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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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的故鄉上虞，不過是個小地方，竟有學生一百多人，足見當時讀書人之多。
“書館”教的是今文經，王充幼時學的是今文，後變成古文派了。
今文經的大師為董仲舒，古文經的大師為鄭玄。
鄭玄通所有的今文、古文各經。
鄭玄所以能通今、古各經，主要是東漢時造紙術的進步，以及今文章句的删減。
因此，鄭玄比馬融達到的成就更高。
馬融給古文全部經作了注解，而鄭玄則采用了今文的某些說法，甚至某些谶緯家的說法注經。
《詩·大雅·生民》關于姜嫄感天而生的說法，這本是出于今文家，鄭玄也采用了。
鄭玄基本上是古文派，但他采用了今文家的一些觀點。
由于鄭玄善于吸取今文派中的某些經說，今文被推倒了。
鄭學成了天下所崇的儒學。
魏文帝以後，做官的道路是“九品中正”。
做官的必須是門閥士族，不須要搞什麼今文、古文了。
士族最講究的是禮，禮中最重視的是喪禮。
鄭玄對喪禮最有研究。
鄭注三禮最受人重視。
這也提高了鄭學的地位。
西晉永嘉之亂，博士們保存的章句（講義）都丢掉了。
但古文的注解很簡單，所以儒生還記得住，而今文，由于太繁瑣，都記不得了。
這樣，西漢博士所傳的今文也就全部消滅了。
一個學派的獨尊地位是暫時的，一定會出現和它對立的學派。
鄭學是講《左傳》的。
當時，講《公羊》的何休與之對立。
另一個與鄭學對立的是專講馬融之學的王肅。
《公羊》在東漢時已不是重要的學問了。
《左傳》《穀梁》是抑制《公羊》的。
何休用17年的時間作《公羊解诂》，來為《公羊》辯護，他寫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育》《穀梁廢疾》三篇文章。
他所根據的是胡母生的《春秋條例》。
他的注解很簡單，是《公羊》注解中最好的一種。
此書保存至今。
馬融的學派為王肅所傳，王肅是王朗的兒子。
王肅根據馬融的學說對古文各經作了注解。
王肅敵不過鄭學，他造了《聖證論》《孔子家語》《孔叢子》三部假書來反對鄭康成。
他所以能把鄭康成壓下去，是由于他的女兒是司馬昭的夫人，他是晉武帝司馬炎的外祖父，所以他寫的東西都立于博士。
這樣，經學就成了鄭、王之争而不是今、古之争了。
鄭學的政治後台是魏帝曹髦。
曹髦幫鄭氏博士來反駁王氏博士。
後來曹髦被殺，王學是勝利了。
但是鄭學究比王學高明，東晉時，鄭學又壓倒了王學。
當鄭、王之學在鬥争時，有的經學陣地卻被别的學派奪去了。
首先是《周易》，玄學大師王弼注《周易》。
古文隻講訓诂，不講義理。
魏晉的玄學，不僅講訓诂，而且講義理。
王弼用玄理說易，故其所注《周易》壓倒了以前各學派。
杜預注《左傳》，範甯注《穀梁》，梅頤作《僞古文尚書》，又一玄學大師何晏注《論語》。
這些書出來後，把原來漢學的古文、今文家所作的注解都打倒了，隻有《毛詩》、鄭注《三禮》及何休的《公羊解诂》仍存在。
梅頤的《僞古文尚書》，到清初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才把它推倒。
這些注所以能推倒漢經學家的經注，并不是他們的學問一定比漢經學家高明，主要是由于他們吸取了前人注釋中的長處。
魏晉玄學盛行，今文學已是強弩之末。
特别是永嘉之亂以後，今文經全部散失（除何休的《公羊解诂》外），古文獨存。
南北朝通行的就是《毛詩》、鄭注《三禮》、杜注《左氏》、範注《穀梁》等，這些都是古文。
南北朝時，大體上南方仍繼承魏晉學風，北朝仍繼承東漢學風。
南方通行的是王注《周易》，杜注《左傳》，何注《公羊》；北方通行的則是鄭注《周易》，鄭注《尚書》，服虔注《左傳》。
《毛詩》《三禮》則南北都通行鄭氏。
《隋書·儒林傳》說：“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
”這句話可以作為當時南北學風的概括。
隋唐統一之後，南北的經學的不同，考試取士有困難。
唐太宗便叫孔穎達撰《五經正義》。
他以“疏不破注”的原則，将南北經學統一起來。
從此，儒生記住《正義》，便可考試作官，經學至此也就沒有什麼發展了。
宋學另開門面，與漢學全然不同。
宋學受了佛教的影響。
佛教在魏晉南北朝時盛行，引起了儒學的反對。
北朝儒者崔浩，與道士寇謙之聯合反佛。
崔浩在政治上主張恢複周朝的割據局面，五等爵制，保持門閥的特殊地位。
後來為鮮卑貴族所殺。
他的死，實際上與反佛有關，佛徒與鮮卑貴族聯合殺害他。
南齊範缜（古文家），他根據古文家的學風寫了《神滅論》，擊中了佛家的要害。
梁武帝幫佛家，把範缜壓下去了。
宋學興起的原因之一，是采用儒家的思想去反對佛家。
宋學吸取了佛家的佛性說，所謂狗子也有佛性，儒家用來說明人人可以為聖人（人皆可以為堯舜）的思想。
佛學成為豐富宋學的養料。
宋學有缺點，但反佛是應該肯定的。
王充的故鄉上虞，不過是個小地方，竟有學生一百多人，足見當時讀書人之多。
“書館”教的是今文經，王充幼時學的是今文，後變成古文派了。
今文經的大師為董仲舒，古文經的大師為鄭玄。
鄭玄通所有的今文、古文各經。
鄭玄所以能通今、古各經，主要是東漢時造紙術的進步，以及今文章句的删減。
因此，鄭玄比馬融達到的成就更高。
馬融給古文全部經作了注解，而鄭玄則采用了今文的某些說法，甚至某些谶緯家的說法注經。
《詩·大雅·生民》關于姜嫄感天而生的說法，這本是出于今文家，鄭玄也采用了。
鄭玄基本上是古文派，但他采用了今文家的一些觀點。
由于鄭玄善于吸取今文派中的某些經說，今文被推倒了。
鄭學成了天下所崇的儒學。
魏文帝以後，做官的道路是“九品中正”。
做官的必須是門閥士族，不須要搞什麼今文、古文了。
士族最講究的是禮，禮中最重視的是喪禮。
鄭玄對喪禮最有研究。
鄭注三禮最受人重視。
這也提高了鄭學的地位。
西晉永嘉之亂，博士們保存的章句（講義）都丢掉了。
但古文的注解很簡單，所以儒生還記得住，而今文，由于太繁瑣，都記不得了。
這樣，西漢博士所傳的今文也就全部消滅了。
一個學派的獨尊地位是暫時的，一定會出現和它對立的學派。
鄭學是講《左傳》的。
當時，講《公羊》的何休與之對立。
另一個與鄭學對立的是專講馬融之學的王肅。
《公羊》在東漢時已不是重要的學問了。
《左傳》《穀梁》是抑制《公羊》的。
何休用17年的時間作《公羊解诂》，來為《公羊》辯護，他寫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育》《穀梁廢疾》三篇文章。
他所根據的是胡母生的《春秋條例》。
他的注解很簡單，是《公羊》注解中最好的一種。
此書保存至今。
馬融的學派為王肅所傳，王肅是王朗的兒子。
王肅根據馬融的學說對古文各經作了注解。
王肅敵不過鄭學，他造了《聖證論》《孔子家語》《孔叢子》三部假書來反對鄭康成。
他所以能把鄭康成壓下去，是由于他的女兒是司馬昭的夫人，他是晉武帝司馬炎的外祖父，所以他寫的東西都立于博士。
這樣，經學就成了鄭、王之争而不是今、古之争了。
鄭學的政治後台是魏帝曹髦。
曹髦幫鄭氏博士來反駁王氏博士。
後來曹髦被殺，王學是勝利了。
但是鄭學究比王學高明，東晉時，鄭學又壓倒了王學。
當鄭、王之學在鬥争時，有的經學陣地卻被别的學派奪去了。
首先是《周易》，玄學大師王弼注《周易》。
古文隻講訓诂，不講義理。
魏晉的玄學，不僅講訓诂，而且講義理。
王弼用玄理說易，故其所注《周易》壓倒了以前各學派。
杜預注《左傳》，範甯注《穀梁》，梅頤作《僞古文尚書》，又一玄學大師何晏注《論語》。
這些書出來後，把原來漢學的古文、今文家所作的注解都打倒了，隻有《毛詩》、鄭注《三禮》及何休的《公羊解诂》仍存在。
梅頤的《僞古文尚書》，到清初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才把它推倒。
這些注所以能推倒漢經學家的經注，并不是他們的學問一定比漢經學家高明，主要是由于他們吸取了前人注釋中的長處。
魏晉玄學盛行，今文學已是強弩之末。
特别是永嘉之亂以後，今文經全部散失（除何休的《公羊解诂》外），古文獨存。
南北朝通行的就是《毛詩》、鄭注《三禮》、杜注《左氏》、範注《穀梁》等，這些都是古文。
南北朝時，大體上南方仍繼承魏晉學風，北朝仍繼承東漢學風。
南方通行的是王注《周易》，杜注《左傳》，何注《公羊》；北方通行的則是鄭注《周易》，鄭注《尚書》，服虔注《左傳》。
《毛詩》《三禮》則南北都通行鄭氏。
《隋書·儒林傳》說：“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
”這句話可以作為當時南北學風的概括。
隋唐統一之後，南北的經學的不同，考試取士有困難。
唐太宗便叫孔穎達撰《五經正義》。
他以“疏不破注”的原則，将南北經學統一起來。
從此，儒生記住《正義》，便可考試作官，經學至此也就沒有什麼發展了。
宋學另開門面，與漢學全然不同。
宋學受了佛教的影響。
佛教在魏晉南北朝時盛行，引起了儒學的反對。
北朝儒者崔浩，與道士寇謙之聯合反佛。
崔浩在政治上主張恢複周朝的割據局面，五等爵制，保持門閥的特殊地位。
後來為鮮卑貴族所殺。
他的死，實際上與反佛有關，佛徒與鮮卑貴族聯合殺害他。
南齊範缜（古文家），他根據古文家的學風寫了《神滅論》，擊中了佛家的要害。
梁武帝幫佛家，把範缜壓下去了。
宋學興起的原因之一，是采用儒家的思想去反對佛家。
宋學吸取了佛家的佛性說，所謂狗子也有佛性，儒家用來說明人人可以為聖人（人皆可以為堯舜）的思想。
佛學成為豐富宋學的養料。
宋學有缺點，但反佛是應該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