃大小便，指的就是吃黃龍湯。
有的和尚否認吃黃龍湯這件見不得人的事，其實，這是否認不了的。
義淨就反對過吃黃龍湯。
如果不吃黃龍湯，義淨為什麼要反對？胡三省《通鑒注》引陶弘景《本草》，還說明黃龍湯的具體制法。
佛教對麻醉人民的作用是很大的，所以，總有人替它辯護。
《唐文粹》李節《送潭州道林疏言禅師太原取經詩序》就竭力說明佛教對統治階級的作用。
它說，學儒之人，力斥釋氏，其論甚粗，釋氏之教不外衰代之風之所激；而衰代之風，苟無釋氏，将無所寄心。
而儒者徒知佛教因衰世而興，而不知衰世之需佛，又不知釋氏助化之大。
李節說佛教給腐朽統治階級以自我麻醉的作用，這是說得很對的。
他又指出佛教可以使人安分，阡陌之人（農民）不敢起兵反對統治階級，這一點尤其說得對。
統治階級利用佛教盡管它蠹國殃民，大耗财物，但統治階級仍認為利大害小，堅決提倡佛教。
宋代既重佛，也重道。
但是，宋代的皇帝更需要借重儒家來重整倫常綱紀。
宋學與漢學完全不一樣。
它以倫常為基礎，同時又與佛道結合宋學内容很多是佛老的東西，漢學是漢人的東西。
宋學的先驅為唐的傅奕（反佛）、呂才（反道）、陳子昂。
《新唐書》三人合傳，這是有道理的。
陳子昂是講古文的。
韓愈可以說是對這三人思想的綜合和繼承。
他提倡“文以載道”，反對佛老。
韓愈不算經學家，但也講點經學。
他的《論語筆解》釋“宰予晝寝”說，“晝寝”是“畫寝”之誤，“畫寝”就是在寝室的壁上畫上圖像。
當然，這個解釋是不合古文派的觀點的，但這卻開了宋學的風氣。
與韓愈同時，有啖助講《春秋》。
《春秋》是正名分、講倫常的。
啖助的學生趙匡、陸淳且著有《春秋集傳》。
啖助的書已遺失，陸淳的《春秋集傳纂例》仍在。
啖助講《春秋》撇開傳注，直接從經文中尋義理，這也是開宋學之風。
韓愈寫了五原：《原道》《原性》《原毀》《原人》《原鬼》，弟子李翺作《複性書》，都是要重整倫常。
他認為名教（指儒家）自有天地，應該直接從儒教中找哲理。
宋學發展與木刻印書的發展也有關系。
後唐馮道刻九經于木闆，木版刻書就越來越多了。
這樣，就有助于經學的流傳。
同時，宋王朝又竭力提倡尊孔。
修國子監，把孔門十哲（子思、顔回等十位大弟子）的像也修立起來。
宋太祖趙匡胤屢次去國子監，表彰孝悌，親自主持進士的考選。
皇帝一提倡，于是響應的人就出來了。
宋初出了三先生，一是孫複（泰山先生），一是石介（徂徕先生），一是胡瑗（安定先生）。
孫複寫《春秋尊王發微》一書，其宗旨是“有貶有褒”，提倡尊王。
佛教是尊佛不尊王的，孫複用孔子的名義來評價人物，認為春秋時從周天子到諸侯卿大夫沒有一個人沒有一件事是好的，一概加以誅絕。
因此當時有人批評《春秋尊王發微》是“商鞅行法”。
孫複的尊王思想是适合于當時朝廷的需要的。
韓愈即說過：“君王神聖，臣罪當誅。
” 胡瑗在太學當教授，曾出了一題問學生：“顔子所樂何事？”這本來是誰也回答不出來的。
佛教的禅宗有所謂公案。
公案就是由老和尚提出一個誰也答不了的問題。
胡瑗這個辦法實際上也是學佛教的“公案”。
當時大家都覺得胡瑗的題目很好。
安定還叫人要“明體，達用”，即明儒家的根本道理，為朝廷服務。
胡瑗的學生考取進士的很多，他為宋王朝培養了一批人才。
石介可以說是首搞宗派活動的人。
宋代講《春秋》的人很多，都是借孔子名義來重整倫常的。
北宋時尊王。
南宋時，北方被金人奪去了，除尊王外，還要講攘夷。
胡安國作的《春秋傳》就是這樣的。
從胡安國的《春秋傳》看，他是一方面強調複仇，一方面又怕戰争。
《春秋》所記的齊桓公伐山戎這件事，《穀梁傳》說這是褒，《公羊傳》認為這是貶。
胡安國說，《春秋》稱“齊人伐山戎”，既稱人，可見是貶。
按照南宋攘夷的觀點來看，應該是“褒”（肯定齊桓公讨伐戎族）；可是胡安國卻認為是貶（否定）。
這反映了南宋統治者，一方面大叫讨伐金人，一方面又害怕戰争的思想。
宋代最重視的是三部經書：《春秋》《周易》《禮記》。
宋學以《周易》來代替佛教的哲學。
《周易》有幾點是與佛教哲學對立的。
佛教講“苦”、“空”、“滅”，認為人在胎中即是苦的，母親喝點熱水，胎兒就熱得要死，母親喝點冷水，胎兒即冷得要命。
所以人是苦的。
據佛家禅宗南宗看來，什麼都是空的，最後連佛也是空的。
什麼佛（釋迦）、什麼祖（達摩），一切皆空。
他們罵佛祖是老胡，是乾屎橛。
他
據說發高燒的人吃黃龍湯是會好的。
小和尚不管生什麼病，都叫他們吃黃龍湯。
道士罵和尚吃大小便，指的就是吃黃龍湯。
有的和尚否認吃黃龍湯這件見不得人的事，其實，這是否認不了的。
義淨就反對過吃黃龍湯。
如果不吃黃龍湯，義淨為什麼要反對？胡三省《通鑒注》引陶弘景《本草》，還說明黃龍湯的具體制法。
佛教對麻醉人民的作用是很大的，所以，總有人替它辯護。
《唐文粹》李節《送潭州道林疏言禅師太原取經詩序》就竭力說明佛教對統治階級的作用。
它說，學儒之人，力斥釋氏，其論甚粗，釋氏之教不外衰代之風之所激；而衰代之風，苟無釋氏，将無所寄心。
而儒者徒知佛教因衰世而興，而不知衰世之需佛，又不知釋氏助化之大。
李節說佛教給腐朽統治階級以自我麻醉的作用，這是說得很對的。
他又指出佛教可以使人安分，阡陌之人（農民）不敢起兵反對統治階級，這一點尤其說得對。
統治階級利用佛教盡管它蠹國殃民，大耗财物，但統治階級仍認為利大害小，堅決提倡佛教。
宋代既重佛，也重道。
但是，宋代的皇帝更需要借重儒家來重整倫常綱紀。
宋學與漢學完全不一樣。
它以倫常為基礎，同時又與佛道結合宋學内容很多是佛老的東西，漢學是漢人的東西。
宋學的先驅為唐的傅奕（反佛）、呂才（反道）、陳子昂。
《新唐書》三人合傳，這是有道理的。
陳子昂是講古文的。
韓愈可以說是對這三人思想的綜合和繼承。
他提倡“文以載道”，反對佛老。
韓愈不算經學家，但也講點經學。
他的《論語筆解》釋“宰予晝寝”說，“晝寝”是“畫寝”之誤，“畫寝”就是在寝室的壁上畫上圖像。
當然，這個解釋是不合古文派的觀點的，但這卻開了宋學的風氣。
與韓愈同時，有啖助講《春秋》。
《春秋》是正名分、講倫常的。
啖助的學生趙匡、陸淳且著有《春秋集傳》。
啖助的書已遺失，陸淳的《春秋集傳纂例》仍在。
啖助講《春秋》撇開傳注，直接從經文中尋義理，這也是開宋學之風。
韓愈寫了五原：《原道》《原性》《原毀》《原人》《原鬼》，弟子李翺作《複性書》，都是要重整倫常。
他認為名教（指儒家）自有天地，應該直接從儒教中找哲理。
宋學發展與木刻印書的發展也有關系。
後唐馮道刻九經于木闆，木版刻書就越來越多了。
這樣，就有助于經學的流傳。
同時，宋王朝又竭力提倡尊孔。
修國子監，把孔門十哲（子思、顔回等十位大弟子）的像也修立起來。
宋太祖趙匡胤屢次去國子監，表彰孝悌，親自主持進士的考選。
皇帝一提倡，于是響應的人就出來了。
宋初出了三先生，一是孫複（泰山先生），一是石介（徂徕先生），一是胡瑗（安定先生）。
孫複寫《春秋尊王發微》一書，其宗旨是“有貶有褒”，提倡尊王。
佛教是尊佛不尊王的，孫複用孔子的名義來評價人物，認為春秋時從周天子到諸侯卿大夫沒有一個人沒有一件事是好的，一概加以誅絕。
因此當時有人批評《春秋尊王發微》是“商鞅行法”。
孫複的尊王思想是适合于當時朝廷的需要的。
韓愈即說過：“君王神聖，臣罪當誅。
” 胡瑗在太學當教授，曾出了一題問學生：“顔子所樂何事？”這本來是誰也回答不出來的。
佛教的禅宗有所謂公案。
公案就是由老和尚提出一個誰也答不了的問題。
胡瑗這個辦法實際上也是學佛教的“公案”。
當時大家都覺得胡瑗的題目很好。
安定還叫人要“明體，達用”，即明儒家的根本道理，為朝廷服務。
胡瑗的學生考取進士的很多，他為宋王朝培養了一批人才。
石介可以說是首搞宗派活動的人。
宋代講《春秋》的人很多，都是借孔子名義來重整倫常的。
北宋時尊王。
南宋時，北方被金人奪去了，除尊王外，還要講攘夷。
胡安國作的《春秋傳》就是這樣的。
從胡安國的《春秋傳》看，他是一方面強調複仇，一方面又怕戰争。
《春秋》所記的齊桓公伐山戎這件事，《穀梁傳》說這是褒，《公羊傳》認為這是貶。
胡安國說，《春秋》稱“齊人伐山戎”，既稱人，可見是貶。
按照南宋攘夷的觀點來看，應該是“褒”（肯定齊桓公讨伐戎族）；可是胡安國卻認為是貶（否定）。
這反映了南宋統治者，一方面大叫讨伐金人，一方面又害怕戰争的思想。
宋代最重視的是三部經書：《春秋》《周易》《禮記》。
宋學以《周易》來代替佛教的哲學。
《周易》有幾點是與佛教哲學對立的。
佛教講“苦”、“空”、“滅”，認為人在胎中即是苦的，母親喝點熱水，胎兒就熱得要死，母親喝點冷水，胎兒即冷得要命。
所以人是苦的。
據佛家禅宗南宗看來，什麼都是空的，最後連佛也是空的。
什麼佛（釋迦）、什麼祖（達摩），一切皆空。
他們罵佛祖是老胡，是乾屎橛。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