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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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家們說，皇帝是天的兒子——天子，皇帝作了壞事，天就現出災異來告誡了。
這也是董仲舒講災異的一個動機。
所以，他講得多了，引起了武帝的反感。
有一次，遼東高廟火災，董仲舒又發議論，他寫的稿子被主父偃偷去送給武帝。
武帝召諸生評論。
董仲舒的學生呂步舒不知道是他的老師董仲舒寫的，便說是“大愚妄”。
于是判董仲舒死刑，後來雖蒙诏赦，但董仲舒從此不敢再講災異了。
西漢衰時，用《詩經》治國。
宣帝表面上講儒，實際上是用“刑名”。
一天，太子（元帝）對宣帝說，陛下刑罰太甚，宜用儒生。
宣帝大怒，說，漢家自有制度，“以霸（刑名）、王（儒）道雜之”，儒家不通時務，是古非今，如何能用？将來亂我漢家制度的一定是你。
元帝立，外戚王氏逐漸掌權，不用《公羊》，而用《詩》為教。
《詩》提倡溫柔敦厚，便于統治者無忌憚地奢侈腐朽。
結果，王權下移，外戚專政，直到西漢滅亡。
總的說來，從高帝到文、景，用黃老之術；武帝到宣帝，霸王道雜之；元帝以後至西漢亡，《詩》學盛行，皇帝無權。
西漢末年有兩個大問題：一是土地集中，農民流亡，二是農民賣身為奴。
土地和奴隸兩個問題是相關的，農民沒有土地就隻好賣身為奴。
早在武帝，甚至文帝時，這兩大問題即已存在。
董仲舒主張限田（名田），即規定占有土地的一個最高限額，但是這個辦法實行不了。
西漢末年更嚴重。
王莽為了奪取政權，用托古于《周禮》的辦法，提出“王田”的主張，即根據《周禮》中關于井田制的說法，把土地收歸國有。
王莽一舉一動都學周公，以《周禮》作為政治改革的根據。
《周禮》是古文經，因此便提高古文經的地位。
劉歆是王莽的幫手，他寫了一封《移讓太常博士書》，大罵今文家的博士，遭到博士的激烈反對，博士都罷。
大司空上奏，說劉歆反先帝遺法，于是劉歆被貶出去做河内太守。
平帝時，古文經由于有王莽的政治力量做後盾，立了五個古文博士，以與今文博士對抗。
光武帝即位，又廢古文，提倡今文，要求今文博士講“谶諱”。
谶是托名孔子的預言，緯是解釋經書的。
光武因為谶緯中有“劉秀當為天子”的話，深信谶緯。
但遭到古文家的反對。
如古文家桓譚不讀“谶緯”，上書極言谶緯妖妄。
光武說他“非聖無法”，差點被砍頭。
當時用人，有的也以谶緯來決定。
所以，有個叫尹敏的在整理“谶緯”書時，他便在書的空白地方寫了“君缺口，為漢輔”幾個字，企圖使皇帝重用他。
光武帝看出來了，把他大罵一通，但沒有處罰他。
古文經是不語怪力亂神的，今文經不同，它專投皇帝之所好。
西漢時今文家講災異，原來有點限制皇帝暴虐的意思，到東漢時，就變成有災異要策免三公了。
由于東漢時天文學的進步，日蝕也可推算出來，災異不大好說了，今文學家就改說谶緯。
古文家反對谶緯。
王充是古文家反對災異和谶緯的代表。
東漢時，統治階級内部宗派鬥争極為嚴重。
世家大族收集一批貧寒士人，薦他們做個小官小吏。
有些人善于做官，可能從小吏上升為公卿。
這種貧寒士人稱薦舉者為恩主，恩主死，要服三年喪。
門生故吏成為集團。
例如袁紹世代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勢力很大。
經學中的派别鬥争也很激烈。
古文家中出了幾位大師，如賈逵、服虔、馬融、許慎等。
馬融對東漢的古文的發展有很大關系。
馬融是馬太後（明帝皇後）的侄子，貴族地位足以保衛他的經師地位。
他學問廣博，通各經，門下有好幾千學生。
因此，古文地位就更高了。
他的學生鄭玄，名望尤高，于是推倒了今文，古文成為獨占的了。
今文的衰落有其本身的原因。
第一，東漢時不再通過今文經的途徑做官，做官是通過征辟之途了。
士人學今文經不再那麼熱心。
第二，今文太繁瑣，秦延君說《尚書》“堯典”二字，竟達10多萬字。
說“曰若稽古”四字，多至3萬字。
一部經書的章句，多至100萬字，少的也有幾十萬字。
苦死了學習的人。
光武帝自己在學今文時，也吃過這個苦頭。
他當皇帝後，便令儒臣删五經章句作為太子的課本。
桓榮删歐陽氏《書經》，從40萬字删為23萬字，桓郁又删為12萬字。
又，張奂删牟氏《尚書章句》45萬字為9萬字。
可見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廢話。
《漢書·藝文志》說：“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
”這确是打中了今文的弊病。
古文家主張通訓诂，通大義，所以沒有繁瑣的弊病。
東漢時，“通人惡煩，羞學章句。
”由于今文的繁瑣。
人們都不願意學了。
雖然如此，但是，今文經學的勢力仍很大。
今文經是官學，太學生仍達一萬人。
各地私人的“精廬”（私立大學），學生多的也達幾千人。
當時古、今文學都開設私立大學招收學生。
此外還有小學稱“書館”。
例如王充八歲進書館，書館中有學生百餘人
這也是董仲舒講災異的一個動機。
所以，他講得多了，引起了武帝的反感。
有一次，遼東高廟火災，董仲舒又發議論，他寫的稿子被主父偃偷去送給武帝。
武帝召諸生評論。
董仲舒的學生呂步舒不知道是他的老師董仲舒寫的，便說是“大愚妄”。
于是判董仲舒死刑，後來雖蒙诏赦，但董仲舒從此不敢再講災異了。
西漢衰時，用《詩經》治國。
宣帝表面上講儒，實際上是用“刑名”。
一天，太子（元帝）對宣帝說，陛下刑罰太甚，宜用儒生。
宣帝大怒，說，漢家自有制度，“以霸（刑名）、王（儒）道雜之”，儒家不通時務，是古非今，如何能用？将來亂我漢家制度的一定是你。
元帝立，外戚王氏逐漸掌權，不用《公羊》，而用《詩》為教。
《詩》提倡溫柔敦厚，便于統治者無忌憚地奢侈腐朽。
結果，王權下移，外戚專政，直到西漢滅亡。
總的說來，從高帝到文、景，用黃老之術；武帝到宣帝，霸王道雜之；元帝以後至西漢亡，《詩》學盛行，皇帝無權。
西漢末年有兩個大問題：一是土地集中，農民流亡，二是農民賣身為奴。
土地和奴隸兩個問題是相關的，農民沒有土地就隻好賣身為奴。
早在武帝，甚至文帝時，這兩大問題即已存在。
董仲舒主張限田（名田），即規定占有土地的一個最高限額，但是這個辦法實行不了。
西漢末年更嚴重。
王莽為了奪取政權，用托古于《周禮》的辦法，提出“王田”的主張，即根據《周禮》中關于井田制的說法，把土地收歸國有。
王莽一舉一動都學周公，以《周禮》作為政治改革的根據。
《周禮》是古文經，因此便提高古文經的地位。
劉歆是王莽的幫手，他寫了一封《移讓太常博士書》，大罵今文家的博士，遭到博士的激烈反對，博士都罷。
大司空上奏，說劉歆反先帝遺法，于是劉歆被貶出去做河内太守。
平帝時，古文經由于有王莽的政治力量做後盾，立了五個古文博士，以與今文博士對抗。
光武帝即位，又廢古文，提倡今文，要求今文博士講“谶諱”。
谶是托名孔子的預言，緯是解釋經書的。
光武因為谶緯中有“劉秀當為天子”的話，深信谶緯。
但遭到古文家的反對。
如古文家桓譚不讀“谶緯”，上書極言谶緯妖妄。
光武說他“非聖無法”，差點被砍頭。
當時用人，有的也以谶緯來決定。
所以，有個叫尹敏的在整理“谶緯”書時，他便在書的空白地方寫了“君缺口，為漢輔”幾個字，企圖使皇帝重用他。
光武帝看出來了，把他大罵一通，但沒有處罰他。
古文經是不語怪力亂神的，今文經不同，它專投皇帝之所好。
西漢時今文家講災異，原來有點限制皇帝暴虐的意思，到東漢時，就變成有災異要策免三公了。
由于東漢時天文學的進步，日蝕也可推算出來，災異不大好說了，今文學家就改說谶緯。
古文家反對谶緯。
王充是古文家反對災異和谶緯的代表。
東漢時，統治階級内部宗派鬥争極為嚴重。
世家大族收集一批貧寒士人，薦他們做個小官小吏。
有些人善于做官，可能從小吏上升為公卿。
這種貧寒士人稱薦舉者為恩主，恩主死，要服三年喪。
門生故吏成為集團。
例如袁紹世代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勢力很大。
經學中的派别鬥争也很激烈。
古文家中出了幾位大師，如賈逵、服虔、馬融、許慎等。
馬融對東漢的古文的發展有很大關系。
馬融是馬太後（明帝皇後）的侄子，貴族地位足以保衛他的經師地位。
他學問廣博，通各經，門下有好幾千學生。
因此，古文地位就更高了。
他的學生鄭玄，名望尤高，于是推倒了今文，古文成為獨占的了。
今文的衰落有其本身的原因。
第一，東漢時不再通過今文經的途徑做官，做官是通過征辟之途了。
士人學今文經不再那麼熱心。
第二，今文太繁瑣，秦延君說《尚書》“堯典”二字，竟達10多萬字。
說“曰若稽古”四字，多至3萬字。
一部經書的章句，多至100萬字，少的也有幾十萬字。
苦死了學習的人。
光武帝自己在學今文時，也吃過這個苦頭。
他當皇帝後，便令儒臣删五經章句作為太子的課本。
桓榮删歐陽氏《書經》，從40萬字删為23萬字，桓郁又删為12萬字。
又，張奂删牟氏《尚書章句》45萬字為9萬字。
可見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廢話。
《漢書·藝文志》說：“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
”這确是打中了今文的弊病。
古文家主張通訓诂，通大義，所以沒有繁瑣的弊病。
東漢時，“通人惡煩，羞學章句。
”由于今文的繁瑣。
人們都不願意學了。
雖然如此，但是，今文經學的勢力仍很大。
今文經是官學，太學生仍達一萬人。
各地私人的“精廬”（私立大學），學生多的也達幾千人。
當時古、今文學都開設私立大學招收學生。
此外還有小學稱“書館”。
例如王充八歲進書館，書館中有學生百餘人